後DQ年代,本土政治如何走?

後DQ年代,本土政治如何走?

在主權移交20周年前夕回望舊事,不禁令人唏噓。在過去的2016年,本土政治猶如坐上過山車,大起大跌。雖然梁天琦、陳浩天等本土派領袖被選舉主任褫奪參選立法會的資格,但8月5日卻有逾萬民眾於添馬公園舉辦史上首場港獨集會。到9月初選舉,青年新政的游蕙禎與梁頌恆挾着這股民氣成功當選,此外另一些以「自決」、「香港前途決議」、「本土」為口號的在野政治家亦能奇蹟當選。可是高潮過後,就是反高潮。游梁二人於宣誓就職時,未經思索就藉機辱罵中國為「People’s refucking of Chi-na」,之後被拒再次宣誓。北京當局再次「釋法」,政府則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以求褫奪二人之議席。

假如此時游梁認真思索抗爭行動,或能替本土陣營挽回一點士氣,但游梁二人偏偏剛愎自用,亦未曾與政治團隊商量過半句,不斷在香港、外國鬧笑話。當他們在司法覆核敗訴,二人就正式被奪去議員資格。雖然游梁二人矢志上訴,但本土陣營早已因二人的敷衍失責士氣大壞,猶如樹倒猢猻散。在2016年夏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民調時,本土派年輕人意氣風發,有近四成年輕受訪者支持香港於2047年獨立;到今年5月,支持港獨的年輕人比率大減,如今只有不足一成半年輕受訪者堅持港獨。 (但30至49歲那代的受訪者,對港獨的看法卻沒有變得負面,甚至比以往略為同情港獨。那明顯是局限於年輕世代的士氣問題。)經過顛簸起跌的一年,年輕人猶如洩了氣的氣球,本土政治也不得不暫時劃上休止符。

政治低氣壓之下,本土運動應痛定思痛思索前路。在過去幾年,本土政治的發展,其實有點冒進、急燥,又會為求標新立異而對其他在野派尖酸刻薄。本土派的思維,當然應該既進步又能批判,但當我們須要介入現實政治,卻要沉穩、踏實,並要寬宏大量廣結善緣。筆者是做論述的,亦無意參與現實政治,因此可以在著述中主張香港獨立,並據理力爭反駁批評港獨的在野派朋友。但若然要參加選舉、投身現實政治,就是要在現有制度限制下為本土政治開拓空間。這個過程,就必須務實以政績為本,這樣不論行事、策略、責任,都會與研究學問或整理論述大異其趣。

本土政治必須以民眾為本

在過去一年,本土運動未有察覺現實政治對從政者的嚴格要求。本土派一方面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作祟,另一方面又對充滿壓逼的現實心懷怨恨,這樣他們去年投身政壇時,就高調而激烈地把前衛的理念、躁動的情緒一次過投放出來。如此固然能爆發出激動人心的能量,但去年底的連串挫折,終究證明橫衝直撞只能歸於徒勞。為什麼去年本土政治會遭遇挫折呢?一方面這是因為本土派高姿態的行動,令本土政治根基未穩,就要面對中國聯同港共政權殘酷而徹底的打壓,但更重要的是香港民眾並未準備好去全情投入本土政治:他們關懷本土之心近年縱然日益熾烈,但要他們為本土政治而與日趨高壓的政權對抗,卻還未有充足的心理準備。而抗爭心態能否建立,須有天時、地利、人和,縱然我們要改變昔日保守怕事的政治文化,對民眾卻不宜苛責,不能把民眾當成傻瓜:他們質疑本土思潮,不盡是政治冷感或大一統情結之過。本土派有一套能釋疑的論述嗎?我們有本錢令民眾相信本土政治有成功的希望嗎?但一些本土派卻對民眾缺乏耐性,動輒就與持異議者對罵:或是嘲笑民眾為未覺醒的「港豬」,「離地中產」、或不可理喻的「左膠」。殊不知這種傲慢的態度,反倒令民眾更難為本土政治作好準備。吾友吳叡人老師一直關心香港本土政治,對本土政治近年的發展甚為鼓舞。然而,雖然吳老師毋容置疑是一個獨派,卻對香港本土派的浮躁深感不安。每次訪臺,老師都會再三叮嚀:本土運動不應太急躁,更不要為標新立異造成在野派的分化。

誰是香港本土政治真正的主角?不是本土派,而是香港的民眾。本土政治是如何出現的?縱然香港於十九世界末已經有少數視香港為家邦的精英,香港普羅民眾大都要到戰後才擺脫原鄉意識,不再視自己為旅居者,並學會視香港為自己的家邦。在七十年代,香港人衣食日漸豐足,就開始想要解決種種都市問題。他們逐漸組織起來,先是為個別民生議題發聲,之後逐漸為社區權益抗爭。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人一方面意識到自己是有異於鄰近地區的獨特族群,另一方面又察覺到同一座家邦的民眾,都要面對同樣的公共議題,幾百萬人有着共同的命運。他們與家邦的同伴為自由、幸福和尊嚴努力,最終要求這座家邦的公共事務、以至是整座家邦的前途,都當由香港全體住民平等地決定。此乃香港民主運動之濫觴,亦是香港本土意識之源頭。其實這種主張命運自主、港人治港的集體認同,學理上可稱為「香港國族(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只是在香港語境中,因着政治正確及種種情意結的緣故,多被稱為「本土意識」、「公民意識」或「命運共同體」等等。

本土意識之興起,已有幾十年歷史,那麼今日的本土派新在何處?國族建構,或曰本土意識的形塑,從來都是跨世代、甚至可以是跨世紀的過程。在過程中,一代人往往只能做好一代人的事,想要以一場大革命畢全功於一役,往往只會帶來更多的壓逼及難題。戰後第一代移民多視香港為旅居地,要到他們於香港生出的下一代才學會視香港為家邦。之後一些香港人為本土身份自豪,卻又為了平衡政治正確的情意結,面自視為特殊的中國人。到1980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世代,則已經意識到香港中國、一邊一國,而香港民主不彰正正是中國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但我們得留意,本土意義之演變是漸進的,而上一輩或許不夠「本土」的抗爭,卻也曾為往後的抗爭留下遺產。本土派不能說惟獨自己那一代才是真本土,其他的都是反本土。上一輩的論述或已追不上形勢,但本土派與上一輩之間,仍是有着傳承關係。不同世代判斷有異,但除卻小部份為帝國榮光投共之徒,他們畢竟都是為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奮鬥。合作、諒解的基礎,仍是存在。

只要本土派意識到國族建構是個長時段的進程,就不須急躁,反倒要對未來有信心。只要香港尚存公民集體論政、議政的空間,這些公民在爭取民主權利之時,就會相濡以沫,覺得所有公民都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只要還有社會運動,「公民命運共同體」的出現,勢必鞏固社會的本土認同。公民群體對自由、幸福和尊嚴的追求,最終必然帶來更堅定的本土意識。本土派若有耐心,未有盲動冒進,本土政治低潮過後,還是會有回潮的一天。

那麼講,我們不應過份強調現有本土派的角色。他們與上一代有承傳關係,下一代的本土抗爭者亦將持續抗爭,甚至可能才是真正令本土政治於主流站穩的一代。這樣,本土派不應把較保守的上一代視為仇敵,反倒要同情理解他們也許會抗拒港獨一類講法,但仍可設法與他們諒解和合,比如和他們合作爭取民主、一起抵抗中國帝國主義侵害那僅有的自由。那樣縱然不講港獨,卻確實能促進香港人的自立自主。而既然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們亦應告別急躁,不要把所有情緒及控訴一次過爆發出來。也許我們這一代應低調務實,莫輕易高言大志,反倒設法令本土身份認同傳承下去。也許到下一代,香港本土意識鞏固了、民眾都下定為本土抗拒殖民的決心,屆時才考慮是否進取、該否勇武吧。香港的自立,不是由少數精英決定的,而是需要民眾集體立志方能成事。

近期本土政治有一個怪現象:本土派的領袖抗拒參與其他在野公民社會的社會運動,堅持要別樹一幟自己辦自已的運動,還要指責其他人「行禮如儀」。但之後本土派不論在資源、論述還是群眾基礎皆有所不足,結果他們只能辦幾個不痛不癢的論壇,只能取得圍爐取暖的後果。這種做法,只是廉價的標新立異,亦是缺乏魄力的表現。本土政治,理當就是香港全體公民的政治。除卻少數水晶級的老頑固,即個在野派應該都被視為需爭取過來的泛本土派。香港現有的在野公民社會,理應是本土政治發展的舞台,本土派應參與其中,然後透過在運動中休戚與共的情懷,鞏固香港公民的本土認同。本土派不應只把香港國族/民族當作口號,本土運動必須與其他在野社會運動連結,整合為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方能達成國族建構的目標。孤芳自賞的先鋒黨運動,在本質上是反國族而獨裁的,而且在香港的環境,必會淪落為小眾圍爐的景況。

