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勘誤表

Featured《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勘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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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香港電影之中,以一九七○年代的李小龍電影最為國際知名。這些電影多有「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一類充滿中國國族主義情緒的符號。但實情是多部李小龍電影均沒有對現實中國流露感情。《唐山大兄》與《猛龍過江》的背景設定在羅馬的華人社群。《龍爭虎鬥》則設定在一個虛擬的中華武術世界,而該虛擬世界相當國際化。而值得玩味的是李小龍於片中與英國特務合作無間。《死亡遊戲》原本的構思,亦設定於虛擬武術世界,以表達李小龍的武術哲學。李小龍忽然離世後,編導重新安排劇情,將故事設定於香港。

應為:

香港電影之中,以一九七○年代的李小龍電影最為國際知名。這些電影多有「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一類充滿中國國族主義情緒的符號。但實情是多部李小龍電影均沒有對現實中國流露感情。《唐山大兄》與《猛龍過江》的背景設定在泰國和義大利海外華人社群。《龍爭虎鬥》則設定在一個虛擬的中華武術世界,而該虛擬世界相當國際化。而值得玩味的是李小龍於片中與英國特務合作無間。《死亡遊戲》原本的構思,亦設定於虛擬武術世界,以表達李小龍的武術哲學。李小龍忽然離世後,編導重新安排劇情,將故事設定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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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處是吾邦:關於我,和我的香港

Featured此心安處是吾邦:關於我,和我的香港

我是誰?嘲弄着我的
是自己這些孤獨的問題。
不論我究竟是誰
神啊,你知道:我是屬你。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獄中書簡》

我是誰?那可是神學家、哲學家問了幾千年的問題。

我老爸祖籍廣東香山,祖父母在中日戰爭爆發之際遷居香港。老媽則是潮汕澄海人與四邑鶴山人的女兒。但我是香山人嗎?我從未看過香山的祖屋,只知道那地方因着某位權慾熏心的蘿莉控,而被置換了名字。我是 Ka Ki Lâng 嗎?我的性格有點像潮州怒漢,也喜歡吃潮州滷味,但我既不懂潮州話、也無法想像韓江是甚麼樣子。對於四邑,本人更是完全沒有印象。我說的是粵語,每季都會到臺北故宮看華夏藝術,覺得文徵明比達文西更令人感動。可是我一家都信奉那源於中東的一神教,一直覺得耶穌比孔丘偉大。雖然本人已經離開教會,但至今仍然覺得自己是加爾文的傳人。

那我是甚麼人?我會說:徐承恩,籍貫香港島鰂魚涌。香港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國家。

然而,我是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朦朧的疑問

我是在1978年出生於鰂魚涌的一個中產家庭。我的家人對政治的事沒有甚麼興趣,取態偏向保守,覺得只要生活豐足、子女孝順就好。所以我的名字就如臺北北門一樣都叫「承恩」:這名字提醒臺北人他們正承受來自清帝國天子的恩典、也提醒本人要毋忘父母養育之恩。這樣,我的父母不會和我談政治、歷史的事,也不會灌輸甚麼國家意識。

第一次意識到國家認同的問題,是在幼稚園三年級的時候。那正值1984年末、1985年初,當時英國與中國,剛就香港前途問題簽訂了《聯合聲明》。有一天上課,老師問我們:「究竟香港是哪一個國家的呢?」喔,香港不就是香港嗎。同學舉手回答,有的說是香港、有的說是中國。答案隨即揭曉:「香港現在是英國的,但1997年後就會是中國的。」啥米?

在差不多的時間,電視播放美國對中國的籃球賽。有一隊隊員的樣子很古怪,另一隊隊員則看上去與香港人有幾分相似。比賽的過程已經記不清楚,只知道長相接近的那隊輸很慘。看不了多久,我哭了。此時我就像《KANO》中那位聽着甲子園直播的嘉義農民,聽到賽情對嘉義農林不利,就想要拍打那台收音機。而當時家中那部長方體、要扭掣轉台的電視機,也少不免要捱打。

之後小學二年級,大約是1986年吧,父母假期帶我到東京迪士尼遊玩。而其中一個環節,叫小小世界。老媽告訴我,場內會播放各國版本的《世界真細小》,以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那我冷不防的問了一句:「有香港語言的版本嗎?」老媽則回答說:「不就是中文版啦!」不過事後考證,當年東京迪士尼,該沒有唱黃霑填詞的粵語版《世界真細小》、亦似乎未有臺灣國語版本。老媽的回答,該是要敷衍我那奇怪的提問吧。

但總的而言,童年時代我對國家、身份之意識,是極為朦朧的。在上幼稚園前,我以為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就是世界的全部。是後來到過啟德機場看飛機,才知道世界很大,大得要坐大半天飛機才能去到世界的另一端。不論如何,深圳河以南之大好河山,始終才是與我個人有關的領域。在美國的表哥偶然到香港放暑假,要與他分享玩具,那時才會想起香港並不是個孤島。

只是對於中國,我的腦海就如當時的政府地圖那樣,一片空白。要到小學五年級的那樁歷史大事,中國才正式進入本人之視野。

新奇的未來世界

在1989年四月,北京大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改革派官員胡耀邦。結果越來越多的學生留守天安門廣場,而北京市民亦遊行示威聲援。當老師告知北京局勢之發展,我卻有種好學生、乖孩子的保守心態:「學生要早點回家才乖,中國已經很民主嘛!」回想當日那天真無知的話,真是令人汗顏。

四月廿六日後,形勢急轉直下。北京學生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感動了大部份香港人,整個殖民地都動起來了。而課室中,老師們亦經常提及北京之局勢、告訴我們學生無私的追求、也告訴我們中國近代史的苦難。那幾個月在學校、在傳媒、以至是某些原本政治冷感的家人面前,我好像上了個密集式「認識中國」課程。在此以前,我與中國毫無瓜葛。但耳濡目染下,我學會自豪地唱起《龍的傳人》或《做個勇敢中國人》了。

就連我那些政治冷感的家人,也忽然變成民主派了。那幾個月謠言滿天飛,有一天坊間盛傳李鵬將會下台,老爸興奮的衝回家,大喊:「中國有民主了!」。

但天安門學運最終於六月三日晚遭血腥鎮壓,悲劇收場。那時父母嚴格規定我要在十時前就寢(但長大後還得了嚴重的睡眠相位後移症,唉),所以我未能看到那令人斷腸的電視直播。我只記得六月四日是星期天,那天早上家人如常帶我去銅鑼灣飲茶,但原本熱鬧非常的購物區,卻是鴉雀無聲,行人都是目無表情的低着頭走,氣氛異常詭異。

六四慘案使我首次認識到何謂自由與民主,有一兩年的時間,我常將爭取自由、推翻暴政掛在咀邊。那時我將那位推翻帝制的戀童癖同鄉奉為英雄,剛巧我於1990年入讀那位孫某人讀過的中學,令我倍感自豪。有不少香港人受天安門學運自由精神的感召,投身香港的民主運動。但也許有更多的香港人對自由心死,覺得既然那血腥暴政是未來的宗主國,那我們只得迴避牠的逆麟,默默掙扎求存。

老媽那幾年就不斷和本人講,要小心說話、珍惜前途、明哲保身。很多人為不再堅持爭取自由民主找藉口,就是沒有人坦白講自己是怕死。比較高層次的,會辯解說中國太大、太窮,要先發展經濟,富起來才容易有民主。有更多人則像老爸那樣,放大民主派的人格缺陷,以肯定自己離棄民主的決定。老爸常說李柱銘經常為「壞人」擔任辯護律師,是貪圖財利的小人。他可不理會甚麼是無罪假定,亦不知道訟師是不能拒絕客戶的。這些自辯的歪理講得多,也會日漸內化,連自己也欺騙了,淪落為親中媚共之徒。老爸與我的性格有點像,有些牛脾氣,可以說都是亞氏保加症吧。長大後我們的政見與世界觀的鴻溝越來越大,大家都固執己見(我會說本人是擇善固執),大家都不願被對方說服,到現時大家就不想見面、見到面也沒有甚麼好說了。(老媽好言相勸,說做兒子的,就讓讓老爸吧。但剛巧本人是位不講儒家孝義的世俗加爾文主義者,也就完全無法說服本人)。

六四慘案後兩年多,我漸漸忘掉1989年時的激情,升上中二,真正的害「中二病」了。那時候我是科幻迷,整天的想着未來該如何作星際漫遊,讓人類征服外太空,就像十多年後伍佰〈太空彈〉的歌詞的描述那樣:

現在已經西元2406
藍色星球煩惱超出太多
移民任務我就是前鋒
新的世界重新來過
不要問我過去究竟怎麼
人類迫切需要解脫
解脫解脫解脫解脫
邪惡異形不要阻撓我

我加入了天文學會,卻沒有認真學看星座、未有仔細做天文觀察,只是想着該如何通過蟲洞超越光速的限制,就像《星際啟示錄》描述那樣。這樣我便想盡早學會各種理科知識,但那時要到中三才開始教物理、化學課,到中四才正式文理分科。我等不及了,就在中學師兄那邊弄了幾本中國的科學課本。雖然那是科學課本,編纂者卻明顯背負政治任務,每本書的開首都必然會提及中國在中共統治下取得的科技成就。這些描述吸引了我這位科幻迷。也許這未來的宗主國,能帶領我們步向未來的美好新世界?

我當時還記得在1990年初,中國的長征三號火箭順利將亞洲衛星一號送上太空。由於這顆人造衛星是由香港公司擁有,發射後又會播送李嘉誠旗下的衛星電視頻道,故此這次發射是香港的大新聞。就在中二的下學年,鄧小平到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巡視,當然吸引了香港傳媒的目光。自此中國經濟改革擺脫「姓社姓資」的爭論,之後就是持續的急速增長。也許中國的未來,並不如1989年時所想的那麼悲觀?

於是我就開始閱讀中國的書刊,看中國的衛星電視頻道,偶然會央求父母帶我去中國旅行。我觀察到的中國,與課本上、報章上以及老師口中的中國很不一樣。中國的一切,都變得很快。很多東西都很像能看得懂,但又很陌生,於我而言都是新奇的事物。那時看到中國如何規劃城市的發展,又不時會看到中國物業發展的廣告,那些規劃圖、想像圖,和我在科幻讀物上的圖片有幾分相似。我很快就能習慣閱讀簡體字。簡體字的字型很怪,其實都將漢字的結構破壞了。但看上去像外星文字,就很似來自未來世界的事物,正合我這位科幻迷的心意。科幻迷的心態就是:因為怪誕,所以美麗。而社會主義美學,本來就很着重科幻感。

那樣直到我中六之前,我對中共治下的中國有着幾分嚮往。我就像中國歌手艾敬那般,整天喊着「1997快些到吧」。當時我未有欣賞港督彭定康的新政,未有留意當日民主派的抗爭,回想起來覺得很可惜。我只想着可以快些在香港掛上五星紅旗,讓香港能早日走向那科幻的未來世界。

我有那種想法,很大程度是因為「中二病」的特徵:標新立異。那些年為了裝酷,一些同學發起在上某位受歡迎的老師之課堂前,向他行羅馬式敬禮。我竟然有樣學樣,在與家人到北京旅遊時,在各大名勝前都行禮拍照。如今得知該手勢之歷史含意,深敢歉疚。而我當時嚮往共產中國,除了科幻感的原因外,也許還有標新立異的欲望。當時我的同學,幾乎沒有人對中國有好感(同屆有三、四位同學後來成為了親中媚共的藍絲帶,但那是後來的事了)。同學們多覺得英國人的管治做得不錯,一些同學很欣賞彭定康的政治家風範,此外還有一些同學準備隨家人移民海外。我若支持中國,就會顯得鶴立雞群。偶然有同學告別,我常會不顧場合,力陳留港迎接1997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國人!有一位同學是常被取笑的對象,在往加拿大前也被我「訓話」一番。後來發覺他已經完全適應加拿大的生活,是位專業人士、肌肉型男,又常與一位穩定的同性伴侶遊遍北美州。還好他們過得幸福,不然那可是罪過罪過。

回到人間

但轉眼之間,我已考完會考,勉勉強強可於原校升讀中六。預科兩年,與初中、高中是兩回事。在我就讀的百年老校,學風自由。那時我們的想法是:先在中六全情投入課外活動,再在中七努力為考進心儀學系而奮鬥。要考大學,那就無法可堅持昔日的科幻奇想。身為男校學生,也渴望能趁校外活動,能結識女生,看看能否來一場初戀。而科幻奇想,從來都不受女生歡迎的。

那兩年的同班好友,有不少都是學生會的人。他們對社會事務極為關注,偶爾也會和同學討論人生哲理的問題。我記得有一次,有位當了眼科醫生的同學辦聯署運動,要求政府停止再在維多利亞港填海。那對我這位科幻迷是一種衝擊:那個把九龍灣填掉的「都會計劃」,不就是要將香港變身為未來世界嗎?我那位同學顧着搞活動,上課都在睡覺,但考試考得不錯、成就比我好得多。而且事實證明了他的遠見。這幾年都會到海濱健步,天氣好時能隔着九龍灣遠眺獅子山、或是我看來堪稱「維港富士」的飛鵝山。幸虧當年成功爭取立例保護海港!

當年預科必修「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那個課程有點奇怪,有自由主義者殷海光寫人生的意義、有新儒家的唐君毅與青年談中國文化、有金耀基教授寫中國社會、也有一篇只有鄉愁而沒有論據的〈情與中國文化〉。幾篇課文立場主張不一,評核標準則是「言之成理則可」,教一眾預科生叫苦連連。不過搞學生會那幾位同學,卻喜歡聚在一起講理想、談人生、論哲理,亦不時會挑戰我的基督教教條。聽他們分析社會大事,也是獲益良多。我的好同學助我重拾1989年的那種感動,讓我再次憧憬自由與民主。科幻的未來世界,終究只是「中二病」的狂想。但我們身處的世界,卻有可能令它變得更好:我們可努力的追尋世界的公義、爭取港中兩地的民主。在同學的鼓勵下,我第一次在校園旁邊的維多利亞公園舉起燭光,悼念六四慘案的遇難者,追憶那消逝的自由夢。

然而,我並未因擁抱了自由,就立即放棄中國。1996年的保釣運動,曾令我血脈沸騰。我仍然在等待1997年7月1日凌晨的交接儀式,甚至還在書房掛了一支五星紅旗。那時我未察覺五星旗設計的媚共特質,只是想着自己雖是自由人,但也該是位「建設民主中國」的中國人吧。

在1998年的暑假,我參加了教會組織的服務團,到清遠一座貧困鄉村探訪。那村子雖然有點破落,村民還是很純樸熱情的,與我後來遇到的中國人不太一樣。當時教會以世俗機構的名義,向農村的「五保戶」提供資助,而訪問那些貧困戶時,發現有心人的努力能為貧苦農民帶來實質的生活改善。回程的時候,旅遊巴路過廣深高速公路,兩篇都完全都市化,與初中時看到的景色不同。當時我感受到中國的不完善,但又覺得這個國家已經踏上進步的軌道。也許我們的努力,真能使中國成為自由而豐足的國度呢。當然事後回想,雖然該教會機構應該沒有甚麼政治機心,但一個星期的服務團本質上其實與旅遊團相若,從中看到的中國自然是比較美好的了。

香港人的尊嚴

那時候的中國,不完美得來又令人充滿盼望。但回望香港,卻是大事不妙。

在主權移交後才幾個月,香港就遇上了亞太金融風暴,再不能以「明天會更好」的咒語自我安慰了。那時香港連續幾年不景氣,行政長官董建華想了很多振興經濟的方案。但這種倚靠長官意志的計劃經濟根本不適合香港,反倒突顯董君志大才疏。他提出的方案,有些像數碼港那樣有利益輸送的嫌疑,有些則像中藥港那般胎死腹中。而新機場開幕後的混亂、禽流感疫症時防疫不力,都在說明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後,管治迅速崩壞。

董建華的背後,拖着中國中央政權的身影。他與時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及軍委主席的江澤民關係密切,他本人亦有獨攬權力的取向。董建華一直都想清除政府中的「前朝餘孽」,上任不久就與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貌合神離。二人不時透過傳媒的咪高峰,不點名的互相批評。最終陳於2001年宣佈提早退休,似是受到港中兩地的政治壓力。隨後董建華推出了高官問責制,以問責官員取代既有高級公務員的權責,其實只是以問責為名於政府中設立私兵,讓治權盡歸行政長官一人。

這位行政長官相貌似好好先生,實質上卻是專制政治的擁護者。他心目中只為中國政府及自己的權欲謀算,從來沒有把民眾的權利放在心上。因為中國不高興,這位董先生可以妄顧香港人的集會權,要求司徒華解散支聯會。他視傳媒自主為無物,屢次向曾批評港中兩地政府的香港電台施壓。為了中央集權,他解散了民選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卻忘記市政局自1950年代起就是有民意代表議政的自治機制。在香港經濟不景、民眾生活最艱難的日子,他竟削減公共服務開支,縱容下屬抹黑倚靠公共資源過活的民眾。這位所謂的執政者,只會說「中國好、香港好」的空廢話,眼中就只有中國、權貴及自己的利益。他的心目中沒有香港,也沒有民眾。受這個傀儡政權統治的香港人,活得完全沒有尊嚴!

