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如何幫香港?

臺灣如何幫香港?

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愈演愈烈,繼梁頌恆、游蕙禎遭逐出議會後,傀儡政府於2日再次申請司法覆核,劍指另外四位在野派議員。雖然臺灣在香港事務能做的事相當有限,但畢竟兩地同樣面對中國帝國主義的壓迫,臺灣還是能通過民間互動,讓香港民眾能借鑒經驗。

香港曾為國民黨的海外據點,亦住著一批中華民國遺民。這樣香港人看臺灣,不免帶著大一統的有色眼鏡。即使在本土陣營中,亦有一些人迷信「中華民國正朔論」、誤把國民黨視為反中共的盟友、錯把黨國之父孫文當是抗爭典範。此等思想毒素不除,臺港關係就難以更上層樓,香港的本土意識亦不會健康成長。

近年香港年輕人多景仰臺灣的民主制度,多了考慮到臺灣升學。但以往在臺的香港留學生組織與國民黨關係密切,新一代港生雖能夠接受臺灣自立的理念,卻沒有能代表他們的組織。臺灣學生運動應施以援手,協助認同臺灣自主的香港學生組織起來。在此以後,亦要為在臺港生設立「民主教室」,讓他們認識正確的臺灣抗爭史,使他們能參考臺灣經驗,建立一套堅實的香港本土論述。

長遠而言,在海外的臺灣學生組織亦應與香港學生串聯,發起海外本土抗爭運動。近年中國學者和留學生於海外校園囂張跋扈,暗助政權打壓臺港的國際空間。臺港學生聯手,將有助兩地本土運動奪回在海外的話語權。

香港媒體多由親中資本持有,縱使仍有自由派的編採人員,也多屬有大一統迷思的前輩。如此香港的臺灣印象不免偏頗。臺灣民間可參考小英教育基金會《想想論壇》的模式,透過眾籌成立基於本土立場、面向香港民眾的網媒。有經驗的臺灣人,可負責初期的編採運作,並聘請香港留學生當實習生,在走上軌道後,讓他們全面接手。

面對中國對東亞沿海地區的擴張主義,先從臺港民間結盟入手,逐漸拉攏東亞沿海的民間社會,組成抵抗中國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線,是臺港兩地本土運動當行之義。

《自由時報》.2016年12月7日

討梁游檄:為了本土,梁頌恆、游蕙禎當退出政壇

討梁游檄:為了本土,梁頌恆、游蕙禎當退出政壇

梁頌恆、游蕙禎二人宣誓之風波愈演愈烈。梁振英及律政司於12月2日向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撤銷梁國雄、羅冠聰、姚松炎和劉小麗的議員資格。傀儡政權要趁宣誓風波向整個在野陣營宣戰的狼子野心,己是昭然若揭。

如今這場爭戰,已經不只是本土派的事。這是民主與威權之戰、是光明與黑暗間的鬥爭。對香港人來說,這是尊嚴與奴役之間的生死惡鬥。這已不只是梁游二人的事了。而觀乎二人近來之表現,令人搖頭嘆息,辜負了選民的期望,亦浪費了本土派這幾年來的努力。他們是時候退下火線、離開政壇,讓真正有戰力的隊友接手未來的正邪對決。

梁游二人當撫心自問:他們在九月時是如何取得選民授權,從而贏得議席呢?當日梁天琦等人因為其港獨立場而遭選委會取消資格,便決定全力替梁頌恆助選,讓梁頌恆於議會中延續梁天琦未竟之志,整個青年新政的選情亦因而水漲船高。梁游二人之當選,不是二人自身的個人成就,而是基於整個本土陣營的支持。他們身負眾人的期望,就當謹言慎行、擔當責任,在議會內為本土政治鞠躬盡瘁。