以間接路線鞏固本土權益

本土運動是場馬拉松。一開始就提出最激烈的訴求,未必是最理想的做法。敢呼叫港獨口號,是一個人的勇氣;但能令以後幾代香港人都視自己為獨特的公民群體,這樣本土運動才算是步向成功。而本土意識之鞏固、以至未來香港人爭取自決的籌碼,都不能只靠政治戰線的工作。本土政治的視野,不應只着眼於某幾句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口號,亦不應局限在政治運動及選舉政治之中。在文化、學術、經濟、民間外交等範疇,縱然表面上與現實政治無關,卻是本土意識能否延續的關鍵。

文化從來都是凝聚本土認同的基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曾經指出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令廣闊地域的民眾都共享同一套潮流文化,如此他們才有同時同地面對相同命運的共同體想像。七十年代興起的港式粵語流行文化,不也是本土認同從精英邁向普及的關鍵嗎?我們應該批判電視文化的保守政治意識,但無可否認電視劇中那些熟悉的面孔,曾令香港人情感上確認他們同屬香港這個大家庭。縱然港式粵語流行區不乏濫情的K歌,但亦有不少刻劃香港時代精神(Zeitgeist)的佳作,部份歌詞更稱得上是香港的文學瑰寶。我們當思索如何能令這些流行文化得以傳承,並加入本土認同及進步價值之理念,藉此喚醒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意識。這一切都需要有一群有心人持之以恆,默默地從事音樂創作、戲劇創作、文學創作。這不是辦幾場集會、搞幾個論壇、喊幾句口號就辦得成。但從政者要支援文化創作,在現制度下並非毫無辦法:從政者只須踏實工作,不須太多振奮人心的激昂口號。把浪漫與激情留給文化人吧,他們肯定能做得更好。

要為香港爭取自由、幸福和尊嚴,亦需要在經濟方面努力。本土政治、代議政制、民間資本三者在健全的現代社會,乃互相扶持的支柱。然而,香港民主政治的倡議者多出身自社福界、法律界等服務中產階層,未有理順資本與民主運動的關係。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從來都是由帝國主義庇蔭的國家資本主義。資本階級是以沒有獨立政治身份,只能成為仰賴政權庇蔭的買辦,以往是同時為西方及中國的帝國主義服務,到近年則擔當引進中資壟斷的排頭兵。他們既不會投身民主政治,亦會為短期私利促進香港對中國單一市場的依賴。雖然帝國資本壟斷之局已成,但在創新經濟、共享經濟的年代,香港的創業家縱會遇到建制的阻攔,但只需略為組織、加點鼓勵,他們其實可以讓香港的資本走出去,擺脫對中國帝國資本的倚賴。濱下武志曾指出香港的經濟腹地除東亞大陸外,還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各沿海地域,基本上就是塞爾登地圖(Selden Map)上的廣闊海域。除了要擴展香港經濟腹地,擺脫帝國的壟斷,我們亦應透過社會企業,借市場之力促進香港公共事務之善治。我們可以把利潤投放在支援本地新興產業、或是以行銷令香港製品能走向世界,從而促進香港經濟自主。與此同時,社會企業亦能為本土政治、民主運動提供穩定財源。從商者是務實的,他們不會高呼口號,但其工作對本土能否自主有着舉足深足的影響。

除此以外,香港要自主,就要努力爭奪話語權。如今年輕人要唸研究院越來越難,大學的香港研究不振,在國際期刊亦少有香港本位的香港研究。民間社會是否能夠推動民間學術研究,以民間力量補足學院不足,讓學術領域能夠有更多香港人的聲音呢?我們有須有民間外交,不要懹香港於世界各地被中國官方代表掉。與東亞沿海自由世界的民間社會要有更多的交流。香港民間社會的角色,既是要臺灣、韓國、日本等地取經,也要以過來人身份警惕他們提防中國帝國主義走向擴張主義的趨勢,並必須建立一條連接東南亞及東北亞的沿海自由走廊與之抗衡。面對中國,我們或應有一種既不主張大一統、亦非莫不關心的「第三種中國想像」。比如粵語區一直受到北京政權文化逼壓,開始出現捍衛本土風俗的社會運動。民間社會又能否暗中連絡港粵兩地的本土運動,共同對抗大一統的中國帝國主義?這些重要的工作,不是參政者能高調辦理的,卻能透過民眾的力量繞過目前制度的限制。

以上林林種種的事,靠的是社會力、經濟力,而不是政治運動或選舉政治。民眾既是本土之主體,本土政治之興起,靠的也是眾人之力。本土派參與現實政治,並不是為了成為眾人的英雄。單憑現時的實力,本土派選舉表現再出色,也無法逕自宣佈獨立並成立臨時政府。他們只需要踏實的工作,在文化政策、經濟政策、民間社會政策中作出微小而確實的改革。然後當北京要進一步侵害香港人的自由與尊嚴,就與其他在野派團結抗敵。在這過程中,一句港獨口號也不須說,甚至連激烈言辭也不必要。縱然如此會被激進派嘲笑為「新泛民」,但若改善了香港本土的社會力和經濟力,本土政治距離達成自主的目標,其實能比往日更進一步。

那即是說:本土政治目前要重新振作,就要放棄高調的表態、同時低調地為香港自主製造條件。本土派須意識到上一輩的在野派,歸根究柢都是為香港的自由、幸福和尊嚴而戰的同路人,除卻某些對本土有水晶級敵意的死硬派,本土派應該尋求復和、爭取諒解。香港目前僅有的自由,也得靠全體在野派同心協力,才有望能守得住。本土派必須謙卑面對民眾,並透過社會力、經濟力,帶來本土政治的靜默革命。也就是說:要少說話、少情緒、多做事。

本土政治的倫理

時人常有誤解,以為少喊幾句口號、抗爭不夠激烈,就是變節、就是妥協。然而政治的倫理,當為責任的倫理。我們的政治目標,取決於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相信香港的公共事務當由全體香港人共同決定,那麼我們就主張本土政治,以確立香港人的自由、自主、自治為政治目標。但當我們訂立了政治目標後,從政者對此等目標能否實踐就要負上責任。從政者的責任不是要表態,而是要成事。

選舉政治傳入東亞後,卻與既有道德主義政治文化結合成奇臭無比的毒瘤,也就是道德掛帥的選舉文化。此等文化於在野派中尤為普遍。他們會高舉一些現實難以踐行的原則,佔領道德高地後,又愛肆意攻擊不肯歸隊的在野派,指斥為陰險、自私、計算,實情他們不過是策略不同、判斷有異吧。而本土派未正式步入政壇,卻已迅速習得此等惡習,你罵我「偽港獨」、我罵你「教主教徒」,還要給其他在野派「投共」「左膠」的帽子。有的在野派愛談原則鄙視策略,覺得講謀略就會沾污自己潔淨的靈魂。而本土派中,一些人卻時刻要顯示自己超脫於其他在野派,就是要英雄主義要耍帥,就算一糗再糗仍要剛愎自用。他們有為公義奔走嗎?他們有愛本土、愛香港嗎?沒有!他們只想到了自己,都是自私精。

經過去年的挫折,本土政治必須整頓策略、重新上路。本土運動不能再急躁冒進、四處樹敵、孤芳自賞。我們必須確認其他在野派的朋友縱對本土思潮反應不一,大部份都願意為香港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奮鬥。縱然我們因本土思潮起了爭辯,大家毫無疑問都是肯為公共的善獻身的香港人,理當是盟友而非敵人。本土派務必要放下身段,務實地重塑本土論述,藉此說服尚有猶豫的盟友。除此以外亦要少談口號、多做實事,在文化、社會、經濟各層面默默耕耘,為香港的自由、自主、自立作微小而確實的貢獻,在2047大限前累積本錢。至於激昂的口號、或是勇武的路線,到本土政治真正步入主流後,才姑且略作考慮罷。

六四慘案與香港的抗共自救運動

六四慘案與香港的抗共自救運動

在國共內戰後,港中邊境變得相對執閉。身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得以避過鄰國的政治動盪,走上自己的發展軌跡。到1970年代,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已步入成年,而香港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可觀成就。以香港為家鄉的本土意識,原本只見於上層階級,如今已發展為庶民之集體意識。雖然香港未有民主化,但麥理浩時代的一連串改革,特別是新成立的廉政公署不斷鼓勵香港人要盡公民責任舉報貪官,令香港人意識到政府理應為民眾利益而服務。如此令部分香港人意識到要當家作主。香港人認受香港政府之管治,英國方面亦尊重香港政府之自主,令香港在實際運作上等同於一個類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香港人視港中分治之政治現實為常態,則令香港人成為一個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只是好景不常,英中兩國因新界租約而走上談判桌,香港人在其中卻無緣置喙。最終香港人淪為被賣的孤兒,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篤定要於1997年淪為稱作「特別行政區」的中國殖民地。中國在談判初期曾暗示可讓香港「民主回歸」,但在米已成炊後,卻又堅持採用由宗主國聯同權貴操盤的制度。香港人曾為民主抗爭過,但是八八直選、基本法起草、以至是與政制無關的大亞灣核電廠工程,中國這個新殖民霸權都要敵擋香港人的意願。