令人髮指的是,這個無德無能的董政權,想要把香港人僅剩的自由也奪去。他們打算訂立《國家安全法》,卻無視該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侵害,硬是要民眾認同在北京那個專制政權。到2003年初,因着中國的隱瞞、因着官員們的辦事不力,SARS在香港大規模爆發,有1,755名香港人因而染病,當中有299人不幸病故,康復者隨後亦要面對各種如骨枯的後遺症,其中一位是我的同屆大學同學兼教友。民怨沸騰,但官員們仍堅持強推《國家安全法》。此刻我深覺昔日那「科幻強國」的迷夢是多麼的幼稚。國家是否有科幻感、是否國力強盛,對民眾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要緊的,是民眾能否自由地過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科技與國力,都只應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迷戀科幻和國力是沒有意義的。

那時我對香港的前途極為悲觀。但即使如此,我還是滿腔怒火,覺得非要竭力呼喊不可。也許任何的反抗都是徒勞的,但若默不作聲,那我心裏覺得不舒服,好像對不起自己。

自主意識的探索

2003年7月1日本為主權移交六週年紀念日,民主派及社運人士卻於此日打對台,發起反《國家安全法》的遊行示威。我很期待那一天的示威,連標語也準備好了。但六月最後幾天,我才發現那天要值班。那時我才是剛畢業的實習生,也不敢要求放太多假。那天我留在柴灣的工作地點,幸而那天工作不多,就跑到員工休息室看電視。一看就不得了,整個港島北岸,都擠滿了黑衣的示威民眾。黃昏時收到女朋友(即現時的老婆)的短訊:「有五十萬人上街,好犀利啊!」那日我雖因工而未有在場,卻感受到與五十萬香港人同氣連枝的力量。我們這一群為共同的自由與尊嚴抗爭的香港人,就成為想像中的「公民共同體」。在隨後幾天,自由黨收回對《國安法》的支持,政府只得無限期擱置方案。而民望欠佳的幾位問責官員,也先後呈辭。董建華自此變得低調,下台是早晚的事,最終也在2005年初以健康理由辭職。

香港人本已預期失敗,如今事態卻出乎意料,令集體想像中的「公民共同體」士氣大振,準備好要奪回香港人久違的尊嚴。他們相信香港人有能力且有權利自決香港各種公共事務。香港的民主運動重拾活力,發展為爭取雙普選的大型社會運動。這種自主意識一起,在其他各領域的新興社運亦如雨後春筍。這包括關注舊區重建、文化保育、環境保護、性取向平權等林林總總的運動。七月一日,不是甚麼主權移交紀念日,而是香港的公民社會日。

這種自主公民意識,令我思考起個人的事業問題。我的專業收入不錯,但與我的本性不太相合。那時我很渴望能讀一些社會、政治的東西。為了志向問題,和老爸吵了幾回,他就是那些只看重金錢地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我沒有理會他,在母校社會學系修習碩士課程,先讀修課式的文學碩士、再報讀研究型的哲學碩士。後來找了和平佔中的陳健民做論文導師。作為導師他的人很不錯,至今偶而還會見面吃飯。我們師徒二人之政治判斷,卻是有點差別:老師的想法比較謹慎,對前衛的政治論述有點戒心。在社會民主連線剛成立時,我們曾為激烈抗爭是否可取鬧過意見。不過雨傘革命前後,卻感受到老師對香港的溫情。雖然有時還是覺得老師有點天真,但人事見得多了,又覺得老師的天真背後,又有點智慧。

在2006年,我因緣際會,參加了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的教內選舉。那年民主派積極參加選委會選舉,希望能為200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引入競爭。當然,民主派是沒法勝出行政長官選舉的,但也許這樣能給爭取連任的曾蔭權一點壓力。基督教界的民主派名單,有一位是我以前的團契導師、也有陳健民教授的大學同房。那一次選舉,民主派達成了目的,但在基督教界卻全軍盡墨。那一次的票王,是一為宣揚權力與醫治的教會長老。那教會相信權力與財富是上帝賜福的印記,是以教友多巴結權貴、崇尚權威。而即使是一般教會,教友的政治立場也是保守居多。至少投票的結果令人失望,我當然是陪跑份子,但沒有理由整隊人也選不上。

香港教會的世界觀狹窄,他們沒有韓國教會反抗獨裁的民眾神學,更沒有臺灣長老教會主張屬民自決的草根神學。基督徒喜愛嘲笑民間信仰的善信拜人手所雕刻的偶像,說那樣的神毫不真實。然而,車大元帥也曾經有幾段對應時弊的簽文,可是在香港代表耶穌行事的那伙人,其行事為人又何曾證明過耶穌的真實?香港的教會只關心床第之間的事,只敢欺負性小眾,卻對香港政治不公噤若寒蟬。但是我與誰做愛,不論是與同性做愛、還是與性工作者做愛,是我的身體自由,只要是在權力對等的情況下你情我願、過程又歡愉就好。為甚麼尋求性高潮就是犯罪、就要下地獄?為甚麼那些侵害自由、踐踏民眾尊嚴、殘民以自肥的高官,因為懂得背《四個屬靈的原則》,就是「虔誠基督徒」、就可以上天堂?我想為天國守門的聖彼得也不會同意。自此我離開了教會,縱然也許仍對基督宗教有遙遠的興趣。要本人與那些信奉權能神學的保守派為伍,我實在辦不到。

那時候亦被逼思考公民民主參與和「愛國」的關係。在七一大遊行後,中國的御用學者接連批評香港的民主運動,掀起了所謂的「愛國論爭」。那些為虎作倀之徒批評民主派不夠「愛國」,而他們所講的「愛國」,不是愛中華文化、愛大地山河,而是對中央政權的順服。在他們眼中,香港人可以批評中共,但只能小罵大幫忙,不能反對中共之統治。其實當時已經說得很清楚,中國標準的「愛國」,必然是黨國合一地愛。如當時的商務部副部長所言:「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人民的代表,以就是香港同胞的代表……誰要想破壞香港的穩定、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都是休想!」不論香港的民主派的大中華情結有多濃,因為他們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操控,其實早已被歸類為港獨份子!

初時我還認為爭取香港民主與愛中國是沒有衝突的。香港之所以要民主自治,是因為香港人乃中華民族的先鋒,將香港建設為向中國引進民主政治的試驗場,是香港人的責任。但經一輪思索,又覺得這種論點不太有力。中國政權總是反覆重提清末民初的「國恥」,從而激起中國人仇外的悲情,讓他們拒絕民主與自由這類源於海外的善良價值。這時候我讀過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但未有完全讀通此書,誤以為想像等於虛構。但那至少把我從「自古以來都是中華民族」的迷思解放出來。既然中華民族是虛構的,那麼實現民主自由,自然就比「愛國」重要。在2007年的暑假,我便運用了這略為原始的新見解,幫陳健民老師合撰一本叫《一國兩制》的小書。那時我天真地以出謀獻策的心態,提出完善一國兩制的提議。在書中我們向中國政府建議,若要防止分離主義出現,就必須讓香港有民主自治的權利,並讓香港民眾有機會參與中國的政治。回想起來,雖然當時確是為了香港人的民主而寫作,但思想上的大中華觀念餘毒未清,令人慚愧。

在修讀哲學碩士時,有一半的同學都是來自中國,有時在課堂之後,我們會一起到飯堂用膳。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來自中國的人相處。他們當中有些是迷信中共意識形態的憤青。有次上課,一位韓國教授提到在比較社會調查數據時,臺灣會被視為有別於中國的國家,有一位同學就憤怒地站起身抗議。但亦有另一位自由派的同學,很興奮的和我講在七一遊行與利東街抗爭的見聞。但我發覺不論中國同學的政治立場如何,他們與香港同學之間有着無形的隔閡。飯吃了一半,他們就會圍在一角興高采烈的高談闊論,我們香港同學與他們沒有太多共同經歷,談話時也難找到話題。就算是自由派的中國同學,雖然大家都認同中共是彼此的共同對手,但當我們談到各自的抗共經歷,又很難完全代入對方的角度。

在畢業後,我越來越感受到這種港中之間在集體經歷上的區隔。在畢業後兩年,我打探到中國的自由派都熱烈地探討《讓子彈飛》這部電影,並從中看到很多有趣的政治隱喻。我特意走去看,卻幾乎睡着:香港人就是不能一邊猜啞謎一邊大笑。畢業那年冬天,《非誠勿擾》在中國票房大賣,有次老婆租來看,我看了一會就悶得受不了,不明白這電影有何感人之處。「大家都是中國人」,有大中華情結的人都是這樣說的。無疑香港與中國都是東亞文明圈的一員,但若然大家看看同一部喜劇、同一部悲劇,也未必能有同樣的感受時,那大家還算是休戚與共的同胞、大家還算是有着共同的文化嗎?此刻我開始覺得懷疑。

由於我覺得不太想從事既有的專業,我儲了點錢,在2009年秋天便到英國雪菲爾(Sheffield),準備攻讀政治學博士。到埗後卻發現自己恐怕跟不上全職做學術的步伐,人在海外每一天都要燒錢,焦慮症就發作了。之後返回香港,與原有的僱主簽了長期合約,之後第一次參加公司春茗,就抽中了最大的現金獎。這可就是天命乎?學術夢碎,心裏也有點不高興,只好做個業餘的研究者,聊以自娛好了。不過後來看羅友枝(Evelyn Rawski)寫東亞史,談到本居宣長這一號人物。本居先生也未能全職投身學術,曾慨嘆行醫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職業,他到71歲臨終前幾天,還是要替人看病。但他還是做了日本的國學宗師,用今日香港的語言講,他就是日本的本土派國師了。我的成就遠不能和本居先生相比,但我今日若是學術界中人,反倒不能自由地撰寫那幾篇本土史論著。在先人的腳步中,我尋得一點安慰。

雖然在英國曾經有點不愉快經歷,我還是很喜歡英國,之後幾年還去了幾次旅行。看着香港在英國人撤退後日漸衰敗,令我對英國有點情意結,一度很希望能有遷居的機會。香港人初到英國,確實會有種 Déjà vu 的感覺。但若仔細遊歷,便會覺得英國只算是表兄弟的家,卻絕對不是我本人的家。英國適宜旅遊,也許適宜養老,卻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和中國說再見

修讀碩士時與中國同學的相處,給我的只是一丁點的小疑惑,可是到快要提交論文時,中國就要舉辦奧運。那時候中國人及部份香港「愛國人士」的表現,卻令我看到當代中國的真面目。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衝擊。

在2008年5月2日,北京奧運的聖火到香港接力傳遞。當時中國自由派希望能在此舉世矚目的時機,呼籲世人關注中國的人權。丹麥藝術家高志浩(Jens Galschiøt)發起Project Orange,希望香港人能於那天穿上橙色上衣,藉此抗議中國差劣的人權狀況。可是那天穿着橙衣的,寥寥可數。在電視上看到有橙衣人,意欲在接力路線舉起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標語,卻遭到紅衣「愛國人士」指罵。那些紅衣人有些是專程來香港的中國人,但也有不少是愛中國的香港人。經此一役,我恍然大悟,在目前的語境下,愛中國就不能愛自由民主人權,愛自由民主人權就不是愛中國。愛自由與愛中國之間,再沒有灰色地帶。

而中國人於那幾個月集體亢奮,不斷的將「大國崛起」放在咀邊。當他們遇到外人對中國自由民權狀況的批評,就盡情發洩他們的怨恨,彷彿全世界都虧欠了他們。當時法國總統曾批評中國對西藏的高壓政策,而奧運聖火於4月在巴黎接力傳遞時,又與示威者有點碰撞,中國人視之為法國的侮辱,全國各地爆發針對法資超級市場家樂福的騷動,家樂福的中國員工亦遭群眾集體欺凌。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群體亦失去理智,當時有一位留學生出面調解學生群體與藏獨支持者的衝突,事後就打上「漢奸」的標籤,自此要面對無日無之的網路欺凌。

就在香港聖火傳遞後十天,中國四川汶川發生8.3級大地震,逾六萬人因而喪命。死傷者當中為數不少為在學校上課的學生,因校舍倒塌而遭壓死。震災過後,香港人很䥗就留意到這場天災,背後其實充斥着人禍。災區的學校,有不少因貪官污吏中飽私囊,淪為殺人無數的「豆腐渣工程」。有熱心人士追尋真相,或是發聲批評當局的腐敗,卻很快遭中國當局逼害和監禁。

在之後幾年,香港人多次為這些維權人士上街聲援。但中國人的反應,卻與香港人不一樣。在5月19日的全國哀悼日,在成都的民眾竟突兀地高呼「雄起」。隨後中國當局喪事當喜事辦,將國內的聖火傳遞與賑災活動結合一起,藉此宣示中國在中共帶領下「人定勝天」,克服困難而崛起為強國。這種宣傳確實奏效,中國人很快就再次陷入亢奮,將目光聚焦在八月的奧運。中國雖然還有像黃琦、譚作人那樣為民權奮鬥的忠義之士,但恐怕大部份的中國人,都只是戀慕帝國的榮光,覺得做新興強國的奴才很有面子。看重公民權益的香港人,與自甘為帝國臣民的中國人,真的能在同一個政治體系同負一軛嗎?若然香港人還是要愛中國,那可會像奧運時的紅衣人那樣,因戀慕帝國的榮光而喪失良知?

奧運剛落幕,中國就爆發三聚氰胺毒奶案。大批兒童因喝過受污染的奶粉而罹患腎結石,而售賣這些奶粉的公司又與官方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奧運舉行前,官方及相關公司一直都在掩飾,但到了九月還是因為奶商的紐西蘭股東向紐西蘭政府舉報而東窗事發。受害人家長趙連海聯絡其他家長,集體向有關方面索償,卻反遭當局關押。在中國為奧運舉國歡騰之際,國內就連續爆出先貪腐後鎮壓的醜事,在我眼中不啻是一個反高潮。但似乎大部份中國人,仍沉醉於「強國夢」中不能自拔。

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差別,此刻是越來越明顯。但香港與中國的邊界,卻越來越模糊。在2003年後,中國政府為收買人心,便以CEPA與自由行為經濟誘因,但CEPA其實只能令全香港經濟更依賴中國,反倒失去以往的國際觀,而得益的又豈是普羅大眾?而自由行更令香港人不能對中國「以距離製造美感」,大批中國人現在活生生的走在你面前:他們自覺為帝國臣民,覺得他們到香港這個帝國屬地消費,是對香港的恩情。而事實上他們不只是公民觀有異於香港人,連公德心也有異於港人:在目睹中國人的慘狀之前,我還以為香港人是最缺公德心的族群。後來有次到海洋公園旅遊,剛巧遇上幾批中國旅客。之後幾乎是動彈不得,到那裏排隊都會有人插隊。到要做纜車離開時,又因為中國人插隊而久久未能上車。在人龍前後的中國同鄉,又開着嗓門熱烈交流。到離園回家時,幾乎快要聾掉了。

但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干預,才是真正要命的。在2009年,中國方面正修建廣深港高速鐵路,立法會則在審議該鐵路香港段的工程撥款。只是該鐵路的規劃,香港民眾沒有太多參與的機會,如今卻一下此要求669億港元的撥款(之後還要超支呢),而且還要逼遷沿線菜園村的居民。一些年輕抗爭者為此苦行抗爭,民主派的議員在會內採取拖延戰術,但撥款還是在2010年初通過了。之後又發現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中,香港被包括在藍圖內,而整個方向是要香港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同城化。按「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的規劃本應只是香港的責任:但香港人的意願顯然不是「十二五」規劃要考慮的事。香港的政治,早已由媚共權貴所把持,但中國似乎要繞過一國兩制的框架,要直接插手香港事。