然而梁游二人卻忘記自己肩負重任,為了個人的英雄主義,冒進地於宣誓時宣示政治立場,以粗言穢語侮辱中國。倘若這番說話是出自普羅大眾之口,那一點問題也沒有:被殖民者欺壓的民眾,根本就沒有責任宰制他們的帝國霸權必恭必敬。然而,梁游二人是背負眾人期望的從政者,他們當意識到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會帶來政治後果。支持他們那五萬八千多位選民,都期望他能能於議會中做好梁天琦想做而做不得之事工,而非逞一時之勇。當事情鬧大後,二人卻在編造未能說服任何人的藉口推塘。(本人與鴨脷洲海怡人黃之鋒吃過幾次飯,他沒有任何口音。)這表示二人在宣誓之前,未有好好數算代價,只是到事後才發現無法承受後果,只得找藉口蒙混過關。「辱華」無罪,但輕忽責任、未能遠謀,卻是彌天大罪。

此時二人闖了大禍,但事情還未至於完全無法彌補。梁游理當勇敢面對,向大眾、向傳媒好好解畫,或是放軟身段誠心道歉、或是堅持理念據理力爭。這樣也許仍未能救回二人之議席,但卻能挽回民心、振作支持者的士氣,令風波不會再進一步發酵。可惜二人卻選擇一走了之,以交流之名到臺灣逃避現實。臺港交流,本屬美事,惟此乃長遠的深耕細作,亦不急於一時。與臺獨運動之交流,亦應交由外圍支持者負責,不應由議員親身上陣。但梁游在自顧不暇之際,竟然忘記昔日的「火場論」,奇怪耶!而且該次交流,只能說是丟人現眼。臺獨組織邀約論壇,卻竟臨時爽約,據悉是因為二人突然發現於此時會見獨派,時機不合。哀哉!在應約前要先數算代價、在應約後則要不惜代價履行承諾,那不是基本政治倫理嗎?

梁游二人背負著眾本土派的期望,亦有不少能人志士於辦公室效力,那他們應當尊重團隊精神,讓團隊商量二人往後該有怎樣的言行。偏偏二人卻喜歡獨斷獨行,喜歡隨一時之喜好率性而為。團隊中的職員和義工,很多時都是從傳媒中看到上司再三闖禍。梁遊二人從未妥善咨詢團隊的意見,出了事又要整個團隊收拾遺下的爛攤子。他們難道不知道本土派對二人的支持,並非無條件、無限度的嗎?

當梁游二人偶爾諮詢團隊的意見,卻又習慣偏聽,親小人、遠賢臣。特別是游蕙禎天生麗質,裙下之臣又多阿諛奉承之輩。游本身也許自視為眾人之女神,見拜倒其石榴裙下的小卒能討人歡心,就不假思索的輕信狗頭軍師的餿主意。在臺灣華岡中國文化大學當研究生的林浩基語不驚人死不休,卻又擅於向喜歡的女性朋友大獻殷勤,因而能討得游蕙禎的歡喜。在選舉論壇上,游竟然無視香港與南海之間隔著中國的萬山群島,提出香港有權開發南海天然氣田;而在宣誓時,游又以口音為理由說出「Refxxking of 支那」。這些都是林浩基提出的餿主意。至於發信呼籲臺灣總統蔡英文基於新界租約關注香港事務的建議,雖是出自另一位蠶蟲師爺,林浩基本人亦有份和議。

梁游二人於這幾個月的表現,強差人意。思慮不周、剛愎自用、輕浮冒進、輕信饞言,且不知責任為何物。他們的危機應變,就是不戰、不和、不守,令親中派竊喜、令在野派受罪、更是敗壞了本土派的名聲和士氣。坊間一直傳言梁游二人是細作,本人以往不信,如今更是不信:要演繹二人之愚昧,縱有路雲雅堅遜(Rowen Atkinson)之才,恐怕仍無法為之。其實二人是不是「鬼」,如今也不再重要:梁游二人就是不堪信任,他們沒有資格再代表本土派擔當任何角色,應當在政治上「一死以謝天下」,從此在香港的政壇上消失。