有能力的香港人,可以選擇移民他方,離開這個傷心地:事實上在1980年代末,這片五百萬人口的領域已走了十萬計的人。但走不了的,就只能寄望中國能於1997年前走向自由開放。事實上,當年中國的確值得令人期望: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知識青年紛紛思索前路,想像著更自由的未來。當年中國拍了一部叫《河殤》的紀錄片,反映出新一代對西方自由文明的期盼。而在1980年代末,爭取民主自由的學潮的風起雲湧。當他們於1989春為追悼身為改革派的胡耀邦,走到天安門廣場發起抗爭,那一鼓衝勁,令在低谷中的香港人得以充權,重拾對未來的寄望。

天安門學運最終悲劇收場,自由派的領袖,不是死就是被抓,沒被抓的又流亡海外。留在中國而又堅持下去的,則勢孤力弱。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並展開全面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而剛當選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則是新自由主義者,主張撤銷對中國的貿易壁壘,令中國經濟於1990年代開始高速增張。原先一窮二白中國民眾,於這十幾年紛紛添置了電視機、雪櫃、洗衣機以至是流動電話,他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就對北京政權心存感恩,而中國帝國復興的想像亦令他們覺得與有榮焉。中國於1989年後向新一代推行洗腦國民教育,在經濟增長的大勢下亦事半功倍。

香港民眾未有忘記自由的感動、中國民眾選擇遺忘並戀慕帝國,香港與中國,自此又再愈行愈遠。這場學運,一方面喚起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令部分人自覺有去開化、解放中國的責任。另一方面,這場學運又喚醒了香港人的公民意識,令他們意識到要參與香港這個家鄉的公共事務。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迫壓,亦令香港人意識到港中兩地政治文化差天共地,使他們立志要以民主政治抵抗中國霸權的入侵。香港人直到今日,仍在跌跌碰碰,部份人逐漸意識到要靠自已雙手爭取自立自主,要令香港成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

在天安門血案28週年前夕,筆者特意分享拙著《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相關段落的修訂稿,讓大家能瞭解香港人當年在巨變前夜的心路歷程。

在1980年代,香港人屢遭中國強權欺壓,而且屢戰屢敗,但此時北京政權亦面臨內政上的壓力。中國開放改革於1980年代末碰上瓶頸,城市失業率增加至25.5%,通貨膨脹及貧富差距之再現亦激起社會矛盾。當時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有官方聯繫者能透過貨品於兩個制度之間的差價牟利。這種官倒現象加劇了部分地方的物資短缺,令民生受損。 北京政權內部亦出現開明派與保守派之角力。開明派主張市場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為主張維持黨國體制及計劃經濟的保守派所猜忌。屬開明派的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被指縱容大學生自由化傾向,而遭保守派於1987年逼迫下台。改革開放到1980年代末因經濟不景和政爭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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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與世長辭,共產黨只肯為胡設立規格較低的「治喪辦公室」,而未有按國家領導人規格設立「治喪委員會」,令開明派支持者大失所望。北京大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並逐漸凝聚為一場爭取改革的學生運動。4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外集會的北京大學學生提出了七點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
2.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3. 允許民間辦報和言論自由。
4. 公佈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
5. 取消北京市的遊行十條。
6.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 如實報導此次悼念活動。

學生代表於21日晚跪在人民大會堂外,要求總理李鵬接收其請願書,但北京政權明顯無意向學生示好。學生隨後發起罷課,並獲知識分子聲援。抗爭者無意要挑戰共產黨的統治,但北京政權無視他們平和而合理之訴求,還將事件定性為動。《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誣衊學生: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北京學生的抗爭,感動了情緒低落的香港人,使他們重燃對自由的渴望。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都在聽崔健的〈一無所有〉。這首歌道出了學運人士的時代精神(Zeitgeist):他們為自由而付出的熱情,使他們可以放棄一切,直到一無所有:

我曾經問個不休 妳何時跟我走?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我要給妳我的追求 還有我的自由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喔~妳何時跟我走? 喔~妳何時跟我走?

腳下這地在走 身邊那水在流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為何妳總笑個沒夠? 為何我總要追求?
難道在妳面前我永遠 是一無所有?
喔~妳何時跟我走? 喔~妳何時跟我走?

告訴妳我等了很久 告訴妳我最後的要求
我要抓起妳的雙手 妳這就跟我走!
這時妳的手在顫抖 這時妳的淚在流
莫非妳是正在告訴我 妳愛我一無所有?
喔~妳這就跟我走! 喔~妳這就跟我走!

北京學生生於極權國度,尚且堅持要爭取自由,那香港人的挫折,又何足掛齒?他們覺得自己與北京的抗爭者一樣,都在面對着仇視民意的北京政權。這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使香港人深信自己亦是參與北京學運之一員,大家都在追求同一個自由夢。民謠歌手盧冠廷此時與身為詞人的妻子唐書琛合撰〈為自由〉一曲,並邀請到香港演藝界人士大合唱:

騰騰昂懷存大志
凜凜正氣滿心間
奮勇創出新領域
拚命踏前路

茫茫長途憑浩氣
你我永遠兩手牽
奮勇創出新領域
濺熱汗 卻未累
濺熱血 卻未懼

愛自由 為自由
你我齊奮鬥進取 手牽手
揮不去 擋不了
壯志澎湃滿世間 繞千山

對這種渴求自由的感動,香港人一直未能忘懷,成為他們於未來幾年爭取政治改革和社會公義的原動力。後來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經常唱頌的〈自由花〉,於1993年由詞人周禮茂撰詞,寄調臺灣歌手鄭智化〈水手〉一曲,描述的亦是1989年那跨越國界對自由的感動:

忘不了的 年月也不會蠶蝕
心中深處始終也記憶那年那夕
曾經痛惜 年月裏轉化為力
一點真理 一個理想永遠地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
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無論雨怎麼打 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 記著吧

忘不了的 留下了不死意識
深深相信始終會變真某年某夕
如此訊息 仍賴你跟我全力
加一把勁 將這理想繼續在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
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無論雨怎麼打 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 記著吧

與此同時,他們亦寄望北京學生能成功推動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這樣便可以扭轉香港民主運動近年之頹勢,或至少讓香港人可以面對一個較珍惜民意的中國政府。這種港中兩地同仇敵愾的共鳴,原為渴求自由的感動,但因身陷大中華文化主義迷思而缺乏詞彙的香港人,卻將這種戀慕自由的激情註釋為「愛國」。這樣香港人就將一場為普世自由價值吶喊的社會運動,描述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

關注北京學運的不只有民主派,連香港親共分子亦因相信中國變天在即而「忽然民主」起來。民促會於5月20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集會,抗議中共當局頒佈戒嚴令,有5萬人參加。當日風雨交加,天文台亦於下午懸掛八號風球,但市民仍無懼風雨,遊行往新華社外示威。次日有逾百萬人上街遊行,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亦於同日成立,由司徒華出任主席。支聯會在24日於維園集會,十萬名參加市民齊呼「李鵬下台」。而在27日為支聯會籌款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香港大部分藝人均響應梅艷芳之號召而出力,象徵着支援北京學運之運動已成為全民參與的運動。到28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則有150萬人上街呼應,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政治集會。連串的大型動員,使香港人告別政治冷感。雖然這些集會所爭取的是鄰國的自由民主,但亦是香港人首次為自己的共同命運團結發聲,透過反抗北京政權之抗爭自力救濟。是以這場運動可謂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標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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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北京局勢之發展並不如香港人之期望。北京宣佈戒嚴後,軍隊逐漸在北京集結,到6月3日包圍北京城。軍隊於晚上十時開槍屠殺平民,除了抗爭者外,連路過的民眾亦未能倖免於難,死傷者數以千計。在木樨地,復興門和西單的情況尤其慘烈。軍隊出動坦克車與裝甲車駛過長安大街,走避不及者被這些重型武器撞傷,部分受害者甚至被活生生輾成肉醬。軍隊於6月4日凌晨進攻天安門廣場,劉曉波和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希望軍隊能向學生手下留情。到凌晨四點半,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倖存的學生只得應劉曉波等人之呼籲撤退。之後北京仍有零星衝突,軍隊於街上巡邏,偶然開槍震懾民眾。軍隊於6月8日撤走後,中共隨即秋後算賬,大舉搜捕參與抗爭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工運領袖。

香港及西方各國傳媒目睹中國軍隊殘暴的鎮壓,並將種種暴行透過電視直播。香港人徹夜未眠,於螢幕上看到赤裸裸而殘酷的現實: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還有八年零二十六日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香港人與北京學生因共同面對北京政權而產生共鳴,但他們亦清楚明白因為香港仍非中國之地,才能保住性命與自由。一些香港人因而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一方面強調香港人有異於中國的特殊身分,但同時又覺得特殊身分意味着對中國民主的特殊責任。如此塑造了一種有點自我矛盾的政治論述:香港人既要抗拒中共入侵捍衛本土,但要捍衛本土卻要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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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如何,六四慘案還是促成香港公民意識之覺醒。北京屠城,迫使香港人而對赤裸裸的中國帝國主義威權。但在肅殺的氣氛下,不少尋覓自由夢的香港人仍然會為著自己的尊嚴,像后羿射日、嫦娥竊丹那般挑戰霸權。詞人周耀輝在〈天問〉如此描述香港人當年的心境:

抑鬱於天空的火焰下
大地靜默無說話
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
百姓瑟縮於惶恐下

誰挽起弓箭? 
射天空的火舌
誰偷仙丹飛天? 
月宮安守青天

縱怨天 天不容問!
歎眾生 生不容問!