其實在近幾十年,親共政團一直都有到各基層社區拓展勢力,民主派的人常會嘲笑資源充足的親共政團,只能以「蛇齋餅糉」收買人心。然而他們其實是在爭取地方人士信任,就像國共內戰時中共對國軍控制區的滲透工作那樣。到2011年區議會選舉時,有一位公民黨籍的律師幫助菲傭爭取居港權。對此我是沒有所謂的,畢竟菲傭為香港貢獻多年,比那些抱着恩主心態的中國人好太多。但歧視東南亞移工,卻是香港人的劣根性。那些潛伏地區多年的親共人士,就出來蠱惑愚夫愚婦,趁機一舉打殘公民黨。有碩士同學是公民黨的區議員,在選前幾個月,每天都有人組織「唱衰團」在社區大肆宣揚,在助選團拉票時形影不離。那一年選舉民主派慘敗,而公民黨幾乎全軍盡墨,我那位同學被逼離開服務多年的社區,至今還未能重奪議席。

而中國對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介入,更是如入無人之境。當時香港人都以為,與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友好的唐英年,將會打敗親共且不受歡迎的梁振英。到2012年2月,消息傳出唐於九龍塘約道七號有大規模僭建,吸引了不少傳媒借用吊車追訪。同時唐英年的一些私人通訊遭外洩,內部涉及其婚外情,洩蜜者似有心要對唐人格謀殺。而支持唐英年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又被揭收受利益、並接受過富豪的款待。這些內幕,並不是一般傳媒狗仔隊能找出來的。我看到有無形之手,要用醜聞將唐英年及其盟友一個接一個打倒,令原為黑馬的梁振英登上大位。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上絕地反擊,直指梁於七一大遊行時,主張出動防暴隊暴力鎮壓。只是大局已定,梁振英還是得到689位選委支持,成為主權移交後第三位行政長官。

這些事我都看在眼裏。香港人想要做公民,中國人只想做帝國臣民,如今中國政府還要介入香港自家事。下一步,他們就會叫香港人告別自由,強逼香港人像中國人那樣自甘為奴。這樣的國家,是我的「祖國」嗎?不,中國不是香港的祖國。中國是詭計多端的侵略國,就是不讓香港人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尋覓尊嚴。韃虜不除,香港就沒有指望。

我曾經支持社會民主主義,但看到這一切,便覺得香港最大的矛盾不是階級矛盾,而是中國與週邊的矛盾。香港以及一眾中國邊陲的地方,沒有資本家,只有為中國黨國服務的買辦。所有的香港權貴階層,其實都是中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而他們的業務也是與中國官員恩庇侍從關係的結果。那麼香港人要維護尊嚴,要對付的就不是身為嘍囉的香港「資本家」,而是背後操盤的中國帝國主義霸權。脫離中國帝國主義的桎梏,香港人才會有出頭天。

書寫香港故事

於我而言,香港人要重拾尊嚴,非得要脫離中國、成立獨立的主權國家不可。但一直以來這講法都是個禁忌:香港人不是沒有獨立的念頭,但他們怕觸怒中國,而歷來的大中華情意結又令香港人以為此乃非份之想。陳雲老師於2011年撰寫《香港城邦論》,打破了香港人的心理關口,那時我很歡迎陳雲老師打破大中華迷思的努力,但很快我就覺得老師的論述不太合自己脾胃。老師的面書活動一直為人詬病,但我倒理解老師的鬱燥:香港大難當前,有良知的都會義憤填膺。但比如「蝗蟲論」之類本質論的講法,還是可免則免吧。

陳雲老師認為香港自立的理據,在於這是世上唯一承傳華夏正統的地方。但我出身於基督教家庭,身邊的朋友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的忠實支持者,都與華夏文化沒太多緣份。香港開埠以來就很國際化,無疑這地方曾從避秦南來的文人那邊吸收華夏文化,但這只是香港文化的其中一種思想資源。我想東亞文明之於香港,就如希臘、羅馬文明之於西方各國那樣。英國文化有其希羅根源,但亦有凱爾特、日耳曼及維京根源;德國文化則希羅與日耳曼根源皆重;而除此以外西方都曾信奉希伯來的基督教。西方人承傳希羅文化、亦使用羅馬人留下的字母,但如今已經沒人主張重建羅馬帝國。經典文明與本土及外來文化結合,蛻變為全新的文化,在西方是這樣,在東亞沒理由不是這樣。在帝國的時代,大陸帝國以正統之名將東亞綁在一起,但如葛兆光在《宅茲中國》所言,日本與朝鮮已於明清之交,與中土從「本是一家」蛻變為「互不相認」。日本、朝鮮與越南早已在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臺灣的去中華化也是這歷史趨勢的一部份,而且快要成功了。香港也必然要走這樣的道路。

於是我繼續努力思索香港應該有怎樣的本土論述,重新閱讀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學術研究。我重讀《想像的共同體》,發現 Anderson 並沒有指責國族主義是虛構:與之相反,他指出當一個地方的人看着一樣的新聞、有着相似的晉升階梯,很自然就會有獨特的集體經歷。由此以來的國族想像,是一種真切的社會現實(social fact)。按着這個推論,香港人與中國人發展為不同的國族,是很正常的現象,香港自立自主的訴求亦因此是正當的。後來我再看 Liah Greenfeld 及 Margaret Canovan 的書,知道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其實是銀幣的兩面。中國以國族主義之名、行帝國主義之實,固然可恨,但香港還是必須有自己的國族主義。這樣香港人才能將其公民意識代代相傳下去,能守到帝國國勢轉弱那一天,而我們的後人仍記得要把握機會自立。

但中國就是要努力摧毀香港人的本土記憶。在2012年,教育局要在中學引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要引導學生的情感上認同北方的政權。浸會大學的媚共學者此時出版了名為《中國模式》的教材,更是印證香港人的憂慮。後來學民思潮發起了絕食抗爭,經過有一個星期每晚都有萬人集會,課程就暫時擱置了。但同年11月,出版《中國模式》的研究中心獲媚共商人捐款,打算撰寫香港通史,那就再次觸動我的神經:中國就是要改寫香港的歷史,要令我們的下一代誤認自己是中國人吧!這時我看書店的香港史中文著作,大部份都是由中國學者按大中華立場書寫的。香港人不寫自己的歷史,就不會有未來啊!

而以英文撰寫的香港史著作,則比較遵從學術規範,立場比較中肯。起初我打算與朋友一起翻譯這些著作,但研究過後,又發現翻譯書的出版過程異常繁複。洩氣的我後來想起研究院的香港研究課程,每一課都會閱讀一本書,並圍繞該書的內容講課。於是我依樣畫葫蘆,挑了十二本香港史及香港研究著作,寫了十二篇讀書筆記,這就是在2013年出版的《城邦舊事》。

此時我看過一些臺灣獨立運動的著述,知道史明與王育德都曾下筆寫過臺灣史,為臺灣國族想像奠定基礎。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是本鉅著,我既無法消化,更遑論是仿效了。之後看過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此書深入淺出而情感真摯,看罷我就決定要以王先生為榜樣,寫一本香港觀點的香港通史。這時候香港大學《學苑》正編撰《香港民族論》,想找我寫一篇文章,我就讓同學們刊登這本通史的大綱。我倒沒想到後來《香港民族論》會被梁振英盯上,鬧得滿城風雨。

在忙於寫作之際,雨傘革命就在2014年9月底爆發。因為已立志要寫好香港史,就沒有參與前線的抗爭,不斷看着手機乾着急。在週休的日子,我就背着旅行用的背包,不斷往返抗爭現場運送糧水。雖然參與雨傘革命的民眾不一定自認為本土派,尤其在金鐘抗爭的大多採用普世主義的社運語言,但幾十萬人在命運自決的旗幟下抵抗警察的鎮壓,那毫無疑問是一次國族覺醒的經歷。雨傘革命無疑是失敗了,中國及其傀儡政權未有讓步,但香港國族儘管是多麼的脆弱,它還是誕生了。我的使命,就是書寫香港的故事,引導這個新生的嬰兒茁壯成長。

這樣我再努力了半年,終於趕及在2015夏的香港書展前出版《鬱燥的城邦》(臺灣版名為《香港,鬱躁的家邦》)。但這只是個開始而已。目前香港的本土意識,有着太多焦躁不安的情緒,未有足夠的思想沉澱。那些執着於大中華情結的前輩,就拿年青人的暴躁和失儀大造文章,拒絕迎接新時代的來臨。而機會主義者,往往更能掌握時代的脈搏,可是其煽風點火的政治操作,就更令那些死守老黃曆的人振振有詞。在這個大時代面前,我只是個渺小的人。只是既然我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所,就只得廖化作先鋒,盡綿力寫好香港故事,希望更豐富的論述能令香港國族脫離目前混沌不明的境況。

在撰寫此文的日子,我正在閱讀東亞各國的歷史,期望有一日能撰寫日、韓、越、臺、港五國的歷史比較,藉此為香港國族於東亞史中定位。近日讀到越南李朝將軍李常傑的〈南國山河〉,反覆背誦,甚是喜歡:

南國山河南帝居
截然定分在天書
如何逆虜來侵犯
汝等行看取敗虛

這已不是帝國的年代,公民參與的政治體系,就是新時代的「南帝」:在國族之內,大家就是大家的皇帝。但亦因為這已不是帝國的年代,東亞的周邊地區,就不應再看着大陸帝國的面色做人。它們有權自決自治、截然定分,抗拒大陸帝國的侵犯。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下,建立沒有帝國陰影的新秩序,東亞才有可能有恆久的和平與榮景。做個堂堂正正、自由自主的香港人,是香港人尊嚴之所在,是香港人對世界的責任,當然也是我立志追尋的人生目標。

歲晚感言:回望 DQ風波

歲晚感言:回望 DQ風波

不經不覺,又過了一年,以虛齡論已屬四字頭。回望過去,香港幾乎沒發生過一件好事。殖民者的打壓日趨猖狂,民眾雖有不滿,但身心俱疲,已有姑且接受現狀的心態。這一波的本土抗爭,更呈崩潰之態,與事者徘徊在失落與狂躁之間,找不到出路。

面對如此的大環境,沒有人能夠誇口、沒有人能覺得自己的做法乃必勝法。凡是為香港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奮鬥的,不論作風、路線和論述,都要面對相同的苦難。不論我們如何看待對方,事實上我們已經同屬一個反殖共同體。此刻強權壓境,若要尋找出路,也需要有各種不同的進路,因應時勢而調整策略。縱是做法未能相容,也無謂互相攻擊,唯有各自沈實作工,方為正途。

在大約一年前,本人寫了一篇措辭強硬的檄文批評游蕙禎和梁頌恆。文中對本土同道人之批評,雖是責之深、愛之切,但事後此文竟獲黨媒引用,如此高調的批評,明顯已過火位。那時候之所以如此光火,除了了作風和策略的問題,他也是因爲本人的朋友在團隊中與梁、游出現摩擦。本人不忍年輕朋友受辱,就自覺要為他們發聲,火山也爆發了。

然而冷靜回想,當事人縱有可議之處,畢竟也是缺乏政治經驗的年輕人。本人對他們再是失望,也應該給空間他們成長,而不應動輒就要他們切腹。雖然朋友在團隊中曾鬧得很不愉快,但始終有團隊就會有摩擦,他們亦早已放下,與梁、游重修舊好。本人既非首當其衝,又豈能繼續懷恨?得聞游蕙禎於去年的風波後,一直愧疚不已,行事為人變得穩重踏實。既然她能夠日漸成熟、能懂得自我反省,那本人去年揚言要令她在政治上永不超生,又是何等魯莽?如此嚴苛的要求,與虐待員工的慣老闆又有何區別?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寫了的話也無法收回,畢竟傷害已經造成。在此謹能為當日的莽撞懺悔,期望他朝能夠以仁愛彌補昔日的憤恨。

除了梁、游二人,本人過去的日子曾為路線之爭、為了替朋友強出頭,頂撞過本土派、自決派、民主派的各路人馬。在此謹為昔日造成的不快致歉。大家縱判斷不同,為了香港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大家各自修行,最終仍殊途同歸。謹祝大家抗爭路上順風相送。

香港國人

徐承恩

2017年11月29日

香港獨立是「偽議題」嗎?

香港獨立是「偽議題」嗎?

哲學星期五於2017年11月21日晚,於臺北市里山咖啡舉行座談會。以下是該聚會的演講稿。)

在雨傘革命之前幾年,香港掀起本土思潮,社會開始浮現爭取民主自治、以至獨立建國的呼聲。中國政府和香港建制固然不會高興,亦因如此,他們於去年立法會宣誓風波後,就趁機高調打壓香港的的本土派和自決派。與此同時,在野陣營中不少人對本土思潮亦甚有保留,一些在野派對本土派的恨意,亦不亞於親中建制。這部分是因為陳雲等人選擇以鼓動民憤的方式推行其本土主張(縱然他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獨派),有煽動民粹之嫌。而在過程中亦冒起一些機會主義者,他們以荒腔走板的炒作謀取短期政治利益,損害民眾對本土派的印象。

此外,本土思潮亦挑戰了在野陣營的主流論述:一直以來的「民主回歸論」,都主張在中國統一的前提下推動香港民主化,並將本地民主政治放在中國民主化的框架下。平情而論,「民主回歸論」者之所以如此倡議,是因為香港前途問題於1980年代初塵埃落定,他們想藉政權移交的機會奠定未來的政治架構,從而落實民主自治。可別忘記1980年代的中國剛開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鄧小平政權作180度改變提出改革開放,那時中國的社會氣氛曾經令人充滿期盼。中國的自由夢於1989年的六四慘案後就破滅了,在野陣營固然知道港中政治分隔之重要,但他們畢竟曾熱情地關注北京學運,亦因此有倖存者的罪咎感。他們覺得自己有責任推動死難學生未竟之志,以「自由地區中國人」的身分改革中國。本土派主張港中區隔,就觸動了這些朋友的情意結。

因著對民粹政治的抗拒,以及與中國藕斷絲連的矛盾心結,一些在野人士聽到「港獨」二字,就會條件反射地斥之為「偽議題」。我們今天會討論對香港獨立比較常見的三種批評。他們有的認為香港歷史不長,與中國又只有一河之隔,只是個住滿中國移民的城市,挪用臺灣獨立運動的經驗是只對歷史無知。比較左傾的朋友,則認為香港社會最大的問題,是貧富不均的分配正義問題,統獨之爭則是無關宏旨的。此外,亦有意見認為民主與統獨無涉,是以應該只談爭取民主,迴避具爭議性的統獨問題。

香港主體真的欠缺歷史嗎?