真正的民主,必然強調主體;強調主體的政治,就是國族主義;香港國族主義,是本人的志業。而政治之藝術,是令不可能化作可能;而政治之倫理,則是為此等目標夙夜匪懈的責任心。能成就微小而確實的貢獻,遠比提出宏大的口號重要。在以後的政治參與,本人寧可支持一些立場略為溫和,卻信實開明的政治家。本人可能需要花多一點功夫遊說,但他們的確有能力及意願為香港的國族利益克盡職責,而且會信守承諾。我們不能再讓梁游此等冒進政客敗我本土派的根基。

吾友吳叡人老師每次談及香港的情況,一方面會讚嘆香港本土思潮發展之快,另一方面亦擔心香港本土運動會走上盲動冒進之岐途。每次訪臺,他都會語重心長地叮嚀:「革命未是時候,要爭取時間,讓年輕人先充實自己。」何謂時代革命?不是在怒火街頭上橫衝直撞。革命之起始,就在本心。本土派當下的功課,是在患難中學習忍耐、在忍耐中培養品格。革命不是一時的得失,而是一生的召命。是時候讓梁游二人所代表的冒進路線說再見,裝備思想、廣結善緣,先從基本做起吧。

民主與港獨兩不相干,當真?

民主與港獨兩不相干,當真?

前港督彭定康出席香港外國記者會午宴時,高調批評港獨。他主張香港民主及港獨不能混為一談,並批評港獨削弱了爭取民主的力量。梁頌恆與游蕙禎於宣誓風波時的表現,無疑既愚昧亦缺乏承擔。只是因為兩位政客的失態失德而斬釘截鐵地否定港獨主張,就學理而言並不能站得住腳。

香港過去幾十年的民主運動,本身是對主權移交的回應:昔日民主派寄望能透過「民主回歸」改革殖民地體系,透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促成香港的自主,歸根究底是一場爭取大眾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社會運動。而香港歷年的公民抗爭,從六十年代反對天星小輪加價的抗爭、七十年代的反貪污運動和社區運動、八十年代起的民主運動、2003年七一後的抗爭、到近年的雨傘革命,都是香港人爭取命運自主的努力。香港公民社會在過程中逐漸成型,其成員都相信他們是有着共同的命運,其公眾事務當由香港人自己決定。這就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香港毫無疑問是「自在的國族」

而國族主義研究大師管禮雅(Liah Greenfeld)則進一步指出,國族主義的本質,就是對世俗主義、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和大眾主權的追求。而國族認同不可能只是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它還必須涉及政治認同。雖然香港人的祖先多來自中國,他們卻大體上沒有參與過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事實上南來避秦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因爲抗拒中國國族建構過程的腥風血雨,才會到香港這片新領域尋獲新生。大部份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主要是局限於某縣某村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如此再加上戰後兩地民眾南轅北轍的生命歷程,香港的普羅大眾於七十年代起亦產生視香港為家的本土認同,發展成與中國性格廻異的新興國族。即使我們以往未有「香港國族」的講法,香港毫無疑問已是個「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近年香港年輕的抗爭者主張「民主自決」,甚至提倡香港獨立,乃歷年民主運動、公民運動的自然延伸。年輕一代在出生時,香港已是「自在的國族」。他們在開始關心社會時,就自然會希望進一步提昇國族及其國民的政治權利,將香港發展成「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林茲(Juan Linz)和史捷潘(Alfred Stepan)於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中亦指出,威權國家的藩屬並無成功民主化的可能:沒有主權,就無以言民主。香港要有民主政制,要麼是令中國成為真正的自由民主國家、要麼是建立主權獨立的香港共和國。

推動「暗獨」乃民主運動不能迴避的責任

然而中國民主化的前景極不樂觀,其民主化即使能夠開展,亦很可能會像威瑪共和國或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那樣,走向法西斯威權的歪路。而據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社會學家米高曼(Michael Mann)於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的分析,經歷多年威權政治的中國若突然民主化,其政府勢必為立威而煽動族群矛盾、推動向外擴張的政策,反倒會為包括香港在內的東亞周邊地區帶來更大的壓迫。