瘋顛的 漆黑的火焰下
沙啞的叫喊是烏鴉
洶湧起一天丹緋雪花
千秋的咒詛何時作罷?
誰斗膽挽起弓與箭?
射天空囂張的火舌
誰不惜偷仙丹飛天?
月宮孤單安守青天

縱怨天 天不容問!
歎眾生 生不容問!

眾生 天不容問!
眾生 生不容問!
眾生 天不能問!
眾生 終不能問!

6 月 4 日,有 150 萬人於跑馬地出席黑色大會。支聯會原定於 6 月 7 日舉行罷市、罷課和大遊行,但該日清晨油麻地和旺角爆發可疑的騷亂。暴徒破壞中資銀行及國貨公司,最終警方要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司徒華恐有變故,決定取消當日的遊行集會。倘若當日之遊行集會如常舉行,其聲勢也許會比以前的政治集會都來得浩大,可惜騷亂之幕後黑手破壞抗爭的陰謀能夠得逞。

六四慘案嚴重打擊了香港人對前途之信心。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由 1988 年 9 月的 44% 急跌至 1989 年 10 月的 25%,而不信者則由 36% 急增至 69%。與此同時,香港人亦對民主更為渴求。在參與 5 月 21 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市民中,有 92.1% 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 74% 要求要在1997 年直選行政長官。而香港人之本土意識亦得以鞏固,於 1990 年有 56.6% 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只有 25% 自稱為中國人。既然黨國分家於六四慘案後已不再可能,那麼抗拒北京政權,就無可避免地意味着抗拒中國。

不過,計劃移民的專業人士亦比以往增加,有 60% 的律師、75% 的藥劑師、80%的會計師及 90% 的公立醫院醫生考慮在 1997 年前離開香港。當時香港人的想法是:他們會參與建立民主而高度自治的香港,但北京政權若要強行將香港中國化,那他們會希望逃走,並在海外重建新香港。

在6月19日,46位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發起港人救港運動,參與者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以及親商界的李鵬飛和張鑑泉。他們一方面爭取政制民主化及制訂人權法,另一方面又要求英國賦予香港英籍華人居英權。部分爭取居英權人士曾高呼「建設民主中國」,這樣我們便不能將香港人對北京學運的關注,歸類為中國國族主義的社會運動。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由始至終都是以香港人為主體,他們爭取中國民主化,為的也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若然中國無法民主化,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幫助香港人脫離中國:或是以高度自治阻擋中共之介入,或是乾脆讓香港人到海外重建新香港。愛中國,既是策略需要,亦是出於文化中國主義的情意結,但港人自救才是所有運動的真正主題。

原先抗拒民主化的商界,於此時暫時對政制改革採取開明態度。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於7月達成兩局共識,主張在1991年引入20個立法局直選議席,到1995年增至30席,並於2003年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而以羅康瑞為首的商界則提出四四二方案,建議在1997年將立法會直選比例增至四成,到2001年增至六成,並於2005年在特區政府同意下實行雙普選。民促會認同四四二方案是可行且可接受的折衷方案,而這亦是大部分市民之想法。根據民意調查,四四二方案贊成率減去反對率的淨值為62%,而兩局方案的民意淨值則為58%。

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為挽回香港人之信心,於10月11日發表施政報告時公佈要實行玫瑰園計劃,興建赤鱲角新機場、青嶼幹線、三號幹線等大型建設。香港政府亦擴展專上教育學額,並準備將理工學院、城市理工學院和浸會學院升格為大學。為了令香港人安心,政府決定按《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標準制訂《香港人權法案》,於1990年提交立法局首讀,並於次年6月通過。英國方面亦於1990年通過《英國國籍(香港)法案》,但此法案只肯將居英權頒予不多於5萬個家庭,而其評分準則亦明顯偏袒商人及工商專業人士。港督亦親自邀請五百名企業家申請,並以酌情權使他們不用像其他申請人那樣參與評分,使他們更易申請成功。最終工商專業人士的家庭得到26,486個名額,公務員家庭得到13,300個名額,而包括醫生、律師、教師在內的其他專業人士則合共只能得到5,814個名額。輿論批評居英權計劃之執行過於精英主義,造成社會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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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卻無視香港政府正面臨認受性危機之現實,將這一切的政策皆視為英國的陰謀。北京政權明知啟德機場容量飽和亦無法再擴展,卻誣指新機場是英國欲榨乾庫房的圖謀。而支聯會在香港之活動更使北京政權感到如芒刺背,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指支聯會意欲顛覆國家,要香港人注意「井水不犯河水」。當時支聯會在政府默許下,與西方外交人員合作營救被北京政權追捕之民運人士。藝人梅艷芳出錢出力支援這個叫黃雀行動的秘密營救行動,而在澳門人脈廣的前藝人、人稱「學生王子」的鄧光榮亦無條件義助。北京政權因而對香港改取強硬政策。1989年10月31日,司徒華及李柱銘因高調支持天安門學運,而被逐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但六四慘案令不少親共分子信心動搖,北京政權便在1989年11月至1990年1月與港督、英國外相韓達德(Douglas Hurd)和前任駐華大使柯利達(Percy Cradock)秘密談判。北京政權容許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席由10席增至18席,而功能組別則由14席增至21席。北京亦准許1995年立法局不設委任議席,並由20直選議席、10選舉團議席及30功能組別議席組成。在1997年7月1日則會有「直通車安排」,讓1995年立法局自動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而英國則禮尚往來,默許《基本法》增設關乎國家安全的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中國人大於1990年4月4日通過《基本法》,並收緊對香港政制發展的限制,《基本法》四十五條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但政制改革的具體執行,卻是由附件一規定。在1997年後,由四大組別800人選委會負責提名及選出行政長官。在2007年後,則要按雙查方案的建議,在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及「人大常委會」皆同意之情況下才能啟動改革。最終仍必須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但《基本法》並沒有說明何謂「有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

而《基本法》六十八條則指立法會可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達成全會普選。在附件二中規定,2000年第二屆立法會中,有30功能組別議席、24直選議席、另有6席由選委會選出。在2004年的第三屆立法會,則功能組別及直選議席各佔一半。理論上在2007年可開啟立法會改革,但像行政長官選舉改革一樣,同樣要過三分二立法會、行政長官和人大常委會三關。事實上「循序漸進」不過是個虛詞:功能組別令親商人士能取得超過三分一立法會議席,而人大常委會亦是改革之把關者,也就是說,商界及北京政權均有辦法無限期推延政制改革。

除此以外,基本法七十四條亦規定立法會議員若提出涉及特區政府政制之動議,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一般議案只須立法會過半數支持便可通過,但議員動議卻要由功能組別議員和直選加選舉團議員分組表決,在每組均能過半數的情況下才能通過。這樣立法會議員便只能被動地決定是否支持特區政府的議案,令立法會淪為偶然可拒絕蓋印的橡皮圖章。

儘管直選議席只佔1991年立法局的少數,但18席直選已算是零的突破,民主派亦因而積極備戰。他們於1990年4月2日成立香港民主同盟,以民主抗共論爭取支持。當時香港人因六四慘案而對中國反感,在本土意識情緒高漲下,民主派以本土福利民生議題贏得支持。經過六四慘案洗禮後,民主與自由已成為香港核心價值,令親共及親商政團都要冠以民主、自由之名以圖蒙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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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親共派能透過保守街坊組織動員,但六四慘案之血跡未乾,亦只得被反共的選民懲戒。親商派長期慣於被政府行政吸納,脫離群眾的親商派政客亦只得借用親共派的地區據點,其選情更是慘不忍睹。最終民主派於1991年9月12日的立法局選舉中大勝,取得16個直選議席。李柱銘得到74.6%的選票,司徒華亦能取得七成選票。民主派亦一躍而成立法局中的主要勢力。

為了與民主派抗衡,港督衛奕信委任了18名親商人士進入立法局。親商派的12位委任議員與8位功能組別議員於1991年11月組成後來發展為自由黨的啟聯資源中心。這時候親商派見北京政權重新鞏固,便故態復萌地反民主、保特權,再次與北京政權聯手打壓民主派。啟聯於1992年6月不惜打倒昨日的我,與媚共派聯手以24票對22票,否決重新確認兩局共識之議案。此時立法局內,呈民主派與保守派二元均勢對立之局。選情受挫的親共分子在中資公司的贊助下,於7月10日成立民主建港聯盟,為未來在選戰中敗部復活積極籌謀。