1841126日,英國軍隊於上環水坑口登陸,開埠距執筆之際僅176年。香港人的祖先,大部分是自此之後才從東亞大陸遷入,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於二次大戰後才移居香港。不過這代表香港沒有自身的歷史主體嗎?斷乎不是。

遷居香港的移民縱來自五湖四海,但大部分均源自嶺南沿海世界。這個世界一直處於東亞大陸帝國邊陲,英國之所以在香港開埠,也是因為這個地方一直是「化外之民」活躍之地。英國的殖民統治,鞏固了香港有異於大陸的特性。亦因為香港「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特性,香港人的祖先才會移民香港。適量地吸納移民,其實並不會削弱香港主體的獨特性;與此相反,香港是因為有獨特的主體性才能吸引那麼多移民。

香港真是如中國帝國主義者宣稱那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帝國於一統中原後,到公元前218年才首次征服嶺南。之後漢帝國於公元前112年侵略南越國後,大陸帝國才算控制住嶺南。但之後一直到10世紀,嶺南始終是未被漢化的邊陲地帶。朝廷的力量,只及廣東北部及廣州鄰近地帶,其餘大部分地方都要靠部族酋長施行間接統治。漢人南遷的規模,亦不如一般人想像那麼龐大。我們可透過基因研究重組先民的遷徙模式,去驗證中國帝國主義者的「血濃於水論」。據徐杰舜和李輝於《嶺南民族源流史》對既有研究的綜合,廣府人有40%父系血統源自百越族、而母系則有80%百越血統。客家族群自稱華夏苗裔,但其父系基因雖以漢族血統為主、母系基因卻主要來自畲族。我們需要留意漢人父系血統的比例水份甚多:在昔日一夫多妻制下,優勢族群的成員能夠多娶妻妾、可以多生育、子女也有較大機會存活,那樣少數優勢族群的父系基因,就能夠於幾代人的時間不成比例地迅速傳播。相比之下由於女性生理限制了母系基因的傳播效率,是以母系基因比父系基因更能反映嶺南社會過往的族群構成。(而我們也要知道東亞過往只著父系源流的文化,其實相當父權,有違當今著重性別平權的進步價值。)我們可以斷定北方漢人移民從未是嶺南的主流,而嶺南人以及大部份香港人的祖先,也極可能「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基因研究有其局限,我們亦不應以血統定義誰是更「純正」香港人,但我們至少能否定「血濃於水論」的迷思:嶺南人的祖先大部分是自行選擇漢化的原住民,在血緣上與中原的關連並不算很強,就像臺灣的平埔族群那樣。

東亞大陸帝國的原住民要漢化,被朝廷視為編戶齊民,與世上其他帝國相比算是容易。漢化,就得服從儒家倫理、就得交稅或服役,但除此以外沒太多特別的條件。而成為編戶齊民,就可以擁有田產、男丁則可參加科舉。不過直到10世紀,嶺南都是化外之地,酋長們對田產、科舉也沒有太大興趣。「漢越和集」的社會狀況,一直維持到宋帝國之初年。

然而到10世紀,東亞大陸帝國的北疆一直被新興內亞帝國擠壓。金帝國於1127年攻陷開封後,宋帝國只能與金帝國以淮河為界,失去華北平原的廣闊領域。宋帝國唯有將目光放在嶺南,先修築珠江水系的河堤、化沼澤為良田。當時珠江三角洲仍是一淺水海灣,海岸線貼近今日的廣州。先民將堤岸修至海中,引泥沙、種蘆葦,將滄海化為良田。不過填海造陸,回報大、風險也高。新填地能否脫鹽轉為良田,沒有人能說得準。而各部族要合眾人之力,才能有資源開展動輒費時幾十年的大型工程。新填地的分界,往往難以斷定,那麼部族得設法取得官府的庇護、或是動員族人與鄰族械鬥。

面對龐大的土地利益,廣東原住民於1415世紀起即漢化為編戶齊民。據科大衛 (David Faure)於《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中的考證,廣東宗族杜撰族譜,或是聲稱自己為粵北漢人移民之後、或是聲稱先人為中原的落難貴族,並主張土地是由族人首先開發。他們以族譜虛構漢人身分,藉此取得擁有土地和參加科舉的資格。為了集中資源,鄰近部族的族譜常將他們描述為同一宗族的支系,並以各種祭禮凝聚族人。這些宗族隨後會集中人力物力開發田地,亦會培育資優子弟參加科舉,寄望他日朝中有人好辦事。族譜亦會攀附鄰近有成員中舉的同姓家族,希望能藉此得到官府以至朝廷的庇佑,促進部族於圈地競賽中的競爭力。

這場圈地競賽,風險大、回報高,到後期漸發展為零和遊戲。競爭失敗的部族於陸地上無法容身,就只能舟居水道之上,靠捕魚、運輸為生。於圈地競賽中勝出的,是自視為正統漢人的廣府人。他們認為舟居的失敗者都是蠻夷,就貶稱他們為蜑家人。同期於嶺南水域活動的,還有來自福建、潮汕的閩南族群。明帝國厲行海禁,這些海洋族群卻無視禁令,因為他們都只能靠海吃海。而香港水域,就是海洋族群從事地下活動的基地。

海洋族群的地下活動,包括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而兩者是有關連的。走私時,要靠武力阻止官兵破獲交易;而海盜要補給或是販賣贓物,也要靠走私網絡。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清帝國國力不振,而越南內戰又招募了大批從事地下活動的海洋族群,令清帝國無力控制嶺南沿海。到過香港旅遊的人或會聽過張保仔,他是活躍於嶺南沿海的海盜,曾沿珠江一直打到離廣州只有幾十公里的地方。後來他的部隊與清帝國和葡萄牙的聯軍在如今香港機場一帶的水域打了場大戰,雖能全身而退,最後還是決定接受朝廷招安。海盜問題解決了,海洋族群的犯罪網絡仍在。剛好這時西方人對廣州貿易日益不滿,想找走私的夥伴。

英國於1784年通過折抵法案(Commutation Act)後,對清帝國茶葉的需求急劇增加,令廣州貿易日趨活躍。但清帝國的貿易政策,卻因官僚主義變得比17世紀時更僵化。與此同時,英國的貿易逆差亦因茶葉貿易惡化。東印度公司因而鼓勵稱為港腳商人的中小型貿易商到清帝國銷售印度物產,他們起初在清帝國賣印度棉,但到1820年代品質更佳的南京棉增產,印度棉就滯銷。結果最後只剩鴉片能賣,而那時候清帝國社會趨向崩壞,對成癮物品的需求越來越大。但鴉片是違禁品,只能走私入境,嶺南沿海族群的地下網絡此刻就派上用場。他們起初在香港西北對外的內伶仃島交易,但此地與新安縣縣治南頭鎮較近,當官府加強掃蕩時,他們就改到維多利亞港交易。後來林則徐銷煙,驅逐英國商人,這些商人也是到維多利亞港避難,他們與當地海洋族群顯然已建立起信任。鴉片戰爭期間,官府的奏摺不時投訴廣東沿海充斥著與「英夷」合作的「漢奸」:海洋族群被岸上漢人及「新漢人」歧視,官府往往偏幫岸上人,那時又未有國族國家觀念,海洋族群又怎會認為「大家都是中國人」呢?(香港蜑家族群在韓戰期間,因走私貿易而被中共統戰,可謂歷史的諷刺。)英國人後來決定捨舟山而取香港,是因為渣甸等曾與海洋族群合作的走私商人積極遊說的結果。

嶺南海洋族群曾與英國走私商合作無間,鴉片戰爭時亦為英軍帶路並運送糧水。這樣香港開埠後,殖民地政府便給予他們豐厚的物質回報,並視他們為協助管治的夥伴。誠然,這些海洋族群新貴在殖民地架構中,地位遠遠不及西方人,只能擔當比較次要的角色。但他們在清帝國之中一直都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賤民,如今卻能名利雙收,那是他們從前未能想像的。殖民地初期管治按現今標準而言算是高壓,政府及西方人亦充斥著種族歧視的心態,令華洋衝突無日無之。但這種高壓政治,仍然比清帝國末期的管治狀況理想。英國將香港定位為自由港而非掠奪殖民地,其法律比清帝國略為人道,雖然只能算是殘缺的殖民地法治,但政府大體上仍能尊重合約精神。香港稅制較少灰色地帶,官吏無法像在清帝國那樣對商賈威迫壓榨。英國管治香港固然是出於自利的盤算,但在客觀效果上,卻為歷來備受欺壓的嶺南海洋族群,搭建一個能讓他們一展身手的舞台。

海洋族群在香港發跡,為之後抵港的移民起了示範作用。1850年代清帝國爆發太平天國戰爭,這場人類歷史中最血腥的衝突使大批廣府、閩南(含潮汕)商人移民香港。此外亦有大批客家人、四邑人經香港移民海外,之後不少回流歸僑亦決定在香港定居。清帝國於太平天國滅亡後嘗試推動現代化改革,結果卻不甚理想,令一些嚮往現代化文明的清國人以香港為家。如今在香港大展拳腳的,不只是起初的海洋族群,還有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當中又以嶺南諸族為主。除了部分南洋華人社群,以及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就只有香港是不受大陸帝國管轄的嶺南族群社會。

就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於《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硏究》描述,東亞大陸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國族建構的觀點百花齊放。香港處清帝國之旁,民間亦對東亞大陸前途有各種南轅北轍的想像。由於香港比東亞其他地方相對而言更自由,保皇派也好、革命派也好、主張「粵人治粵、聯省自治」的也好,在香港也能有生存空間。但自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的國族論述,逐漸被國共兩黨那種強調大一統、主張黨國一體的霸權論述壟斷。自此嶺南諸族必須位於中國以外的香港,方能繼續提倡主張多元地方自治的嶺南本位論述。港中兩地在國族建構的根本性問題上,有著兩種互不相讓的答案,兩地民眾將會發展為兩個性格迥異的國族,亦是可以預期的。

帝國主義色彩濃烈的中國國族建構於1927年塵埃落定,先是有類法西斯的國民黨黨國,到1949年又赤化為共產黨的極權黨國。香港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本身未受黨國主義荼毒,就成為邊民、移民、賤民逃避中國國族建構的避風港。香港是移民城市,但先民移民,正正就是要向中國說不、是以雙腳肯定香港那種嶺南本位多元自治論述。當地方文化於中國被黨國主義以極權手段剷平,香港就是那源於百越的嶺南文化最後一個堡壘。

中國於1949年赤化後,港中之間實施邊境管制,之後能偷渡香港的,大都有告別中國、擁抱文明的決心。而身在香港的華人,則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亦只能下定決心告別原鄉、根植香港。港中兩地民眾的生命歷程越走越遠,在深圳河以北,是剷平差異的大一統、以及黨國無微不至的壓制;而在河的南邊,卻有嶺南傳承、現代制度、以及相對自由多元的社會氣氛。在邊境管制下成長的一代,踏入壯年時正值1970年代,他們察覺港中有別,自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香港潮流文化由這代人於此時開創,而這種本土認同在政治層面,則催生爭取民主自治的社會運動。雖然這些民主派普遍仍有文化中國情懷,隨後中共亦常舞起愛國旗幟進行統戰,但這一代抗爭者的初心,始終在本土的民權和民生。

英治香港雖是殖民時代,卻也是海容百川、百花齊放的時代。但我們不要忘記:這種包容絕非自然而有的。香港這些年的自由與多元,是建基於英中兩大帝國於地緣政治上的制衡,這種制衡令香港社會能相對獨立。如此嶺南邊陲文明,才能以主角的身分大放異彩,並以此基礎吸收大陸以外各類文明的精華,令香港能發展為多元的現代社會。相對獨立,是包容多元不可或缺的基礎。如之後分析,當前的地緣格局,是中國獨大;香港不力爭獨立,就只會大陸化、黨國化,自由多元也無從說起。就如杜克大學文學教授周蕾於《寫在家國以外所言

要穿梭周旋於中英這兩個侵略者之間,努力尋找自我的空間……香港必須建立自主性與獨立社會的觀念,來維持本身的繁榮發展。

2014年的雨傘革命、近年的本土抗爭,也是這種確立自主、力圖建立獨立社會的嘗試。

港獨與分配正義:地緣政治視野的階級分析

一些比較進步的朋友,認為爭取香港獨立,只是務虛的身分政治。他們認為貧富之間的分配正義,才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也許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些進步朋友覺得國族認同只是虛假意識,是政客為迴避階級問題而拋出的紅鯡魚。比如近年在中國發展的香港文人梁文道,近年對香港本土派日益反感,他在2017年9月17日於香港《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如是說:

你真的認為比起老無所依的現實慘況,富豪廉價租借官地,香港獨立是個更值得大家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的一件大事嗎?

假如我們要儘快幫助老無所依的貧民,也許最實惠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去籌款濟貧、到志願機構做義工,而不是去寫文章批判社會。也許親近建制,更有助募款呢。但進步朋友都知道,救濟只能紓緩問題、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就得從根本入手,批判製造問題的各種建制。基進,radical也,其拉丁字根radix,就是「根」的意思。梁先生煞有介事地提及富豪廉價租借官地,就是要說出分配正義問題的根源,是官商勾結、是階級政治。

然而,問題的根就只是階級政治嗎?帝國主義,不也是與階級因素盤根錯節,同樣是分配不公的根源嗎?而論帝國主義,受到大中華觀點荼毒過的進步朋友,腦袋就變得糊里糊塗。在他們腦海中,帝國主義就必然是西方,屬於東方的中國就必然是受害者。這想法貌似鋤強扶弱,但假定東方必然是無辜無助的弱者,其實是種看不起東方人的東方主義。在此我們得要先把話說清楚:東亞大陸帝國以及當代中國,全部都是帝國主義霸權,不認清這個事實,就無法分析出香港分配不公的問題根源。

在香港開埠前,香港一帶的海洋族群,一直都被視為賤民。新歸順的廣府族群得清帝國縱容,令海洋族群只能從事卑賤或非法的工作。帝國政權亦完全忽視邊陲民眾的政治權利。不過清帝國對香港的管制卻是微弱的:官府只能鞭及縣的層級,在此以下的鎮、鄉、村,均要靠以廣府望族為主的士紳階級間接管治。在香港水域曲折多灣的海岸線,清帝國管治力量微弱,這樣才會有華南海盜和走私貿易的出現。

英國人在香港開埠後,就決心把香港建設成自由港。這即是說英國容許友邦借用香港,在不損害英國利益的情況下以香港為基地。是以香港發跡的西方商人,不全是來自英國,美國公司亦為數不少。即使在軍事層面,1874年法清戰爭時,黃埔船塢曾維修過法國軍艦,因而鬧出一場風波。到1898年美西戰爭,美國海軍亞洲分艦隊先到香港補給,再到香港東北的大鵬灣集結,然後才出發攻打馬尼拉。清帝國亦能使用這個英國人建設的自由港,比如在法清戰爭早期,兩廣總督張之洞就成功動員華人船塢工抵制法國海軍。賴臣(Kirk Larsen) 於 Tradition, Treaties, and Trade 中就指出,清帝國很早就懂得利用租界、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開放的特性,於海外拓展帝國的利權。清帝國於1882年,就透過炮艦外交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取得租界、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耐人尋味的是,清帝國亦牽頭讓朝鮮與美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如此當清帝國於甲午戰爭敗北後,還能透過美國等列強的力量與日本抗衡,把清帝國於朝鮮的利權延續至日韓合併前夕。從某個角度看,香港從化外之地發展為英國自由港後,清帝國也以同樣方式運用香港對外開放的特性以及英國人的制度建設,弔詭地增強對香港的操控。

香港身為英國殖民地,在中國之外、卻處中國之旁。這種特殊地緣格局,令香港不得不面對來自英、清,或後來的英、中雙重帝國主義壓迫。而殖民地社會內,既有華洋之間的族群矛盾,到後來工業發展又令勞資矛盾白熱化。假如我們要做好階級分析的話,就必須考慮到帝國主義及族群關係的變數。不同勢力的合縱連橫,是權力分配、資源流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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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治香港的社會階級關係

19世紀末,華洋矛盾是香港社會最常見的矛盾。那時洋人官商多抱種族主義心態,法律對華人不夠公平。華工偶會遭洋老闆虐待,政府偶會徵收針對華人的款項。除此以外,華人的衛生觀念較為落後,而推行衛生政策的西醫又不諳民情,令公共衛生政策難以既合乎衛生又不擾民。此時,在東華醫院董事局的紳商,便會以華人代表的身分替基層華人請命。他們有時甚至會與大陸的官府合作,就像在清法戰爭那次風波那樣。

但隨著香港社會工業化、現代化,華人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意識形態分歧,逐漸趕上華洋矛盾。在1920世紀之交,東亞大陸各方政治論述在香港角力、動員,過程中催生香港的勞工運動。華人資產階級則與洋人資產階級一樣,把新興華人工會視為搞事分子。在1920年代香港發生一連串的工潮,香港政府原先寄望華人菁英能如過往那樣協調衝突,但東華醫院辦的緊急會議,卻淪為華人資產階級批判華人勞工的申訴大會。華人菁英在政府要求下,嘗試調停洋人資產階級和華人勞工的糾紛,最終兩路華人卻惡言相向。同一時期的反蓄婢運動,也是值得玩味的特別事件。在這場運動中,進步華人與進步洋人聯手抗衡希望續婢的華人資產階級。最終倫敦當局罕見地介入香港內政,香港政府代表華人菁英與倫敦討價還價,但最終還是於1922年末展開的《管制家庭服務形式條例》立法程序,立法局的華人菁英於翌年屈服,不情願地投下贊成票。

香港這個雙帝國體制的內部矛盾,有時會以港中對立的方式呈現。國共合作的廣州政府於1925年藉五卅慘案後的社會氣氛,與香港勞工運動聯手發起港粵大罷工,意圖封鎖香港。華人資產階級則認為廣州當局正在侵略他們的家園,全力協助香港政府打擊工潮,最終市面到七月便能逐步恢復平常。廣州政府於大罷工期間的社會動員,成為翌年北伐的助力,香港的勞工運動卻淪為棄子。香港勞工運動想趁勢推動香港本土勞工權益,但這些目標一樣都沒有達成,前赴廣州的工運領袖則沉迷於內部政治鬥爭。結果大部分勞工不欲參與政治鬥爭,於七月後陸續返港復工。罷工於192610月結束後,香港勞工運動五殘七缺,而在中國投靠中共的工運領袖,則在蔣介石展開清黨運動後淪為白色恐怖受害人。