參考書目:
Roberti, Mark (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Sing, Ming (2004). Hong Kong’s Tortuous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So, Alvin Y.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sang, Steve (1997).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I.B. Tauris.
Wang, Zheng (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ong, Pik-wan Helena (2000). “The Pro-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Tai-lok Lui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記者協會(198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
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崔文華編(1988)。《河殤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給柯市長的信

給柯市長的信

柯文哲市長鈞鑒:

近日閱報,得知先生對我國之近況甚為關切。上星期先生出訪泰國,直指晚生安居樂業之地為無聊小島。無聊與否,見仁見智,暫且不予置評。惟小島乃晚生之家邦,吾乃久居之島主、非路過之旅客。家,不宜喧鬧,平淡是福、無聊不是禍。

不過先生周日更進一步,指我國沒有選舉、沒有自由的靈魂。因中國帝國主義之壓迫,我國至今尚未有普及而平等之選舉,此事實乃不能磨滅之痛。但若指我國欠缺自由的靈魂,則恐失諸武斷。

且看貴國四百年歷史,先後遭荷蘭、明鄭、滿清、日本、民國殖民。縱使近年自由民主於貴國植根,中華民國體系卻苟延殘喘,反殖未竟全功也。若非太陽花運動之故,仍為中華民國殖民地之貴國,現恐已淪為中國之半殖民地矣。在四百年殖民史向拓殖者獻媚的臺灣人,數目猶如濁水溪之石頭。朝廷鷹犬、御用文人、半山權貴,曾為臺灣史添上無數血淚。直到今時今日,一些臺灣人或是懾服於帝國的淫威、或是為財利所蒙蔽、或是盲目迷信拼經濟,竟無視身為臺灣人的尊嚴,鼓吹事大主義,甚至淪為替中國帝國主義開路的賣國賊。

但臺灣沒有自由的靈魂嗎?斷乎不是!蓋四百年殖民史中,反殖抗爭亦從未間斷。先賢志士為臺灣人的自由、幸福與尊嚴,鍥而不捨地抵抗殖民、敵擋威權。他們在大部分的時候是孤獨的,在早期亦未為大部分臺灣人理解和認可。然而這份堅持,卻守護了臺灣的國魂。他們一代接一代薪火相傳,火種終究也傳開、威權終究也敗退。

我國同樣不乏賣國求榮之徒,就如頂撞先生的黃梓謙,就是打著中間派的旗號行出賣民主、親中滅港之實。而身處威權帝國身旁,香港人亦容易怯懦、或是背負著太多的情意結。我國之抗爭史亦略短於貴國。即或如此,我們亦當毋忘仍舊有人願為我國之自由、幸福與尊嚴挺身而出。反殖運動、社區運動、民主運動、本土運動,在過去半個世紀亦代代相傳、未有間斷。我國民智也許不如貴國,但八九六四、零三七一、反國教運動、雨傘革命,皆說明香港人再是不濟,於關鍵時刻亦願為自由背水一戰。我國命途多舛,抗爭仍未爐火純青,但這新生的國族還是有自由的靈魂。

貴國及我國之抗爭,乃同一場光明與黑暗之戰。一邊是自由的東亞沿海世界、一邊為威權的東亞大陸帝國。如今帝國自詡為崛起大國,就不再權宜地韜光養晦,正要向東亞沿海以至普世伸出威權帝國主義的魔爪。這場對抗帝國的抗爭,也就是維護世界自由與和平的爭戰。就讓臺港兩國並肩而上,各自建立自由、自主、自立的國家,攜手為東亞和平而協力。

謹奉上拙著《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乙本。貴國與我國處境既然相近,就當互相瞭解,以便為兩地民眾的自由、幸福與尊嚴彼此扶持。

順叩
崇祺

無聊齋齋主
徐承恩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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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如何幫香港?

臺灣如何幫香港?

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愈演愈烈,繼梁頌恆、游蕙禎遭逐出議會後,傀儡政府於2日再次申請司法覆核,劍指另外四位在野派議員。雖然臺灣在香港事務能做的事相當有限,但畢竟兩地同樣面對中國帝國主義的壓迫,臺灣還是能通過民間互動,讓香港民眾能借鑒經驗。

香港曾為國民黨的海外據點,亦住著一批中華民國遺民。這樣香港人看臺灣,不免帶著大一統的有色眼鏡。即使在本土陣營中,亦有一些人迷信「中華民國正朔論」、誤把國民黨視為反中共的盟友、錯把黨國之父孫文當是抗爭典範。此等思想毒素不除,臺港關係就難以更上層樓,香港的本土意識亦不會健康成長。

近年香港年輕人多景仰臺灣的民主制度,多了考慮到臺灣升學。但以往在臺的香港留學生組織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新一代港生雖能夠接受臺灣自立的理念,卻沒有能代表他們的組織。臺灣學生運動應施以援手,協助認同臺灣自主的香港學生組織起來。在此以後,亦要為在臺港生設立「民主教室」,讓他們認識正確的臺灣抗爭史,使他們能參考臺灣經驗,建立一套堅實的香港本土論述。

長遠而言,在海外的臺灣學生組織亦應與香港學生串聯,發起海外本土抗爭運動。近年中國學者和留學生於海外校園囂張跋扈,暗助政權打壓臺港的國際空間。臺港學生聯手,將有助兩地本土運動奪回在海外的話語權。

香港媒體多由親中資本持有,縱使仍有自由派的編採人員,也多屬有大一統迷思的前輩。如此香港的臺灣印象不免偏頗。臺灣民間可參考小英教育基金會《想想論壇》的模式,透過眾籌成立基於本土立場、面向香港民眾的網媒。有經驗的臺灣人,可負責初期的編採運作,並聘請香港留學生當實習生,在走上軌道後,讓他們全面接手。

面對中國對東亞沿海地區的擴張主義,先從臺港民間結盟入手,逐漸拉攏東亞沿海的民間社會,組成抵抗中國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線,是臺港兩地本土運動當行之義。

《自由時報》.2016年12月7日

討梁游檄:為了本土,梁頌恆、游蕙禎當退出政壇

討梁游檄:為了本土,梁頌恆、游蕙禎當退出政壇

梁頌恆、游蕙禎二人宣誓之風波愈演愈烈。梁振英及律政司於12月2日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撤銷梁國雄、羅冠聰、姚松炎和劉小麗的議員資格。傀儡政權要趁宣誓風波向整個在野陣營宣戰的狼子野心,己是昭然若揭。

如今這場爭戰,已經不只是本土派的事。這是民主與威權之戰、是光明與黑暗間的鬥爭。對香港人來說,這是尊嚴與奴役之間的生死惡鬥。這已不只是梁游二人的事了。而觀乎二人近來之表現,令人搖頭嘆息,辜負了選民的期望,亦浪費了本土派這幾年來的努力。他們是時候退下火線、離開政壇,讓真正有戰力的隊友接手未來的正邪對決。

梁游二人當撫心自問:他們在九月時是如何取得選民授權,從而贏得議席呢?當日梁天琦等人因為其港獨立場而遭選委會取消資格,便決定全力替梁頌恆助選,讓梁頌恆於議會中延續梁天琦未竟之志,整個青年新政的選情亦因而水漲船高。梁游二人之當選,不是二人自身的個人成就,而是基於整個本土陣營的支持。他們身負眾人的期望,就當謹言慎行、擔當責任,在議會內為本土政治鞠躬盡瘁。

然而梁游二人卻忘記自己肩負重任,為了個人的英雄主義,冒進地於宣誓時宣示政治立場,以粗言穢語侮辱中國。倘若這番說話是出自普羅大眾之口,那一點問題也沒有:被殖民者欺壓的民眾,根本就沒有責任宰制他們的帝國霸權必恭必敬。然而,梁游二人是背負眾人期望的從政者,他們當意識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會帶來政治後果。支持他們那五萬八千多位選民,都期望他能能於議會中做好梁天琦想做而做不得之事工,而非逞一時之勇。當事情鬧大後,二人卻在編造未能說服任何人的藉口推塘。(本人與鴨脷洲海怡人黃之鋒吃過幾次飯,他沒有任何口音。)這表示二人在宣誓之前,未有好好數算代價,只是到事後才發現無法承受後果,只得找藉口蒙混過關。「辱華」無罪,但輕忽責任、未能遠謀,卻是彌天大罪。

此時二人闖了大禍,但事情還未至於完全無法彌補。梁游理當勇敢面對,向大眾、向傳媒好好解畫,或是放軟身段誠心道歉、或是堅持理念據理力爭。這樣也許仍未能救回二人之議席,但卻能挽回民心、振作支持者的士氣,令風波不會再進一步發酵。可惜二人卻選擇一走了之,以交流之名到臺灣逃避現實。臺港交流,本屬美事,惟此乃長遠的深耕細作,亦不急於一時。與臺獨運動之交流,亦應交由外圍支持者負責,不應由議員親身上陣。但梁游在自顧不暇之際,竟然忘記昔日的「火場論」,奇怪耶!而且該次交流,只能說是丟人現眼。臺獨組織邀約論壇,卻竟臨時爽約,據悉是因為二人突然發現於此時會見獨派,時機不合。哀哉!在應約前要先數算代價、在應約後則要不惜代價履行承諾,那不是基本政治倫理嗎?