1967年在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爆發的工潮,其發展模式卻截然不同。工潮爆發後,親共工會隨即介入並主導工潮,將之升級為反對英國統治的「反英抗暴」運動。他們發起罷工、罷市、罷課,卻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便發起炸彈恐怖襲擊。後來廣東的民兵甚至趁勢攻打位於港中邊境的沙頭角。香港政府很快就判斷出整場風暴乃香港激進親共派受文化大革命鼓舞而自作主張,北京政權則未有接收香港的計畫,故此放膽以高壓手段果斷鎮暴。但在一般香港人眼中,中共的侵略如箭在弦,或至少會按「澳門模式」,把香港中國化。香港人對當時殖民地管治的歧視政策頗有微言,但他們對中共的黨國國族主義明顯更為抗拒:畢竟大部分移民香港的華人,都是為逃避國共兩黨的黨國國族建構而來。香港人的心態,就如當時《星島日報》主編鄭郁郎在《在香港看香港》所言:

人民對港英並無好感,但是在目前形勢下,不支持港英,支持誰?這有如坐上汽車,一定要支持司機,港英是司機,港人只好支持他。

這場1967年的暴動,令大部分華人基層與資產階級及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並與中國政權及在港親共派對立。這次暴動的集體記憶,令香港人潛意識裡確認港中有別,縱然他們仍有文化中國情意結,但他們明確地要對現實的政治中國說不。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開埠後的雙帝國體制,帶來複雜的合縱連橫,香港政府在地緣政治上無可避免要面對各路勢力的制衡。有些親共輿論質疑,何以香港在野派在未民主化的英治時期未有奮勇抗爭,要到中國接管後才不滿,這種質疑明顯是缺乏歷史感的愚問。首先香港公民運動確是在1970年代後才興起,到1990年代才走上軌道。但在此之前,香港還是有零星爭取民權的社會運動,只是公民運動本身就是要幾代人的時間去成熟,而初時的社會環境亦不容許太激烈的抗爭。更重要的是,香港政府當時雖未有民主制衡,卻要面對地緣政治的制衡,最終迫使政府用盡既有渠道監察民情,之後在民怨發酵前就早一步解決問題。

這種管治作風在1970年代變得爐火純青,被稱為「諮詢式民主」。那其實一點也不民主,而是一種知民所想,並以積極進取的政策預防民怨的治術。在六七暴動後那十幾年,政府以建屋計畫為接近一半的香港人提供廉租房屋、逐步減少體制對華人的歧視、贊助慈善機構並開始統籌社會福利的分發、推廣全民普及義務教育。政府雖聲言奉行「積極不干預」,香港因而沒有國營經濟、政府也不會指點企業運作,但政府卻有以間接手段促進產業發展:除了之前提及的廉租房屋外,政府也與中國合作輸入廉價糧水,亦鼓勵新界農民改善蔬菜自給率,如此皆能減輕企業薪資壓力。政府於新界興建新市鎮,除了為建設廉租屋,亦是鼓勵工業發展的措施。政府到海外則為關稅問題積極交涉,甚至會與英國的保護主義對著幹。

香港未有民主、未能獨立,香港政府的表現卻與民主獨立國家不無相似之處。雖然香港自由仍然受限,但當時除日本外,再沒有別的東亞國家比香港自由。這是因為1997年新界租約大限將至,香港政府必須得到民眾擁護,民生、經濟均須大幅進步,如此方能有籌碼與中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

1984年,大部分香港人都心悅誠服接受香港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他們未有選舉權,但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卻打擊官吏貪污濫權的流弊,甚至鼓勵民眾秘密舉報貪官,這樣民眾得以充權、並深信官員應當是為民眾服務的公僕。過去十幾年經濟起飛,他們不單能改善生活,亦建立起成就感和自豪感。他們希望這美好的現狀得以延續下去。

只是中國已是鄧小平的時代,鄧鐵了心要一雪清帝國割讓香港的「百年屈辱」,將香港收為己有。香港人的民意,中國人並不在乎。他們會揶揄英國人沒有在香港推行民主,就不能打「民意牌」,但本身沒想過要以民主方式找出香港民意。中國反倒恬不知恥,宣稱自己有資格代表香港的「中國人」與英國談判!198384年的談判,英國一直處於下風,結果兩國於19841219日簽訂《聯合聲明》,決定於199771日把香港轉交予中國。

自此以後,香港從一個雙帝國體系,轉化為中國獨大的新殖民體系。香港政府意欲讓英國光榮撤退,想趁最後機會引入代議政治,但中國視之為英國意圖延續在港勢力的陰謀,結果至今香港只得一套半普選且限制重重的議會制度。香港政府在最後十數年,淪為弱勢夕陽政權,有論者甚至譏之為跛腳鴨。此時中國政權與原本親英的華人資產階級,卻因反對民主改革的緣故而結成不神聖同盟。除了香港政策外,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亟需引入外資,而華人資產階級剛好有中國需要的資本。

香港資產階級自1980年代起集體北上,藉中國經濟改革的機會拓展業務。中國政權為香港資本提供極為優厚的條件,主要是利用中國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地帶,縱容香港資本違法及剝削勞工的行為。後來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中國國家資本則與香港資本合作融資,或是讓香港資本參與中國的投資項目、或是讓港商將中國公司帶到香港股票市場上市,之餘此類。一些論者因為香港廠商對中國勞工的剝削、或是北上工作的資產階級和管理階層的囂張跋扈,就套用批判西方資本新殖民主義的論述,將這個經濟體系描述為香港對中國的「北進殖民」。這種挪用新潮理論的批判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無視中國國家資本的運作邏輯。中國當局絕對有能力對剝削中國勞工的香港資本家嚴正執法:事實上中國官員不時透過消防、環境、勞工福利之類的法規向港商施壓,甚至藉此苛索賄賂。而中國的投資項目,背後亦由國家體系全盤操控:中國當局曾拒絕審批原定由英資怡和洋行合作的基建項目,藉此宣示對英國香港政策的不滿。

香港資本家的「北進殖民」,其實是出於中國當局授予的特權,為此香港資產階級及管理階層必須展露政治上的忠誠,協助北京對付香港殖民地政府、並打壓香港新興的民主運動。他們的政治捐獻,令親北京政黨財源豐厚,使其政治網絡能伸入香港每一個小社區。與此同時他們亦與中國資本合作,大舉收購香港的媒體,迫使編採人員自我審查。一些普羅大眾未知時局丕變,以為19501970年代那種上向社會流動仍為常態,政治性格因而偏向保守。政黨資源和傳媒立場又日益傾斜,中國帝國主義者漸學會玩弄「選舉制度」,以「民主選舉」抗衡「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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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港中兩地的社會階級關係

這種恩庇侍從關係令香港資本家沉迷「背靠祖國」的尋租食利行為,喪失一直以來自力更生的創業精神,令香港逐漸淪為依附中國帝國體系而無法自立的經濟體。香港資本家必須以服從來換取在中國的生存空間,就養成揣摩上意、蕭規曹隨的不良習慣,令香港無法跟上21世紀創新經濟的大趨勢。香港商界流行的講法,是「high tech 揩嘢、low tech 撈嘢」,覺得與其冒風險創新,倒不如透過尋租行為儘快獲取回報;他們相信「識人好過識字」,與其費神掌握技術,不如多結交中國有勢力人士。

部分親中人士常貶損香港,指香港人自高自大而不知自己落後,當一河之隔的深圳已是世界硬體創新之都,香港連電子支付也未發展好。這種講法雖然道出實情,卻未有正中問題核心:問題不在一般香港人的水平,在於政府的政策與資本階級的投資行為有否推動創新經濟的發展。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就只有促成香港與中國經濟「接軌」,鼓勵中國資金、遊客到香港,用各種基建將香港與中國連接起來,卻沒有盡力培訓香港人才、未有改革相關制度。香港商界則只對涉及「中國概念」的炒賣、或地產投資感興趣,除此以外對所有事情均抱有一動不如一靜的保守心態,更遑論長遠的技術研究開發。香港政商菁英既自甘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買辦,香港經濟之淪落、技術之退步,亦是無可避免。

香港的普羅大眾,絕非「殖民」中國的加害者,反而是中國帝國主義及依附霸權的香港資產階級聯手欺壓的對象。在1980年代,香港廠商見中國工資低廉,當局又故意縱容他們剝削勞工、破壞環境,就把工廠從工資較合理、法規較完善的香港遷往中國。廠商搬走工廠後,又沒有再用心提升技術,當香港技術人員把技術傳授予中國同事後,整個產業就被掏空了。後來中國自家的廠商羽翼漸豐,當局就嚴格執法,把香港廠商趕走。

但在此之前,香港的勞動階層已在水深火熱之中。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於1990年代是提升了,但得益者只是與中共勾結合謀的資產階級。在同一時期,香港製造業的工作大量流失,失業率、就業不足率及貧富差距均急速惡化。中產階級的收入雖較為豐厚,但亦受裁員危機威脅,而資產階級越來越熱衷透過炒賣樓房尋租,更令中產階級要面對沉重的房貸壓力。主權移交後的港中經濟融合,則只能令資產階級及少數從事工商服務的管理階層獲利。缺乏節制的中國旅客自由行政策,令旅客數目超過香港承受能力,令人口本已擁擠的地區生活環境進一步惡化。其衍生的平行出口貿易,令中國遊客與香港人搶購民生物資,令民眾不勝其煩。對普羅大眾而言,「中國因素」的出現,只是令其生活日益不安穩,而著重恩庇侍從關係的新經濟體系意令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日趨渺茫。

面對中國帝國主義與香港資產階級的聯手欺壓,能與香港民眾一起反抗的,除了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還弔詭地包括意圖光榮撤退的殖民地政權。在香港前途塵埃落定後,殖民地政府決定引入代議政制,卻因中國反對而裹足不前。之後香港因六四慘案而爆發信心危機,英中兩國才能達成協議,並於1991年讓立法局部分議席由普選產生。彭定康於1992年就任港督後,下定決心善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增加立法局普選成分。雖然彭氏的改革方案於主權移交後被廢除,卻為香港民主政治打下強心針,其親民作風亦成為香港人的民主啟蒙。除了政治改革外,彭定康任內亦引入促進民權的制度,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亦擴展香港大專教育。這些改革雖未能擋住中國帝國主義的侵害,部分措施於主權移交後遭廢除,卻能顯著改善香港民眾的人權、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保障。

但殖民地政府與中國帝國主義互相制衡的雙帝國體系,到199771日就畫上句號。在此以後,就是中國帝國主義獨大的局面。而主持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是仰賴中國的香港資產階級,就是依附權貴的高級官僚、甚至還可能有親共派以至是中共秘密黨員。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如此所述,就是要令香港成為倚賴中國的經濟殖民地。新政府廢除部分民權改革、對付異見者則有權必用。政府政策皆照顧親中資產階級的利益,又傾向緊縮社會服務開支,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的品質走向崩壞。中國帝國主義獨大的體制,無人能夠制衡,當局更不會讓香港人享有民主自治的權利。《基本法》列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整體最終要由普選產生,中國人大常委會卻多次詮釋《基本法》,先是拖遲、然後又加上諸多條件。但此時中國帝國主義已經獨大,再也沒有力量能與之制衡、能迫他信守承諾了。

香港的不公平、不民主、以至各種民生經濟問題,沒有一樣不是因中國帝國主義而起。趕走中國,建立港人自治的香港共和國,當然是艱難的任務,但豈是無關痛癢之小事?

可以只爭民主不談港獨嗎?

有一些意見認為,香港人應該專注爭取民主,不該讓港獨爭議使形勢變得複雜。他們會覺得,民主訴求是高尚的,國族情感卻是不理性的,兩者不應混而一談。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卸任後,常為香港民主發展仗義執言,卻對近年興起的港獨思想不以為然。他於20161125日訪港期間,曾如此高調評論      

不應把民主與港獨混淆,港獨不可能發生,更會沖淡民主力量。

然而比起爭取港獨的本土派,彭定康本人更有動機去模糊民主與獨立的關係。彭氏曾任保守黨主席,他不單是堅持大不列顛統一,亦是主張歐洲一體化的親歐派。他本身就是現有主權國家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而從近日加泰隆尼亞的事件,我們可看到彭氏所擁護的歐盟,本質上乃既有主權國家的俱樂部。這樣,他便傾向把民主視為簡單的選舉政治,而不知民主的深層意義,其實乃大眾主權之實踐。

管禮雅(Liah Greenfeld)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中,指出世俗主義、平等主義與大眾主權的合流,結論就是國族主義。國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乃銀幣的兩面。在帝國的邊陲爭取民主自治,就是主張主權在民、是對中國宗主權的否定。民主本質就是獨立。我們固然要提防集體主義、種族主義偷換掉大眾主權和平等主義的理念(如此偷換概念,就會變成國家主義和族裔國族主義),但這不等於要否定國族主義,而是要主張一套堅持自由、平等、公民自治的公民國族主義。我們不能說港獨與民主無關;這兩者本屬一體,主張民主,就是否定帝國、主張自決的小國國族主義。

論者或會質疑小國的公民國族主義,並不一定需要以獨立建國為目標。小國族可以迴避易惹爭議的統獨問題,在大國之內以自治政體的方式實踐住民自決,建立「無國之國族」。就理念而言,這亦是一條可行可欲的出路。但究竟應當自治還是獨立,應由小國族的民眾決定。他們必須要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作真正的抉擇;而在作出選擇後,亦當有退出機制。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國的中央政權能否以適當的策略配合。赫希德(Michael Hechter) 在《遏制民族主義中以「民主統派」的立場,指出若要成功以自治代替分離,中央政權必須避免直接管治,亦要讓小國族國民有民主參與中央政治的機會。簡要而言,中央政權必須既自制、又開放。當今世上,又有多少大國能做到呢?

而當今的中國政權,明顯既不自制、亦非開放。在20世紀初,中國有識之士曾提倡「聯省自治」,透過地方自治促成民主統一,但他們終究失敗了,如今再沒有人會認同這樣的主張。白魯恂(Lucian Pye)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也就是說中國雖然在形式上採用了國族主義,但組成「中華民族」的,卻不是平等地實踐大眾主權的國民。自由主義從未在中國植根,主導中國國族建構的知識菁英,並不熱衷於爭取普羅大眾的自由權利,亦不認為他們與販夫走卒是平等的。他們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種族競爭才是世道。亦因如此,東亞大陸並不需要自由的國民,而是要集體團結達成富強,從而令黃種人能擊敗西方的白種人。受種族競爭的觀念影響,像「聯省自治」那樣強調由下而上的政治主張,就不易取得支持。

但中國國族主義者該如何團結群眾?清帝國及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其疆土都是多語言、多民族、文化多樣的廣闊領域。即使只論及漢族,其成員亦是語言不通,大江南北的文化差異亦是難以調和。自10世紀以來東亞大陸帝國之所以能維持統一,靠的是科舉制度和儒家禮教。科舉制度把中央政權與地方知識階層連結,而與中央官員有個人聯繫的地方菁英,則以儒家倫理的教化,令民眾從著重長幼尊卑的家庭倫理開始,建立順從權威、維護專制的生活習慣。但清帝國於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而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菁英又認定儒家思想乃中國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中國傳統文化從來就不足以界定所謂的「中華民族」,以文化中國肯定統一的政治中國,其實乃事後的自我評價。

中國國族主義者可恃的,就只有恐懼和怨恨。西方帝國主義於19世紀在東亞擴張,西方資本日漸成為生活中難以逃避的存在,白種人的蹤影隨處可見,而他們亦因資本和武力的加持而流露沙文主義的優越感。「文明」的黃種人被「野蠻」的白種人「以夷變夏」,對於未能掌握世情變幻的群眾而言乃揮之不去的恐懼。中國國族主義者輕易就能將東亞大陸之現況,對比起華夏帝國昔日之強盛,喚起群眾的屈辱感。比如孫文在1924年應上海《中國晚報》邀請而作的演講,就如此描述古今之間的對比:

喂,我哋大家係中國人,我哋知道中國幾千年來係世界上頂富頂強之國家,知道唔知道呢?但係見到中國係乜嘢既情形呢?中國現在就變成係世界上頂貧頂弱既國,中國既人民出海外既,就被外國人欺負凌辱,看不上一個人樣。在中國內地呢,外國對於我哋既政府呢,對於我哋既國家呢亦係睇唔起。

當代中國之不濟,就這樣激起群眾仇外的怨恨。他們恨白種人瓜分東亞、恨滿洲人入主中原卻管治無能、恨日本人雖同為黃種人卻趾高氣昂、恨美國提倡國族自決卻口惠實不至。中國國族主義者要群眾因「國恥」而覺得丟臉,要他們戀慕帝國昔日的榮光,讓他們發著帝國終要恢復強大的「中國夢」。