梁游二人背負著眾本土派的期望,亦有不少能人志士於辦公室效力,那他們應當尊重團隊精神,讓團隊商量二人往後該有怎樣的言行。偏偏二人卻喜歡獨斷獨行,喜歡隨一時之喜好率性而為。團隊中的職員和義工,很多時都是從傳媒中看到上司再三闖禍。梁遊二人從未妥善咨詢團隊的意見,出了事又要整個團隊收拾遺下的爛攤子。他們難道不知道本土派對二人的支持,並非無條件、無限度的嗎?

當梁游二人偶爾諮詢團隊的意見,卻又習慣偏聽,親小人、遠賢臣。特別是游蕙禎天生麗質,裙下之臣又多阿諛奉承之輩。游本身也許自視為眾人之女神,見拜倒其石榴裙下的小卒能討人歡心,就不假思索的輕信狗頭軍師的餿主意。在臺灣華岡中國文化大學當研究生的林浩基語不驚人死不休,卻又擅於向喜歡的女性朋友大獻殷勤,因而能討得游蕙禎的歡喜。在選舉論壇上,游竟然無視香港與南海之間隔著中國的萬山群島,提出香港有權開發南海天然氣田;而在宣誓時,游又以口音為理由說出「Refxxking of 支那」。這些都是林浩基提出的餿主意。至於發信呼籲臺灣總統蔡英文基於新界租約關注香港事務的建議,雖是出自另一位蠶蟲師爺,林浩基本人亦有份和議。

梁游二人於這幾個月的表現,強差人意。思慮不周、剛愎自用、輕浮冒進、輕信饞言,且不知責任為何物。他們的危機應變,就是不戰、不和、不守,令親中派竊喜、令在野派受罪、更是敗壞了本土派的名聲和士氣。坊間一直傳言梁游二人是細作,本人以往不信,如今更是不信:要演繹二人之愚昧,縱有路雲雅堅遜(Rowen Atkinson)之才,恐怕仍無法為之。其實二人是不是「鬼」,如今也不再重要:梁游二人就是不堪信任,他們沒有資格再代表本土派擔當任何角色,應當在政治上「一死以謝天下」,從此在香港的政壇上消失。

真正的民主,必然強調主體;強調主體的政治,就是國族主義;香港國族主義,是本人的志業。而政治之藝術,是令不可能化作可能;而政治之倫理,則是為此等目標夙夜匪懈的責任心。能成就微小而確實的貢獻,遠比提出宏大的口號重要。在以後的政治參與,本人寧可支持一些立場略為溫和,卻信實開明的政治家。本人可能需要花多一點功夫遊說,但他們的確有能力及意願為香港的國族利益克盡職責,而且會信守承諾。我們不能再讓梁游此等冒進政客敗我本土派的根基。

吾友吳叡人老師每次談及香港的情況,一方面會讚嘆香港本土思潮發展之快,另一方面亦擔心香港本土運動會走上盲動冒進之岐途。每次訪臺,他都會語重心長地叮嚀:「革命未是時候,要爭取時間,讓年輕人先充實自己。」何謂時代革命?不是在怒火街頭上橫衝直撞。革命之起始,就在本心。本土派當下的功課,是在患難中學習忍耐、在忍耐中培養品格。革命不是一時的得失,而是一生的召命。是時候讓梁游二人所代表的冒進路線說再見,裝備思想、廣結善緣,先從基本做起吧。

民主與港獨兩不相干,當真?

民主與港獨兩不相干,當真?

前港督彭定康出席香港外國記者會午宴時,高調批評港獨。他主張香港民主及港獨不能混為一談,並批評港獨削弱了爭取民主的力量。梁頌恆與游蕙禎於宣誓風波時的表現,無疑既愚昧亦缺乏承擔。只是因為兩位政客的失態失德而斬釘截鐵地否定港獨主張,就學理而言並不能站得住腳。

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民主運動,本身是對主權移交的回應:昔日民主派寄望能透過「民主回歸」改革殖民地體系,透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促成香港的自主,歸根究底是一場爭取大眾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社會運動。而香港歷年的公民抗爭,從六十年代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爭、七十年代的反貪污運動和社區運動、八十年代起的民主運動、2003年七一後的抗爭、到近年的雨傘革命,都是香港人爭取命運自主的努力。香港公民社會在過程中逐漸成型,其成員都相信他們是有着共同的命運,其公眾事務當由香港人自己決定。這就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香港毫無疑問是「自在的國族」

而國族主義研究大師管禮雅(Liah Greenfeld)則進一步指出,國族主義的本質,就是對世俗主義、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和大眾主權的追求。而國族認同不可能只是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它還必須涉及政治認同。雖然香港人的祖先多來自中國,他們卻大體上沒有參與過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事實上南來避秦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因爲抗拒中國國族建構過程的腥風血雨,才會到香港這片新領域尋獲新生。大部份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主要是局限於某縣某村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如此再加上戰後兩地民眾南轅北轍的生命歷程,香港的普羅大眾於七十年代起亦產生視香港為家的本土認同,發展成與中國性格廻異的新興國族。即使我們以往未有「香港國族」的講法,香港毫無疑問已是個「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近年香港年輕的抗爭者主張「民主自決」,甚至提倡香港獨立,乃歷年民主運動、公民運動的自然延伸。年輕一代在出生時,香港已是「自在的國族」。他們在開始關心社會時,就自然會希望進一步提昇國族及其國民的政治權利,將香港發展成「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林茲(Juan Linz)和史捷潘(Alfred Stepan)於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中亦指出,威權國家的藩屬並無成功民主化的可能:沒有主權,就無以言民主。香港要有民主政制,要麼是令中國成為真正的自由民主國家、要麼是建立主權獨立的香港共和國。

推動「暗獨」乃民主運動不能迴避的責任

然而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極不樂觀,其民主化即使能夠開展,亦很可能會像威瑪共和國或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那樣,走向法西斯威權的歪路。而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社會學家米高曼(Michael Mann)於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的分析,經歷多年威權政治的中國若突然民主化,其政府勢必為立威而煽動族群矛盾、推動向外擴張的政策,反倒會為包括香港在內的東亞周邊地區帶來更大的壓迫。

那麼透過港獨爭取民主,其實也可以是理性的選擇:反對港獨的論者常指港獨論者奢望中國中央的霸權能夠崩潰,但實情是中國要能成為不威脅周邊地區的真正自由國家,其中央政權也必須要「有秩序地」崩潰,其希望其實是更加渺茫。而即使我們不講港獨,透過國族主義運動令香港抗爭者的身份能一代接一代承傳下去,亦是民主運動能否為長期抗爭作好準備的關鍵。假如提倡「明獨」在現階段是言之過早,推動「暗獨」,卻是香港民主運動不能迴避的責任。

北京立心干預港內政,不需藉口

那麼提倡港獨,是挑釁北京政權,讓他們有藉口干預香港事務的冒進舉動嗎?實情是在香港提倡民主,在北京眼中早就等同港獨。他們早就立心要干預香港內政,也不需要要任何藉口。前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曾批評香港人「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他亦對民主派的「愛國不愛黨」論嗤之以鼻,他認為民主派「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中國經歷國共兩黨的威權統治後,其國族主義早已黨國不分。是否認同共產黨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否順從港中兩地親共黨徒對香港的轄制,方是北京政權分辨香港人是否愛國的準繩。

和港獨劃清界線換空間,膚淺想法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1月7日通過釋法後,副秘書長李飛於之後的記者會中,直言「回歸之前,香港就存在著一股企圖顛覆中央政府、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反動勢力和反對勢力,回歸以後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始終是這股反對勢力不認同『一國』,以各種所謂包裝的口號,侵蝕『一國兩制』、侵蝕基本法,架空人大。你們可以好好看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這些人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北京政權並非僅僅針對提倡港獨的梁頌恆和游蕙禎,而是老早就把民主派和港獨派視為一伙。民主派一直主張民主自治,早就被歸類為「隱性港獨」。

任健鋒在最近在《端傳媒》一篇藉澳洲案例指桑罵槐的文章中,認為「香港主流的反港獨非建制陣營亦要小心,不要以為捍衛港獨、本土派人士的基本人權,就代表在政治上不應或不需與這些人士劃清界線。」這種以為和港獨劃清界線就可以為民主運動換取空間的膚淺想法,無視民主派在港中搏奕中的定位,只是捉錯用神的的一廂情願。