但帝國如何能復興、如何能建設一個讓臣民重拾面子的強大祖國呢?中國國族主義者讓丟失面子的群眾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無知,是以必須讓強而有力的領袖領導革命,讓少數先知先覺者集中眾人之力克服難關。孫文的那段演說,最終是叫聽眾購閱其《三民主義》,期望他們讀罷就會信服跟隨中國國民黨的路線。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在《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階級》中,提及北伐前後國共兩黨的文宣論述。這些論述都主張中國的群眾是沉睡的,他們要自立,非要由少部分革命先行者喚醒不可。群眾的醒覺,不在爭取個人的自由,而是要為了革命的緣故執行先知先覺者定下的紀律,或是孫文的「軍政」、「訓政」,或是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讓先鋒黨集權,讓革命先行者改造群眾、改造國家,以黨國為「中華民族」及中國的終極定義。一切都是為了黨國,沒有個人的自由與自由的觀點,當然也不會有地方社會自治的空間。對國共兩黨而言,黨就是國。當他們以集權手段推進北伐,以列寧式紀律加上蘇聯軍備,用了兩年就一統中國。如今中國之定義,由黨國獨尊,中國再也容不下別的國族想像。之後國共內鬥,只是不同先鋒黨之間的爭權奪利,中國自此盡是黨國天下。

但香港卻從未服膺於國共兩黨的黨國論述。陳炯明提倡「粵人治粵、聯省自治」,深得香港人支持。為先鋒黨開路的新文化運動,在香港亦缺乏迴響。於中日戰爭時到港避難的南來文人,常把香港人描繪成奉承西人而缺乏愛國情感的二流中國人。中國國族主義者視香港人為走上歧途的媚洋份子,他們想像到奪得香港之日,就要對香港這些野孩子再教育。

之後中共官員,都視香港人為未能服從紀律的潛在賣國賊。香港人若願意只做經濟動物,以至是向當局獻媚效忠,那中共可以藉一國兩制之名包容一下。但若香港人抗拒黨國介入香港,要掌握民主自治的權利,那麼即使他們說好愛國不愛黨,他們也是中國的敵人:黨就是國,在帝國邊陲反對黨,就是分離主義。

香港有50萬人於200371日走上街頭,反對主權移交以來荒腔走板的施政,亦反對侵害言論自由的《國家安全法》。期間民眾高呼「還政於民」,要求加速民主化進程。此時本土思潮尚未成形,民眾雖看重本土權益、民主自治,卻未有一套涉及港中關係的本土論述。香港人當時多認為自己是「愛國民主派」,寄望能展現愛國熱情而讓中央放心施予民主。按陳祖為2004年3月2日在《明報》一篇評論文章的講法,香港人心目中的「愛國」,是一種「愛中華大地、黎明百姓、歷史文化」的樸素情感。問題是自北伐以來好幾代人的時間,黨國之間已如盤根錯節,對大部份中國人來說,國家就是先鋒黨的黨國。近年中國國力提升,群眾亦傾向支持這個令他們重拾面子的帝國。黨國分離的愛國觀,其實只是海外華人奢侈的懷舊情愫。不論香港的抗爭者如何自我定位,在中國黨國霸權的眼中,任何追求自主的訴求都是意圖削弱國家管治的分裂圖謀。

當香港民眾成功拉倒《國家安全法》,進而要求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的雙普選。就此中國官員及學者發起「愛國論爭」,在媒體上高調批判香港民主派主張「還政於民」是反對國家的陰謀。曾參與《基本法》起草的「憲政學者」許崇德,屢次與民主派人士正面交鋒,指出民主訴求只是阻礙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藉口。他引述鄧小平生前講話,質疑「對香港來說,普選有一定有利?」鄧氏認為管治香港的政治人物必須擁護中國,必然要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而民主選舉卻不能保證能選出能被黨國信任的人選。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社長周南更不客氣地把民主派描繪為「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基本法》的人」,並把「還政於民」的呼聲抹黑為英國殖民主義者打出的舊旗號。

中國拒絕承認主權移交後的管治危機,乃特區政府缺乏認受性所致。他們堅信是殖民遺毒的緣故,令香港「人心未回歸」,是以中國必須強調「一國兩制」中「一國」的一面,積極介入香港政治,使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認同趨近中國。曾任中聯辦研究員的強世功在其《中國香港》中,就向香港那種將樸素的大中華情感等同愛國的看法開火:

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

中國以往曾友善對待愛「文化中國」而非親共的香港人,純粹是出於統一戰線的實際需要。站在中共立場看,「中國」既然是由這個先鋒黨定義和建構,那麼抗拒黨國入侵香港的,又怎稱得上是愛國的香港人呢?如此中國「必然要將『一國』從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變成法律主權的建構」。強氏不惜借用曾被中共全盤否定的儒家思想,模仿近年於中國大熱的「政治儒學」之口吻,以人倫關係論證香港順服中國乃天經地義:

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

強世功在中聯辦的同事曹二寶,則於2008年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刊物中撰文「勸進」,鼓勵當局以更集權的方式區詮釋香港的「自治」。在黨國主義的角度看,「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中國國族主義既由黨國定義,那麼中國國族主義在香港的實踐,自然就是讓黨國直接參與政治,以黨國的意志與香港人自決命運的努力抗衡。曹氏明目張膽的鼓吹中央應突破「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這舊承諾的心理關口,派遣直屬黨國的政治隊伍扶助特區政府施政,在香港直接實踐黨國的意志:

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兩支隊伍。其中有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事務的管治隊伍,這就是中共、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視「還政為民」為分離主義,為此以政治介入、港中融合回應,就是2003年以來中國對香港的基本國策。在去年兩位本土派議員以涉嫌「辱華」字眼作宣誓所引起的風波後,中國人大常委會以「詮釋」基本法的方式,褫奪不按標準宣誓者的當選資格,甚至波及另外四位在野派議員。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批評本土派港獨主張之餘,亦把以往的在野派都拉下水。李氏認為香港獨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有論者認為近年的本土思潮,為中國製造藉口,讓他們把整個在野派都打為獨派,以危害國家主權的名義把在野派一舉殲滅。部分人甚至用陰謀論的邏輯,指控主張港獨的都是中共的奸細。但倘若我們若有看過「愛國論爭」的言論,李飛的講法並不新穎:在香港人鼓起勇氣向中國要求民主自治的一刻,早就認定在野派都是分離主義者。而這正正就是中國黨國國族主義的邏輯:先鋒黨是神聖而永遠正確的,要麼是服從黨的指令,要麼就是所謂「中華民族」的逆賊,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由仇外先鋒黨管治的中國,又怎麼可能按赫希德的構想變得自制和開放,讓香港人以民主自治建立「無國的國族」呢?中國只要想要消融香港人的主體,用幾代人的時間消滅香港任何的獨特性,令香港淪為一個一般的中國城市。香港人想「還政於民」,就不得不掙脫中國帝國主義的宰制,以獨立共和國的姿態讓全體香港人民主自治。

這容易辦到嗎?難。但若留在帝國的宰制之中,民主不單是難,而是絕不可能。那我們可以寄望帝國本身之民主化嗎?問題是帝國要民主化,那麼與香港獨立一樣,都要等待帝國中央管治出現危機。屆時是讓香港等周邊獨立為民主國容易,還是在整合帝國之同時推動民主化容易?東亞大陸在20世紀的歷史,不就說明帝國整合,必會涉及中央意志對周邊民意的對立,結局就必然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嗎?身為小國的悲哀,是任何民主的實踐,都不易達成,又須仰賴時機。但我們至少仍能避免重蹈歷史的錯誤,我們可以選擇誠實地面對自己,可以透過公民國族主義把爭取民主獨立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承傳下去。

總結

在前文我們分析了三種視香港獨立為偽議題的論調,但這些講法,卻是未經推敲的。香港並非自古以來就是東亞大陸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附近沿海地域則有一群未被完全華夏化的嶺南海上族群。當這個族群遇上來自英國的勢力,就把香港變成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獨特社會。這地方吸引一批逃避中國國族建構的邊民、賤民、遺民,又自外於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這些被中國遺棄的人於獅子山下建立自我,最終在英中兩個帝國的狹縫中發展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香港一直為各方勢力角力之所。英中帝國之間、華洋社群之間、勞資階級之間,均會合縱連橫,拉一派打一派。但這種社會構造卻能帶來制衡,令當權者在殖民政治的處境中,仍能帶來有限度的善治。但自主權移交後,中國帝國主義獨大,並與資產階級結盟,普羅大眾無力制衡,民主政治、分配正義等均因而未能達成。唯有抵抗中國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主的民主政體,分配正義等社會問題才有望能根本解決。

自北伐以來,中國已是黨國一體的國家,至今已90年,形勢早已不可逆轉。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反對黨國全盤操控的主張,即使是主張愛國民主統一,仍是會被視為分離主義。若是如此,那不如誠實地面對自己,立志要掌握自己的命運,爭取香港的國族自決。爭民主不爭港獨的說法,說到底也只是自欺欺人。

自主權移交以來,中國對香港的帝國主義干預日益猖狂。追求民主自治的香港人渴求獨立自主,並對中國的人事物日益排斥,乃自然不過的發展。當香港本土情緒日益高漲,而主流在野派卻因種種情意結迴避統獨議題,那機會主義者就會找到生存空間。這些背景、動機均可疑的人士炒作民粹,固然可憂且否恨,但異端邪說的出現,乃名門正派未付清的賬單。香港的在野派也應該反躬自省,莫再於本土浪潮中落後時勢。

批評港獨是偽議題的在野人士,大多關心著他們眼中的真議題。有的關注階級不平等、有的關注性別平權、有的關注社區規劃、有的關注環境議題。這些都是值得真切關心的議題,爭取港獨的朋友亦不應只談統獨不問世事。但對這些議題的關心,不都是出於對鄰舍的關愛嗎?身體力行關注這些議題,不就是本於主權在民的理念、不是出於共同體的感召嗎?那麼又如何能容忍帝國體制對大眾主權的挑戰、如何能接受外來帝國對共同體的侵害呢?很多議題都是值得全情投入的真議題,但港獨這類小國公民國族主義,則是能令所有議題都真起來的根本性議題。

後DQ年代,本土政治如何走?

後DQ年代,本土政治如何走?

在主權移交20周年前夕回望舊事,不禁令人唏噓。在過去的2016年,本土政治猶如坐上過山車,大起大跌。雖然梁天琦、陳浩天等本土派領袖被選舉主任褫奪參選立法會的資格,但8月5日卻有逾萬民眾於添馬公園舉辦史上首場港獨集會。到9月初選舉,青年新政的游蕙禎與梁頌恆挾着這股民氣成功當選,此外另一些以「自決」、「香港前途決議」、「本土」為口號的在野政治家亦能奇蹟當選。可是高潮過後,就是反高潮。游梁二人於宣誓就職時,未經思索就藉機辱罵中國為「People’s refucking of Chi-na」,之後被拒再次宣誓。北京當局再次「釋法」,政府則向法庭提出司法覆核,以求褫奪二人之議席。

假如此時游梁認真思索抗爭行動,或能替本土陣營挽回一點士氣,但游梁二人偏偏剛愎自用,亦未曾與政治團隊商量過半句,不斷在香港、外國鬧笑話。當他們在司法覆核敗訴,二人就正式被奪去議員資格。雖然游梁二人矢志上訴,但本土陣營早已因二人的敷衍失責士氣大壞,猶如樹倒猢猻散。在2016年夏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民調時,本土派年輕人意氣風發,有近四成年輕受訪者支持香港於2047年獨立;到今年5月,支持港獨的年輕人比率大減,如今只有不足一成半年輕受訪者堅持港獨。 (但30至49歲那代的受訪者,對港獨的看法卻沒有變得負面,甚至比以往略為同情港獨。那明顯是局限於年輕世代的士氣問題。)經過顛簸起跌的一年,年輕人猶如洩了氣的氣球,本土政治也不得不暫時劃上休止符。

政治低氣壓之下,本土運動應痛定思痛思索前路。在過去幾年,本土政治的發展,其實有點冒進、急燥,又會為求標新立異而對其他在野派尖酸刻薄。本土派的思維,當然應該既進步又能批判,但當我們須要介入現實政治,卻要沉穩、踏實,並要寬宏大量廣結善緣。筆者是做論述的,亦無意參與現實政治,因此可以在著述中主張香港獨立,並據理力爭反駁批評港獨的在野派朋友。但若然要參加選舉、投身現實政治,就是要在現有制度限制下為本土政治開拓空間。這個過程,就必須務實以政績為本,這樣不論行事、策略、責任,都會與研究學問或整理論述大異其趣。

本土政治必須以民眾為本

在過去一年,本土運動未有察覺現實政治對從政者的嚴格要求。本土派一方面理想主義、浪漫主義作祟,另一方面又對充滿壓逼的現實心懷怨恨,這樣他們去年投身政壇時,就高調而激烈地把前衛的理念、躁動的情緒一次過投放出來。如此固然能爆發出激動人心的能量,但去年底的連串挫折,終究證明橫衝直撞只能歸於徒勞。為什麼去年本土政治會遭遇挫折呢?一方面這是因為本土派高姿態的行動,令本土政治根基未穩,就要面對中國聯同港共政權殘酷而徹底的打壓,但更重要的是香港民眾並未準備好去全情投入本土政治:他們關懷本土之心近年縱然日益熾烈,但要他們為本土政治而與日趨高壓的政權對抗,卻還未有充足的心理準備。而抗爭心態能否建立,須有天時、地利、人和,縱然我們要改變昔日保守怕事的政治文化,對民眾卻不宜苛責,不能把民眾當成傻瓜:他們質疑本土思潮,不盡是政治冷感或大一統情結之過。本土派有一套能釋疑的論述嗎?我們有本錢令民眾相信本土政治有成功的希望嗎?但一些本土派卻對民眾缺乏耐性,動輒就與持異議者對罵:或是嘲笑民眾為未覺醒的「港豬」,「離地中產」、或不可理喻的「左膠」。殊不知這種傲慢的態度,反倒令民眾更難為本土政治作好準備。吾友吳叡人老師一直關心香港本土政治,對本土政治近年的發展甚為鼓舞。然而,雖然吳老師毋容置疑是一個獨派,卻對香港本土派的浮躁深感不安。每次訪臺,老師都會再三叮嚀:本土運動不應太急躁,更不要為標新立異造成在野派的分化。

誰是香港本土政治真正的主角?不是本土派,而是香港的民眾。本土政治是如何出現的?縱然香港於十九世界末已經有少數視香港為家邦的精英,香港普羅民眾大都要到戰後才擺脫原鄉意識,不再視自己為旅居者,並學會視香港為自己的家邦。在七十年代,香港人衣食日漸豐足,就開始想要解決種種都市問題。他們逐漸組織起來,先是為個別民生議題發聲,之後逐漸為社區權益抗爭。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人一方面意識到自己是有異於鄰近地區的獨特族群,另一方面又察覺到同一座家邦的民眾,都要面對同樣的公共議題,幾百萬人有着共同的命運。他們與家邦的同伴為自由、幸福和尊嚴努力,最終要求這座家邦的公共事務、以至是整座家邦的前途,都當由香港全體住民平等地決定。此乃香港民主運動之濫觴,亦是香港本土意識之源頭。其實這種主張命運自主、港人治港的集體認同,學理上可稱為「香港國族(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只是在香港語境中,因着政治正確及種種情意結的緣故,多被稱為「本土意識」、「公民意識」或「命運共同體」等等。

本土意識之興起,已有幾十年歷史,那麼今日的本土派新在何處?國族建構,或曰本土意識的形塑,從來都是跨世代、甚至可以是跨世紀的過程。在過程中,一代人往往只能做好一代人的事,想要以一場大革命畢全功於一役,往往只會帶來更多的壓逼及難題。戰後第一代移民多視香港為旅居地,要到他們於香港生出的下一代才學會視香港為家邦。之後一些香港人為本土身份自豪,卻又為了平衡政治正確的情意結,面自視為特殊的中國人。到1980年代後出生的年輕世代,則已經意識到香港中國、一邊一國,而香港民主不彰正正是中國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但我們得留意,本土意義之演變是漸進的,而上一輩或許不夠「本土」的抗爭,卻也曾為往後的抗爭留下遺產。本土派不能說惟獨自己那一代才是真本土,其他的都是反本土。上一輩的論述或已追不上形勢,但本土派與上一輩之間,仍是有着傳承關係。不同世代判斷有異,但除卻小部份為帝國榮光投共之徒,他們畢竟都是為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奮鬥。合作、諒解的基礎,仍是存在。

只要本土派意識到國族建構是個長時段的進程,就不須急躁,反倒要對未來有信心。只要香港尚存公民集體論政、議政的空間,這些公民在爭取民主權利之時,就會相濡以沫,覺得所有公民都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只要還有社會運動,「公民命運共同體」的出現,勢必鞏固社會的本土認同。公民群體對自由、幸福和尊嚴的追求,最終必然帶來更堅定的本土意識。本土派若有耐心,未有盲動冒進,本土政治低潮過後,還是會有回潮的一天。

那麼講,我們不應過份強調現有本土派的角色。他們與上一代有承傳關係,下一代的本土抗爭者亦將持續抗爭,甚至可能才是真正令本土政治於主流站穩的一代。這樣,本土派不應把較保守的上一代視為仇敵,反倒要同情理解他們也許會抗拒港獨一類講法,但仍可設法與他們諒解和合,比如和他們合作爭取民主、一起抵抗中國帝國主義侵害那僅有的自由。那樣縱然不講港獨,卻確實能促進香港人的自立自主。而既然江山代有人才出,我們亦應告別急躁,不要把所有情緒及控訴一次過爆發出來。也許我們這一代應低調務實,莫輕易高言大志,反倒設法令本土身份認同傳承下去。也許到下一代,香港本土意識鞏固了、民眾都下定為本土抗拒殖民的決心,屆時才考慮是否進取、該否勇武吧。香港的自立,不是由少數精英決定的,而是需要民眾集體立志方能成事。

近期本土政治有一個怪現象:本土派的領袖抗拒參與其他在野公民社會的社會運動,堅持要別樹一幟自己辦自已的運動,還要指責其他人「行禮如儀」。但之後本土派不論在資源、論述還是群眾基礎皆有所不足,結果他們只能辦幾個不痛不癢的論壇,只能取得圍爐取暖的後果。這種做法,只是廉價的標新立異,亦是缺乏魄力的表現。本土政治,理當就是香港全體公民的政治。除卻少數水晶級的老頑固,即個在野派應該都被視為需爭取過來的泛本土派。香港現有的在野公民社會,理應是本土政治發展的舞台,本土派應參與其中,然後透過在運動中休戚與共的情懷,鞏固香港公民的本土認同。本土派不應只把香港國族/民族當作口號,本土運動必須與其他在野社會運動連結,整合為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方能達成國族建構的目標。孤芳自賞的先鋒黨運動,在本質上是反國族而獨裁的,而且在香港的環境,必會淪落為小眾圍爐的景況。

以間接路線鞏固本土權益

本土運動是場馬拉松。一開始就提出最激烈的訴求,未必是最理想的做法。敢呼叫港獨口號,是一個人的勇氣;但能令以後幾代香港人都視自己為獨特的公民群體,這樣本土運動才算是步向成功。而本土意識之鞏固、以至未來香港人爭取自決的籌碼,都不能只靠政治戰線的工作。本土政治的視野,不應只着眼於某幾句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口號,亦不應局限在政治運動及選舉政治之中。在文化、學術、經濟、民間外交等範疇,縱然表面上與現實政治無關,卻是本土意識能否延續的關鍵。

文化從來都是凝聚本土認同的基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曾經指出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令廣闊地域的民眾都共享同一套潮流文化,如此他們才有同時同地面對相同命運的共同體想像。七十年代興起的港式粵語流行文化,不也是本土認同從精英邁向普及的關鍵嗎?我們應該批判電視文化的保守政治意識,但無可否認電視劇中那些熟悉的面孔,曾令香港人情感上確認他們同屬香港這個大家庭。縱然港式粵語流行區不乏濫情的K歌,但亦有不少刻劃香港時代精神(Zeitgeist)的佳作,部份歌詞更稱得上是香港的文學瑰寶。我們當思索如何能令這些流行文化得以傳承,並加入本土認同及進步價值之理念,藉此喚醒香港人當家作主的意識。這一切都需要有一群有心人持之以恆,默默地從事音樂創作、戲劇創作、文學創作。這不是辦幾場集會、搞幾個論壇、喊幾句口號就辦得成。但從政者要支援文化創作,在現制度下並非毫無辦法:從政者只須踏實工作,不須太多振奮人心的激昂口號。把浪漫與激情留給文化人吧,他們肯定能做得更好。

要為香港爭取自由、幸福和尊嚴,亦需要在經濟方面努力。本土政治、代議政制、民間資本三者在健全的現代社會,乃互相扶持的支柱。然而,香港民主政治的倡議者多出身自社福界、法律界等服務中產階層,未有理順資本與民主運動的關係。而香港的資本主義,從來都是由帝國主義庇蔭的國家資本主義。資本階級是以沒有獨立政治身份,只能成為仰賴政權庇蔭的買辦,以往是同時為西方及中國的帝國主義服務,到近年則擔當引進中資壟斷的排頭兵。他們既不會投身民主政治,亦會為短期私利促進香港對中國單一市場的依賴。雖然帝國資本壟斷之局已成,但在創新經濟、共享經濟的年代,香港的創業家縱會遇到建制的阻攔,但只需略為組織、加點鼓勵,他們其實可以讓香港的資本走出去,擺脫對中國帝國資本的倚賴。濱下武志曾指出香港的經濟腹地除東亞大陸外,還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各沿海地域,基本上就是塞爾登地圖(Selden Map)上的廣闊海域。除了要擴展香港經濟腹地,擺脫帝國的壟斷,我們亦應透過社會企業,借市場之力促進香港公共事務之善治。我們可以把利潤投放在支援本地新興產業、或是以行銷令香港製品能走向世界,從而促進香港經濟自主。與此同時,社會企業亦能為本土政治、民主運動提供穩定財源。從商者是務實的,他們不會高呼口號,但其工作對本土能否自主有着舉足深足的影響。

除此以外,香港要自主,就要努力爭奪話語權。如今年輕人要唸研究院越來越難,大學的香港研究不振,在國際期刊亦少有香港本位的香港研究。民間社會是否能夠推動民間學術研究,以民間力量補足學院不足,讓學術領域能夠有更多香港人的聲音呢?我們有須有民間外交,不要懹香港於世界各地被中國官方代表掉。與東亞沿海自由世界的民間社會要有更多的交流。香港民間社會的角色,既是要臺灣、韓國、日本等地取經,也要以過來人身份警惕他們提防中國帝國主義走向擴張主義的趨勢,並必須建立一條連接東南亞及東北亞的沿海自由走廊與之抗衡。面對中國,我們或應有一種既不主張大一統、亦非莫不關心的「第三種中國想像」。比如粵語區一直受到北京政權文化逼壓,開始出現捍衛本土風俗的社會運動。民間社會又能否暗中連絡港粵兩地的本土運動,共同對抗大一統的中國帝國主義?這些重要的工作,不是參政者能高調辦理的,卻能透過民眾的力量繞過目前制度的限制。

以上林林種種的事,靠的是社會力、經濟力,而不是政治運動或選舉政治。民眾既是本土之主體,本土政治之興起,靠的也是眾人之力。本土派參與現實政治,並不是為了成為眾人的英雄。單憑現時的實力,本土派選舉表現再出色,也無法逕自宣佈獨立並成立臨時政府。他們只需要踏實的工作,在文化政策、經濟政策、民間社會政策中作出微小而確實的改革。然後當北京要進一步侵害香港人的自由與尊嚴,就與其他在野派團結抗敵。在這過程中,一句港獨口號也不須說,甚至連激烈言辭也不必要。縱然如此會被激進派嘲笑為「新泛民」,但若改善了香港本土的社會力和經濟力,本土政治距離達成自主的目標,其實能比往日更進一步。

那即是說:本土政治目前要重新振作,就要放棄高調的表態、同時低調地為香港自主製造條件。本土派須意識到上一輩的在野派,歸根究柢都是為香港的自由、幸福和尊嚴而戰的同路人,除卻某些對本土有水晶級敵意的死硬派,本土派應該尋求復和、爭取諒解。香港目前僅有的自由,也得靠全體在野派同心協力,才有望能守得住。本土派必須謙卑面對民眾,並透過社會力、經濟力,帶來本土政治的靜默革命。也就是說:要少說話、少情緒、多做事。

本土政治的倫理

時人常有誤解,以為少喊幾句口號、抗爭不夠激烈,就是變節、就是妥協。然而政治的倫理,當為責任的倫理。我們的政治目標,取決於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相信香港的公共事務當由全體香港人共同決定,那麼我們就主張本土政治,以確立香港人的自由、自主、自治為政治目標。但當我們訂立了政治目標後,從政者對此等目標能否實踐就要負上責任。從政者的責任不是要表態,而是要成事。

選舉政治傳入東亞後,卻與既有道德主義政治文化結合成奇臭無比的毒瘤,也就是道德掛帥的選舉文化。此等文化於在野派中尤為普遍。他們會高舉一些現實難以踐行的原則,佔領道德高地後,又愛肆意攻擊不肯歸隊的在野派,指斥為陰險、自私、計算,實情他們不過是策略不同、判斷有異吧。而本土派未正式步入政壇,卻已迅速習得此等惡習,你罵我「偽港獨」、我罵你「教主教徒」,還要給其他在野派「投共」「左膠」的帽子。有的在野派愛談原則鄙視策略,覺得講謀略就會沾污自己潔淨的靈魂。而本土派中,一些人卻時刻要顯示自己超脫於其他在野派,就是要英雄主義要耍帥,就算一糗再糗仍要剛愎自用。他們有為公義奔走嗎?他們有愛本土、愛香港嗎?沒有!他們只想到了自己,都是自私精。

經過去年的挫折,本土政治必須整頓策略、重新上路。本土運動不能再急躁冒進、四處樹敵、孤芳自賞。我們必須確認其他在野派的朋友縱對本土思潮反應不一,大部份都願意為香港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奮鬥。縱然我們因本土思潮起了爭辯,大家毫無疑問都是肯為公共的善獻身的香港人,理當是盟友而非敵人。本土派務必要放下身段,務實地重塑本土論述,藉此說服尚有猶豫的盟友。除此以外亦要少談口號、多做實事,在文化、社會、經濟各層面默默耕耘,為香港的自由、自主、自立作微小而確實的貢獻,在2047大限前累積本錢。至於激昂的口號、或是勇武的路線,到本土政治真正步入主流後,才姑且略作考慮罷。

六四慘案與香港的抗共自救運動

六四慘案與香港的抗共自救運動

在國共內戰後,港中邊境變得相對執閉。身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得以避過鄰國的政治動盪,走上自己的發展軌跡。到1970年代,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已步入成年,而香港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可觀成就。以香港為家鄉的本土意識,原本只見於上層階級,如今已發展為庶民之集體意識。雖然香港未有民主化,但麥理浩時代的一連串改革,特別是新成立的廉政公署不斷鼓勵香港人要盡公民責任舉報貪官,令香港人意識到政府理應為民眾利益而服務。如此令部分香港人意識到要當家作主。香港人認受香港政府之管治,英國方面亦尊重香港政府之自主,令香港在實際運作上等同於一個類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香港人視港中分治之政治現實為常態,則令香港人成為一個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只是好景不常,英中兩國因新界租約而走上談判桌,香港人在其中卻無緣置喙。最終香港人淪為被賣的孤兒,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篤定要於1997年淪為稱作「特別行政區」的中國殖民地。中國在談判初期曾暗示可讓香港「民主回歸」,但在米已成炊後,卻又堅持採用由宗主國聯同權貴操盤的制度。香港人曾為民主抗爭過,但是八八直選、基本法起草、以至是與政制無關的大亞灣核電廠工程,中國這個新殖民霸權都要敵擋香港人的意願。

有能力的香港人,可以選擇移民他方,離開這個傷心地:事實上在1980年代末,這片五百萬人口的領域已走了十萬計的人。但走不了的,就只能寄望中國能於1997年前走向自由開放。事實上,當年中國的確值得令人期望: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知識青年紛紛思索前路,想像著更自由的未來。當年中國拍了一部叫《河殤》的紀錄片,反映出新一代對西方自由文明的期盼。而在1980年代末,爭取民主自由的學潮的風起雲湧。當他們於1989春為追悼身為改革派的胡耀邦,走到天安門廣場發起抗爭,那一鼓衝勁,令在低谷中的香港人得以充權,重拾對未來的寄望。

天安門學運最終悲劇收場,自由派的領袖,不是死就是被抓,沒被抓的又流亡海外。留在中國而又堅持下去的,則勢孤力弱。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並展開全面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而剛當選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則是新自由主義者,主張撤銷對中國的貿易壁壘,令中國經濟於1990年代開始高速增張。原先一窮二白中國民眾,於這十幾年紛紛添置了電視機、雪櫃、洗衣機以至是流動電話,他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就對北京政權心存感恩,而中國帝國復興的想像亦令他們覺得與有榮焉。中國於1989年後向新一代推行洗腦國民教育,在經濟增長的大勢下亦事半功倍。

香港民眾未有忘記自由的感動、中國民眾選擇遺忘並戀慕帝國,香港與中國,自此又再愈行愈遠。這場學運,一方面喚起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令部分人自覺有去開化、解放中國的責任。另一方面,這場學運又喚醒了香港人的公民意識,令他們意識到要參與香港這個家鄉的公共事務。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迫壓,亦令香港人意識到港中兩地政治文化差天共地,使他們立志要以民主政治抵抗中國霸權的入侵。香港人直到今日,仍在跌跌碰碰,部份人逐漸意識到要靠自已雙手爭取自立自主,要令香港成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

在天安門血案28週年前夕,筆者特意分享拙著《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相關段落的修訂稿,讓大家能瞭解香港人當年在巨變前夜的心路歷程。

在1980年代,香港人屢遭中國強權欺壓,而且屢戰屢敗,但此時北京政權亦面臨內政上的壓力。中國開放改革於1980年代末碰上瓶頸,城市失業率增加至25.5%,通貨膨脹及貧富差距之再現亦激起社會矛盾。當時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有官方聯繫者能透過貨品於兩個制度之間的差價牟利。這種官倒現象加劇了部分地方的物資短缺,令民生受損。 北京政權內部亦出現開明派與保守派之角力。開明派主張市場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為主張維持黨國體制及計劃經濟的保守派所猜忌。屬開明派的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被指縱容大學生自由化傾向,而遭保守派於1987年逼迫下台。改革開放到1980年代末因經濟不景和政爭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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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與世長辭,共產黨只肯為胡設立規格較低的「治喪辦公室」,而未有按國家領導人規格設立「治喪委員會」,令開明派支持者大失所望。北京大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並逐漸凝聚為一場爭取改革的學生運動。4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外集會的北京大學學生提出了七點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
2.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3. 允許民間辦報和言論自由。
4. 公佈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
5. 取消北京市的遊行十條。
6.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 如實報導此次悼念活動。

學生代表於21日晚跪在人民大會堂外,要求總理李鵬接收其請願書,但北京政權明顯無意向學生示好。學生隨後發起罷課,並獲知識分子聲援。抗爭者無意要挑戰共產黨的統治,但北京政權無視他們平和而合理之訴求,還將事件定性為動。《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誣衊學生: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北京學生的抗爭,感動了情緒低落的香港人,使他們重燃對自由的渴望。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都在聽崔健的〈一無所有〉。這首歌道出了學運人士的時代精神(Zeitgeist):他們為自由而付出的熱情,使他們可以放棄一切,直到一無所有:

我曾經問個不休 妳何時跟我走?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我要給妳我的追求 還有我的自由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喔~妳何時跟我走? 喔~妳何時跟我走?

腳下這地在走 身邊那水在流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為何妳總笑個沒夠? 為何我總要追求?
難道在妳面前我永遠 是一無所有?
喔~妳何時跟我走? 喔~妳何時跟我走?

告訴妳我等了很久 告訴妳我最後的要求
我要抓起妳的雙手 妳這就跟我走!
這時妳的手在顫抖 這時妳的淚在流
莫非妳是正在告訴我 妳愛我一無所有?
喔~妳這就跟我走! 喔~妳這就跟我走!