爭取民主就是爭取大眾主權,那麼在中國的特區內爭取民主,就必然是某種或明或暗的獨立運動。這是基本邏輯。不過彭定康身為優秀的外交家,就有責任為英國謀最大的利益。在外交辭令中,修辭和利益行先,而邏輯和學理皆不適用。他言下之意,是香港目前未有足夠實力去推動可確保英國國家利益的獨立方案。設法累積實力,是香港人當行之義。

延伸閱讀:

徐承恩(2016)。〈避無可避:中國國族主義眼中的港獨〉(https://sytsui.wordpress.com/2016/09/18/hk_indep_and_chi_nationalism/

Greenfeld, Liah (1993).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it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2004).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立場新聞》.2016年11月28日

時代宣言:威權政治下思索新本土路線

時代宣言:威權政治下思索新本土路線

這是最壞的時代,但我們也得相信這是最好的時代。香港在八十年代不情不願的被大國決定自己的前途,到六四慘案後更驚覺將要接管香港的,是一個可以為黨國威權草菅人命的暴虐帝國;不過,香港人亦逐漸拒絕再當順民,使九十年代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到1997主權移交後,施政失當成為家常便飯,港中兩個政府皆拒絕進一步的民主化,更要透過廿三條立法侵害香港人的自由;不過香港人卻學懂自救,在2003年有五十萬香港人上街抗爭,之後亦展開了一連串守護本土歷史記憶的保育運動。在2010年代初,中國以大國崛起的姿態推展港中兩地的不對稱融合,對香港事務的干預日益明目張膽;但是香港人沒有放棄,各種本土論述、本土抗爭如雨後春筍,反國教運動、雨傘革命等大型抗爭則一浪接一浪。到2016年,中國威權高調打壓香港人爭取本土自決的訴求,香港傀儡政權亦不惜濫用公權力侵奪本土陣營的參選權;可以香港人卻於立法會選舉中群策群力,將更多的在野派送入議會,而本土派亦於新議會中有兩名民意代表。

可是如今兩位本土派的代議士,卻因為人大「釋法」的緣故被奪去就任議員的資格,不能再為支持他們的本土派選民效力。我們得承認這是一個重大挫折。而無可否認,這次挫折的源由,是兩位新晉議員的失誤。他們那久缺深思熟慮且用語不當的政治表態,為港中兩地的殖民者製造機會,亦令普羅大眾以及支持者失望。我們必須坦承認錯、深切反省。這是最壞的時代,是時候重新思考本土運動的路線,方能再次讓最壞的時代,轉化為最好的時代。

當代本土運動的歷史定位

國族之建構,從來都是多階段的過程,而每個階段都需要一代人以至是數代人的努力。在國族建構之第一階段,一個社會因著地緣政治因素,成為一個相對自主的領域,而當中的精英亦成為擁有獨特共同命運的群體。在下一步,這些精英會意識到自己面對著共同的命運,令精英本土土意識得以成形。在現化代過程展開後,就會進入第三個階段。本土精英要推行現代化,就要嘗試動員大眾。而在過程中,他們會在傳統族群文化、外國經驗或社會科學理論等尋找思想資源。到下一個階段,社會大眾亦開始產生命運共同體想像,視自己為有異於其他國家的獨特社群。這種普羅國族意識,令該社會發展為「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到第五個終極階段,有著普羅國族意識的大眾,開始會為社會的公益集體行動,並希望進一步提昇國族及其國民的政治權利。此時該社會已發展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而新興的國族主義運動亦正式展開。

香港的國族建構,目前正處於第四、第五階段之間。除卻少數精英階層,我們的上一代在孩提時代並沒有甚麼國族認同的意識,充其量對那印象糢糊的「鄉下」有些樸素而局限於某縣、某鄉、某家族的原鄉意識。他們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到七十年代才逐漸確定自己身為獨特的群體,是個「自在的國族」。一些有公共精神的上一代,亦開始為香港的民主自治而努力。這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人一生所能成就的,始終是有限的。他們沒有想過國族自決的問題,甚至誤以為他們能享有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可以靠別人恩賜。

然而,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我們能夠超越前人的視野,是因為我們正站在前人的肩膊上。除卻少數為霸權張目的親中份子,我們又何必責怪他們呢?就如我們在開始建設「自為的國族」時,亦曾犯上錯誤。上一代的抗爭者,畢竟曾為香港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奮鬥過,至於餘下的國族自決,就是我們的事了。我們爭取國族自決,為的是要接續前人未竟之功。我們比前人更廣闊的視野,不是用來指責前人的憑據。我們身為被時代選擇的世代,反倒要肩負起承先啟後的責任。

在任何行動之先,我們必須瞭解自己正身處於怎樣的歷史時刻,方能找到正確的方向。香港國族建構的第五階段才剛剛開始,就像上一代將香港發展成「自在的國族」的一樣,我們要將香港建立成「自為的國族」並實踐國族自決,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我們不能有畢全功於一役的幻想,而是要思索如何善用之後的人生,呼應時代寄託給我們的任務。

本土運動須進入新階段

本土運動於2010年代初興起,是個由無到有的過程。要引入新興事物,須要先聲奪人。是以當時的做法,是要製造噪音以吸引注意、是要批評既有路線以突顯本土抗爭之必要。本土運動之所以能急速發展,是因為民眾對香港前景日益憂慮,而既有民主運動亦逐漸失去動力。昔日民主派寄望能透過「民主回歸」改革殖民地體系,爭取透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促成香港的自主。但前人的努力早已付諸東流,此刻中國日益猖獗的干預亦令香港慘遭二次殖民。香港人希望能有自主的政治空間,所以本土派主張香港為先,會有一定吸引力。而本土派作為新興勢力,亦可以為渴求破局的香港人帶來希望。

經過這些年,本土運動已招聚了一群堅實的支持者,啟始階段的目標早已達成了。根據之前的選舉及民意調查,有一成半至兩成的香港民眾是本土派的支持者。對一個新興政治勢力來說,這是不可多得的成果。然而這些於幾年之間從無到有的政治能量,卻令一些本土派人仕誤入盲動冒進路線的岐途。在本土運動的初期,本土派只需大聲宣講,就能得到支持。縱然他們對其他路線的批評令本土派樹敵不少,但本土派得到的支持卻與日俱增。忽然到臨的成功,令一些本土派人仕以為可以隨心所欲,以為勝出罵戰就是政治勝利、凡事只求表態而不顧長遠效果。但如此最終只會令本土運動的發展遇上瓶頸。如今兩位本土派議員受辱的風波,猶如暮鼓晨鐘,提醒我們本土運動的方向必須作出重大變革。

本土運動的目標,是要讓香港人透過國族自決,奪回應有的自主政治空間,藉此守護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進取的政治表態已為我們取得一成半至兩成的支持。他們都是堅定而忠誠的,是帶領香港進步的先驅,但單憑他們的力量卻遠遠不夠。我們要面對的,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強大的帝國。我們要達成我們的政治目標,非得團結大多數香港人不可。我們不得不爭取民主派以至是部份中間派的諒解,不能再擺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了。能罵過來的,早己是我們的支持者,透過罵人贏取支持的時代早就已經過去。我們不能忘記縱然民主派及部分中間派的民眾仍未能接受國族自決的必要,但他們畢竟還是會支持香港人透過自治確保其獨特性,保障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

如今我們的路線已經確立了。是時候與潛在的支持者和解,凡是著緊香港人人自由、幸福和尊嚴的,即使他們一時間未能接受國族自決的理想,我們也要把他爭取過來。在昔日的路線之爭,我們或未有好好分辨那些人是為私利出賣香港的敵人、那些人僅僅是因時代限制未能瞭解自決理念的先賢,因而曾誤中副車、打了很多場不必要的罵戰。部分本土派未經深思的冒進舉動,亦曾為整個在野陣營帶來困擾。我們必須深切反思、坦承錯誤,並誠懇地為種種冒犯公開致歉。

要擴充本土運動的基礎,就須要放下身段,與民主派及其他普羅大眾重建互信。我們不能只滿足於指出前人的不足,而是要確立自己的政治主張、刻劃出香港未來的藍圖,以理性的遊說、感性的觸動爭取更多同情和支持。贏取民心並促成大部分香港人的國族覺醒,須要用上一代人的時間,並非於此時此刻就能畢全功於一役。欲速則不達,在這個擴張本土政治版圖的新階段,耐性遠比勇氣重要。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能令整個香港皆不至於羞愧。

新階段須強調責任倫理

本土運動誕生於互聯網時代,是幸運亦是不幸。在網絡時代,資訊流通就在彈指之間,亦因此本土論述在幾年之間,縱無主流媒體之助,亦能廣泛流通。然而此等便利,卻令部分本土派忘記網絡終究只是傳播工具。他們以為激起即時的回應,就等於實踐了行動,「講咗當做咗」。他們忘記再便利的傳播媒介,受眾的數目終究有限,而網絡上經運算機制篩選的即時回應,亦令他們身陷同溫層而不自知。我們必須正視現實:網絡的輿論,只是民情之局部。傳播再方便,政治言論也必須伴隨著政治行動,不能再只說不練、亦不能貪一時之快而輕忽言責。