北京學生生於極權國度,尚且堅持要爭取自由,那香港人的挫折,又何足掛齒?他們覺得自己與北京的抗爭者一樣,都在面對着仇視民意的北京政權。這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使香港人深信自己亦是參與北京學運之一員,大家都在追求同一個自由夢。民謠歌手盧冠廷此時與身為詞人的妻子唐書琛合撰〈為自由〉一曲,並邀請到香港演藝界人士大合唱:

騰騰昂懷存大志
凜凜正氣滿心間
奮勇創出新領域
拚命踏前路

茫茫長途憑浩氣
你我永遠兩手牽
奮勇創出新領域
濺熱汗 卻未累
濺熱血 卻未懼

愛自由 為自由
你我齊奮鬥進取 手牽手
揮不去 擋不了
壯志澎湃滿世間 繞千山

對這種渴求自由的感動,香港人一直未能忘懷,成為他們於未來幾年爭取政治改革和社會公義的原動力。後來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經常唱頌的〈自由花〉,於1993年由詞人周禮茂撰詞,寄調臺灣歌手鄭智化〈水手〉一曲,描述的亦是1989年那跨越國界對自由的感動:

忘不了的 年月也不會蠶蝕
心中深處始終也記憶那年那夕
曾經痛惜 年月裏轉化為力
一點真理 一個理想永遠地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
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無論雨怎麼打 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 記著吧

忘不了的 留下了不死意識
深深相信始終會變真某年某夕
如此訊息 仍賴你跟我全力
加一把勁 將這理想繼續在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
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無論雨怎麼打 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 記著吧

與此同時,他們亦寄望北京學生能成功推動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這樣便可以扭轉香港民主運動近年之頹勢,或至少讓香港人可以面對一個較珍惜民意的中國政府。這種港中兩地同仇敵愾的共鳴,原為渴求自由的感動,但因身陷大中華文化主義迷思而缺乏詞彙的香港人,卻將這種戀慕自由的激情註釋為「愛國」。這樣香港人就將一場為普世自由價值吶喊的社會運動,描述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

關注北京學運的不只有民主派,連香港親共分子亦因相信中國變天在即而「忽然民主」起來。民促會於5月20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集會,抗議中共當局頒佈戒嚴令,有5萬人參加。當日風雨交加,天文台亦於下午懸掛八號風球,但市民仍無懼風雨,遊行往新華社外示威。次日有逾百萬人上街遊行,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亦於同日成立,由司徒華出任主席。支聯會在24日於維園集會,十萬名參加市民齊呼「李鵬下台」。而在27日為支聯會籌款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香港大部分藝人均響應梅艷芳之號召而出力,象徵着支援北京學運之運動已成為全民參與的運動。到28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則有150萬人上街呼應,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政治集會。連串的大型動員,使香港人告別政治冷感。雖然這些集會所爭取的是鄰國的自由民主,但亦是香港人首次為自己的共同命運團結發聲,透過反抗北京政權之抗爭自力救濟。是以這場運動可謂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標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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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北京局勢之發展並不如香港人之期望。北京宣佈戒嚴後,軍隊逐漸在北京集結,到6月3日包圍北京城。軍隊於晚上十時開槍屠殺平民,除了抗爭者外,連路過的民眾亦未能倖免於難,死傷者數以千計。在木樨地,復興門和西單的情況尤其慘烈。軍隊出動坦克車與裝甲車駛過長安大街,走避不及者被這些重型武器撞傷,部分受害者甚至被活生生輾成肉醬。軍隊於6月4日凌晨進攻天安門廣場,劉曉波和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希望軍隊能向學生手下留情。到凌晨四點半,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倖存的學生只得應劉曉波等人之呼籲撤退。之後北京仍有零星衝突,軍隊於街上巡邏,偶然開槍震懾民眾。軍隊於6月8日撤走後,中共隨即秋後算賬,大舉搜捕參與抗爭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工運領袖。

香港及西方各國傳媒目睹中國軍隊殘暴的鎮壓,並將種種暴行透過電視直播。香港人徹夜未眠,於螢幕上看到赤裸裸而殘酷的現實: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還有八年零二十六日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香港人與北京學生因共同面對北京政權而產生共鳴,但他們亦清楚明白因為香港仍非中國之地,才能保住性命與自由。一些香港人因而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一方面強調香港人有異於中國的特殊身分,但同時又覺得特殊身分意味着對中國民主的特殊責任。如此塑造了一種有點自我矛盾的政治論述:香港人既要抗拒中共入侵捍衛本土,但要捍衛本土卻要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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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如何,六四慘案還是促成香港公民意識之覺醒。北京屠城,迫使香港人而對赤裸裸的中國帝國主義威權。但在肅殺的氣氛下,不少尋覓自由夢的香港人仍然會為著自己的尊嚴,像后羿射日、嫦娥竊丹那般挑戰霸權。詞人周耀輝在〈天問〉如此描述香港人當年的心境:

抑鬱於天空的火焰下
大地靜默無說話
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
百姓瑟縮於惶恐下

誰挽起弓箭? 
射天空的火舌
誰偷仙丹飛天? 
月宮安守青天

縱怨天 天不容問!
歎眾生 生不容問!

瘋顛的 漆黑的火焰下
沙啞的叫喊是烏鴉
洶湧起一天丹緋雪花
千秋的咒詛何時作罷?
誰斗膽挽起弓與箭?
射天空囂張的火舌
誰不惜偷仙丹飛天?
月宮孤單安守青天

縱怨天 天不容問!
歎眾生 生不容問!

眾生 天不容問!
眾生 生不容問!
眾生 天不能問!
眾生 終不能問!

6 月 4 日,有 150 萬人於跑馬地出席黑色大會。支聯會原定於 6 月 7 日舉行罷市、罷課和大遊行,但該日清晨油麻地和旺角爆發可疑的騷亂。暴徒破壞中資銀行及國貨公司,最終警方要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司徒華恐有變故,決定取消當日的遊行集會。倘若當日之遊行集會如常舉行,其聲勢也許會比以前的政治集會都來得浩大,可惜騷亂之幕後黑手破壞抗爭的陰謀能夠得逞。

六四慘案嚴重打擊了香港人對前途之信心。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由 1988 年 9 月的 44% 急跌至 1989 年 10 月的 25%,而不信者則由 36% 急增至 69%。與此同時,香港人亦對民主更為渴求。在參與 5 月 21 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市民中,有 92.1% 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 74% 要求要在1997 年直選行政長官。而香港人之本土意識亦得以鞏固,於 1990 年有 56.6% 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只有 25% 自稱為中國人。既然黨國分家於六四慘案後已不再可能,那麼抗拒北京政權,就無可避免地意味着抗拒中國。

不過,計劃移民的專業人士亦比以往增加,有 60% 的律師、75% 的藥劑師、80%的會計師及 90% 的公立醫院醫生考慮在 1997 年前離開香港。當時香港人的想法是:他們會參與建立民主而高度自治的香港,但北京政權若要強行將香港中國化,那他們會希望逃走,並在海外重建新香港。

在6月19日,46位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發起港人救港運動,參與者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以及親商界的李鵬飛和張鑑泉。他們一方面爭取政制民主化及制訂人權法,另一方面又要求英國賦予香港英籍華人居英權。部分爭取居英權人士曾高呼「建設民主中國」,這樣我們便不能將香港人對北京學運的關注,歸類為中國國族主義的社會運動。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由始至終都是以香港人為主體,他們爭取中國民主化,為的也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若然中國無法民主化,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幫助香港人脫離中國:或是以高度自治阻擋中共之介入,或是乾脆讓香港人到海外重建新香港。愛中國,既是策略需要,亦是出於文化中國主義的情意結,但港人自救才是所有運動的真正主題。

原先抗拒民主化的商界,於此時暫時對政制改革採取開明態度。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於7月達成兩局共識,主張在1991年引入20個立法局直選議席,到1995年增至30席,並於2003年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而以羅康瑞為首的商界則提出四四二方案,建議在1997年將立法會直選比例增至四成,到2001年增至六成,並於2005年在特區政府同意下實行雙普選。民促會認同四四二方案是可行且可接受的折衷方案,而這亦是大部分市民之想法。根據民意調查,四四二方案贊成率減去反對率的淨值為62%,而兩局方案的民意淨值則為58%。

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為挽回香港人之信心,於10月11日發表施政報告時公佈要實行玫瑰園計劃,興建赤鱲角新機場、青嶼幹線、三號幹線等大型建設。香港政府亦擴展專上教育學額,並準備將理工學院、城市理工學院和浸會學院升格為大學。為了令香港人安心,政府決定按《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標準制訂《香港人權法案》,於1990年提交立法局首讀,並於次年6月通過。英國方面亦於1990年通過《英國國籍(香港)法案》,但此法案只肯將居英權頒予不多於5萬個家庭,而其評分準則亦明顯偏袒商人及工商專業人士。港督亦親自邀請五百名企業家申請,並以酌情權使他們不用像其他申請人那樣參與評分,使他們更易申請成功。最終工商專業人士的家庭得到26,486個名額,公務員家庭得到13,300個名額,而包括醫生、律師、教師在內的其他專業人士則合共只能得到5,814個名額。輿論批評居英權計劃之執行過於精英主義,造成社會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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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卻無視香港政府正面臨認受性危機之現實,將這一切的政策皆視為英國的陰謀。北京政權明知啟德機場容量飽和亦無法再擴展,卻誣指新機場是英國欲榨乾庫房的圖謀。而支聯會在香港之活動更使北京政權感到如芒刺背,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指支聯會意欲顛覆國家,要香港人注意「井水不犯河水」。當時支聯會在政府默許下,與西方外交人員合作營救被北京政權追捕之民運人士。藝人梅艷芳出錢出力支援這個叫黃雀行動的秘密營救行動,而在澳門人脈廣的前藝人、人稱「學生王子」的鄧光榮亦無條件義助。北京政權因而對香港改取強硬政策。1989年10月31日,司徒華及李柱銘因高調支持天安門學運,而被逐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但六四慘案令不少親共分子信心動搖,北京政權便在1989年11月至1990年1月與港督、英國外相韓達德(Douglas Hurd)和前任駐華大使柯利達(Percy Cradock)秘密談判。北京政權容許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席由10席增至18席,而功能組別則由14席增至21席。北京亦准許1995年立法局不設委任議席,並由20直選議席、10選舉團議席及30功能組別議席組成。在1997年7月1日則會有「直通車安排」,讓1995年立法局自動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而英國則禮尚往來,默許《基本法》增設關乎國家安全的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中國人大於1990年4月4日通過《基本法》,並收緊對香港政制發展的限制,《基本法》四十五條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但政制改革的具體執行,卻是由附件一規定。在1997年後,由四大組別800人選委會負責提名及選出行政長官。在2007年後,則要按雙查方案的建議,在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及「人大常委會」皆同意之情況下才能啟動改革。最終仍必須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但《基本法》並沒有說明何謂「有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

而《基本法》六十八條則指立法會可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達成全會普選。在附件二中規定,2000年第二屆立法會中,有30功能組別議席、24直選議席、另有6席由選委會選出。在2004年的第三屆立法會,則功能組別及直選議席各佔一半。理論上在2007年可開啟立法會改革,但像行政長官選舉改革一樣,同樣要過三分二立法會、行政長官和人大常委會三關。事實上「循序漸進」不過是個虛詞:功能組別令親商人士能取得超過三分一立法會議席,而人大常委會亦是改革之把關者,也就是說,商界及北京政權均有辦法無限期推延政制改革。

除此以外,基本法七十四條亦規定立法會議員若提出涉及特區政府政制之動議,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一般議案只須立法會過半數支持便可通過,但議員動議卻要由功能組別議員和直選加選舉團議員分組表決,在每組均能過半數的情況下才能通過。這樣立法會議員便只能被動地決定是否支持特區政府的議案,令立法會淪為偶然可拒絕蓋印的橡皮圖章。

儘管直選議席只佔1991年立法局的少數,但18席直選已算是零的突破,民主派亦因而積極備戰。他們於1990年4月2日成立香港民主同盟,以民主抗共論爭取支持。當時香港人因六四慘案而對中國反感,在本土意識情緒高漲下,民主派以本土福利民生議題贏得支持。經過六四慘案洗禮後,民主與自由已成為香港核心價值,令親共及親商政團都要冠以民主、自由之名以圖蒙混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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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親共派能透過保守街坊組織動員,但六四慘案之血跡未乾,亦只得被反共的選民懲戒。親商派長期慣於被政府行政吸納,脫離群眾的親商派政客亦只得借用親共派的地區據點,其選情更是慘不忍睹。最終民主派於1991年9月12日的立法局選舉中大勝,取得16個直選議席。李柱銘得到74.6%的選票,司徒華亦能取得七成選票。民主派亦一躍而成立法局中的主要勢力。

為了與民主派抗衡,港督衛奕信委任了18名親商人士進入立法局。親商派的12位委任議員與8位功能組別議員於1991年11月組成後來發展為自由黨的啟聯資源中心。這時候親商派見北京政權重新鞏固,便故態復萌地反民主、保特權,再次與北京政權聯手打壓民主派。啟聯於1992年6月不惜打倒昨日的我,與媚共派聯手以24票對22票,否決重新確認兩局共識之議案。此時立法局內,呈民主派與保守派二元均勢對立之局。選情受挫的親共分子在中資公司的贊助下,於7月10日成立民主建港聯盟,為未來在選戰中敗部復活積極籌謀。

參考書目:
Roberti, Mark (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Sing, Ming (2004). Hong Kong’s Tortuous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So, Alvin Y.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sang, Steve (1997).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I.B. Tauris.
Wang, Zheng (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ong, Pik-wan Helena (2000). “The Pro-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Tai-lok Lui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記者協會(198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
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崔文華編(1988)。《河殤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給柯市長的信

給柯市長的信

柯文哲市長鈞鑒:

近日閱報,得知先生對我國之近況甚為關切。上星期先生出訪泰國,直指晚生安居樂業之地為無聊小島。無聊與否,見仁見智,暫且不予置評。惟小島乃晚生之家邦,吾乃久居之島主、非路過之旅客。家,不宜喧鬧,平淡是福、無聊不是禍。

不過先生周日更進一步,指我國沒有選舉、沒有自由的靈魂。因中國帝國主義之壓迫,我國至今尚未有普及而平等之選舉,此事實乃不能磨滅之痛。但若指我國欠缺自由的靈魂,則恐失諸武斷。

且看貴國四百年歷史,先後遭荷蘭、明鄭、滿清、日本、民國殖民。縱使近年自由民主於貴國植根,中華民國體系卻苟延殘喘,反殖未竟全功也。若非太陽花運動之故,仍為中華民國殖民地之貴國,現恐已淪為中國之半殖民地矣。在四百年殖民史向拓殖者獻媚的臺灣人,數目猶如濁水溪之石頭。朝廷鷹犬、御用文人、半山權貴,曾為臺灣史添上無數血淚。直到今時今日,一些臺灣人或是懾服於帝國的淫威、或是為財利所蒙蔽、或是盲目迷信拼經濟,竟無視身為臺灣人的尊嚴,鼓吹事大主義,甚至淪為替中國帝國主義開路的賣國賊。

但臺灣沒有自由的靈魂嗎?斷乎不是!蓋四百年殖民史中,反殖抗爭亦從未間斷。先賢志士為臺灣人的自由、幸福與尊嚴,鍥而不捨地抵抗殖民、敵擋威權。他們在大部分的時候是孤獨的,在早期亦未為大部分臺灣人理解和認可。然而這份堅持,卻守護了臺灣的國魂。他們一代接一代薪火相傳,火種終究也傳開、威權終究也敗退。

我國同樣不乏賣國求榮之徒,就如頂撞先生的黃梓謙,就是打著中間派的旗號行出賣民主、親中滅港之實。而身處威權帝國身旁,香港人亦容易怯懦、或是背負著太多的情意結。我國之抗爭史亦略短於貴國。即或如此,我們亦當毋忘仍舊有人願為我國之自由、幸福與尊嚴挺身而出。反殖運動、社區運動、民主運動、本土運動,在過去半個世紀亦代代相傳、未有間斷。我國民智也許不如貴國,但八九六四、零三七一、反國教運動、雨傘革命,皆說明香港人再是不濟,於關鍵時刻亦願為自由背水一戰。我國命途多舛,抗爭仍未爐火純青,但這新生的國族還是有自由的靈魂。

貴國及我國之抗爭,乃同一場光明與黑暗之戰。一邊是自由的東亞沿海世界、一邊為威權的東亞大陸帝國。如今帝國自詡為崛起大國,就不再權宜地韜光養晦,正要向東亞沿海以至普世伸出威權帝國主義的魔爪。這場對抗帝國的抗爭,也就是維護世界自由與和平的爭戰。就讓臺港兩國並肩而上,各自建立自由、自主、自立的國家,攜手為東亞和平而協力。

謹奉上拙著《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乙本。貴國與我國處境既然相近,就當互相瞭解,以便為兩地民眾的自由、幸福與尊嚴彼此扶持。

順叩
崇祺

無聊齋齋主
徐承恩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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