本土運動興起後,亦常將「勇武抗爭」掛在咀邊。誠然普日的溫和抗爭,也許流於形式,亦逐漸失效。對抗爭的想像比上一代廣闊,那本是好事。然而當「勇武抗爭」淪為教條,就是左傾盲動主義。激烈的抗爭手段,必然要伴隨著更沈重的責任。假設真是要進行武裝起義,領導者就有責任儘可能讓同伴能安全回家,此外亦要讓行動能達成其政治目標,免得讓犧牲的同志鮮血白流。沒有責任心、沒有數算代價、沒有深思熟慮,那激烈的「勇武抗爭」,不過是沒有意義的洩憤,只能讓參與者自我感覺良好而已。就如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於《戰爭論》中名言所云,「戰爭僅是政治伴以另一個手段的延伸」,勇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提倡「勇武抗爭」,本是為了拓展抗爭的可能;教條主義地輕言抗爭必須勇武,甚至嘲笑他人溫和的行動,卻是在縮窄抗爭的選項。勇武行動也好,溫和抗爭也好,行動者都需要有充足的政治智慧,都要遵從負責任的政治倫理。該溫和還是勇武,也都是形勢使然、策略使然,沒有那種方法比別的更高尚。而手段愈激烈,能激發的能量也許更大,但也必然意味著更大的責任。

面對港中融合的壓力,本土派懼怕香港會不敵中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使香港身份在短期內迅速消失。他們強調香港人有別於中國人,自然也可以理解。但若要確立香港國族之地位,我們不能單單指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而是要界定香港人是甚麼人。我們亦不能只強調香港的輝煌,而淡化香港的不足。不論是好是壞,香港都是我們的香港。身為香港人,不單要為香港的成就而自豪,亦當為香港的缺失而哀哭。國民榮譽感,不是用來自我感覺良好,而是用來督促自己要實踐尚在既濟與未濟之間的良善價值。我們不單要令香港人不做中國人,我們更要讓香港人能成為更好的人。

香港人的自尊,不是建立在對異族的眨損,而是建立在香港的自我完善之上。香港何以令我們自豪?不是因爲我們血統的純正、出身的優越,而是因爲我們的同胞曾為共同體的公共權益奮鬥過。我們曾經成功、亦曾遇上挫折;我們有人性的光輝、亦有根心蒂固的劣根性。但在這個跌跌碰碰的過程,我們成為了一體,與跨時代、跨階層、出身不同的香港同胞合而為一。在對抗壓迫、克服自身缺點的過程中,我們一同歡笑、一同憤怒、一同哀哭、一起快樂,成為了一個休戚與共的社群。我們有尊嚴,不是因爲這個群體格外優越,而是因爲我們見證著香港社會的成長,親身體會過身為香港人的快樂與哀愁。

要推動本土政治,就非得要有身為香港國民的自覺,要基於國民榮譽感鞭策自己止於至善。如此,我們必須意識到目前的失敗,不是因為其他人的不濟:我們誠然正面對逼迫,但我們的挫折,亦必然源於自身的不濟。要達成國族自決的目標,為了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我們就得為香港的未來負上責任。我們行事,必先數算代價,要想想自己的言行,對促成香港的國族自決是否有利。我們要有自律、有組織,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要為自己的失敗甘心受罰。

全方位的抗爭想像

基於對香港國族自決此崇高目標,我們要肩負起時代的責任,就必須想想如何善用自己的專長。我們要緊守崗位、分工合作,要讓萬事都互相協力,叫香港眾人都得益處。對抗爭的想像貧乏,乃香港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一直以來的局限。那不只是勇武抗爭與否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公共參與的想像,一直都局限在街頭運動、社區工作和議會工作。但香港若然要步向國族自決,那我們的抗爭,也必然須要是文化的抗爭、學術的抗爭、經濟的抗爭。

要促成香港的自主,除了參政,還需要在經濟、學術、文化、專業等各個範疇,為香港的自決取得籌碼。我們要有創作人,作曲、拍劇、寫小說,透過潮流文化鞏固香港人的獨特身份,拓闊香港人對未來的想像。我們要有人投身學術,以學理為香港思索出路,並在國際學術交流中替香港爭奪話語權。我們需要有人從商,開闢財路,努力減少香港經濟對中國的依賴,並以利潤支援爭取自決的社會運動。不論是經濟方面、專業方面、學術方面,有興趣、有能力的人應該多找不同方面發展,在不同界別發揮自身的力量。

本土陣營必須承認自身實力之不足。即使中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一夕之間消失,以我們現時的實力,也無法即時接管那獲得自由的香港。而我們面對的,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強大的帝國,即使它步向衰落,亦不能指望它能一夕崩潰。本土陣營要壯大、要成長,因為我們若是沒有實力而不夠成熟,就要滅亡。我們沒有精神時間房,只能戒急用忍、廣結善緣、培養實力,為未來國族自決的大決戰做好準備。

除了本土的抗爭,我們不能忘記香港人要自立,就不能夠孤立。不能再有「先顧好自己」的講法了。每一個追求國族自決的地方,都是希望在世界大舞台之上扮演自己的角色。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及天地觀看,就是要證明我們可以為國際社會帶來不可替代的貢獻。展開與世界各國的民間交流也是相當重要的戰略。與我們鄰近的地區,包括臺灣、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我們要多走一走、多結交朋友。我們出國除了去旅遊散心,也要認真研究各國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在當地建立不同的聯繫。香港只有走出去,透過加強與其他地方的各種民間聯繫、互相影響,才有辦法達到真正的自保。香港的本土,是一種立足世界、放眼世界的本土,香港的本土保衛戰,也將決戰於千里之外。我們須要向世界各地作出保證,承諾香港人會為普世的良善價值作出貢獻。這樣到了關鍵時刻,世界各國的友人才有可能將心比心,對爭取國族自決的香港人伸出援手,或至少作道義上的支持。

我們應該反對中國的支配,但基於區域視野,卻不能對中國完全無視。中國的進步固然不是香港人爭取自決權益的前題,但對於東亞大陸的苦難,我們還是得基於睦鄰心態予以關注。誠然,中國社會經歷過一個世紀的強權迫壓,其民主化的前景極不樂觀;其民主化若能開展,亦很可能會像威瑪共和國或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那樣,走向法西斯威權的歪路。但縱然我們不能對建設民主中國有奢望,卻也不得不懷著同理心,主張東亞大陸的民眾應與香港人同樣享有自由、幸福和尊嚴。

我們對建設民主中國沒有幻想,卻仍要設法建設民主湖南、建設民主廣東,之餘此類。我們或許沒法關心整個中國,但對於同屬粵語區的廣東,眼見他們遭受北京政權更高壓的宰制,我們難以無慟於衷。早前因著是否悼念六四的爭議,帶來本土陣營與民主派之間的齟齬。但我們不要忘記:六四慘案此類人間悲劇,就發生在香港人家門邊。追求自由、幸福和尊嚴的香港人,乃自由世界之一員,沒可能於此等人道危機置身事外。天安門學運雖發生在深圳河以北,但眼見當年北京學生對自由夢的追尋,那種感動又豈會為國界所隔?六四那一夜,自由夢碎、人心惶惶。當年的屈辱,是香港人的不能磨滅之痛;但當年的感動,亦鼓勵更多香港人為自己的自由、幸福和尊嚴走上抗爭之路。我們不能忘記往事,我們要記著北京政權的暴虐、毋忘港人當夜的徬徨,然後立志掌握自己命運,爭取自決。六四慘案雖為香港境外之事,但香港人要成為東亞自由世界之積極成員,不管我們多抗拒部分包含大中華情結的儀式,悼念六四仍然事在必行。

總結

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然而那裡有黑暗、那裡就有盼望;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抵抗;那裡有危難,那裡就有機會。本土派議員受辱、被逐,是本土陣營的重大挫折,卻也是我們痛定思痛、重新上路的機會。沒有挫折,就沒有成長;沒有成長,就沒法成功。於世界歷史中的抵抗運動,沒有一個能一直一帆風順、沒有一個未有曾遇上挫折。對於香港未來能否走向國族自決,我們很有信心。關鍵就在於我們能否從失敗中學習,能否有耐性於黑暗中等待黎明。

面對中國帝國主義強權壓境,本土陣營沒有太多犯錯的空間。我們不能因為焦躁不安,就冒進盲動。反倒要學會忍耐、沉著應戰、充實自己、培養品格。若是焦躁不安,就當回想香港的歷史,看著前人是如何一步一腳印,艱苦而努力的達成國族建構的每個階段。香港走向國族自決的道路,是長時段的過程。在這過程之中,我們一時的是非得失只是微塵。但我們目標和責任,並不是要成為劃時代的英雄,而是要努力參與這個宏大的歷史進程,為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作出微小而確實的貢獻。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身為這個跨越時空的共同體之一員,而且還能為共同體的命運作出堅實的貢獻,就能安身立命、覓得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