那麼透過港獨爭取民主,其實也可以是理性的選擇:反對港獨的論者常指港獨論者奢望中國中央的霸權能夠崩潰,但實情是中國要能成為不威脅周邊地區的真正自由國家,其中央政權也必須要「有秩序地」崩潰,其希望其實是更加渺茫。而即使我們不講港獨,透過國族主義運動令香港抗爭者的身份能一代接一代承傳下去,亦是民主運動能否為長期抗爭作好準備的關鍵。假如提倡「明獨」在現階段是言之過早,推動「暗獨」,卻是香港民主運動不能迴避的責任。

北京立心干預港內政,不需藉口

那麼提倡港獨,是挑釁北京政權,讓他們有藉口干預香港事務的冒進舉動嗎?實情是在香港提倡民主,在北京眼中早就等同港獨。他們早就立心要干預香港內政,也不需要要任何藉口。前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曾批評香港人「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的一部份」。他亦對民主派的「愛國不愛黨」論嗤之以鼻,他認為民主派「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中國經歷國共兩黨的威權統治後,其國族主義早已黨國不分。是否認同共產黨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否順從港中兩地親共黨徒對香港的轄制,方是北京政權分辨香港人是否愛國的準繩。

和港獨劃清界線換空間,膚淺想法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1月7日通過釋法後,副秘書長李飛於之後的記者會中,直言「回歸之前,香港就存在著一股企圖顛覆中央政府、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反動勢力和反對勢力,回歸以後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始終是這股反對勢力不認同『一國』,以各種所謂包裝的口號,侵蝕『一國兩制』、侵蝕基本法,架空人大。你們可以好好看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這些人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北京政權並非僅僅針對提倡港獨的梁頌恆和游蕙禎,而是老早就把民主派和港獨派視為一伙。民主派一直主張民主自治,早就被歸類為「隱性港獨」。

任健鋒在最近在《端傳媒》一篇藉澳洲案例指桑罵槐的文章中,認為「香港主流的反港獨非建制陣營亦要小心,不要以為捍衛港獨、本土派人士的基本人權,就代表在政治上不應或不需與這些人士劃清界線。」這種以為和港獨劃清界線就可以為民主運動換取空間的膚淺想法,無視民主派在港中搏奕中的定位,只是捉錯用神的的一廂情願。

爭取民主就是爭取大眾主權,那麼在中國的特區內爭取民主,就必然是某種或明或暗的獨立運動。這是基本邏輯。不過彭定康身為優秀的外交家,就有責任為英國謀最大的利益。在外交辭令中,修辭和利益行先,而邏輯和學理皆不適用。他言下之意,是香港目前未有足夠實力去推動可確保英國國家利益的獨立方案。設法累積實力,是香港人當行之義。

延伸閱讀:

徐承恩(2016)。〈避無可避:中國國族主義眼中的港獨〉(https://sytsui.wordpress.com/2016/09/18/hk_indep_and_chi_nationalism/

Greenfeld, Liah (1993).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it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nn, Michael (2004).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強世功(2008)。《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立場新聞》.2016年11月28日

時代宣言:威權政治下思索新本土路線

時代宣言:威權政治下思索新本土路線

這是最壞的時代,但我們也得相信這是最好的時代。香港在八十年代不情不願的被大國決定自己的前途,到六四慘案後更驚覺將要接管香港的,是一個可以為黨國威權草菅人命的暴虐帝國;不過,香港人亦逐漸拒絕再當順民,使九十年代的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到1997主權移交後,施政失當成為家常便飯,港中兩個政府皆拒絕進一步的民主化,更要透過廿三條立法侵害香港人的自由;不過香港人卻學懂自救,在2003年有五十萬香港人上街抗爭,之後亦展開了一連串守護本土歷史記憶的保育運動。在2010年代初,中國以大國崛起的姿態推展港中兩地的不對稱融合,對香港事務的干預日益明目張膽;但是香港人沒有放棄,各種本土論述、本土抗爭如雨後春筍,反國教運動、雨傘革命等大型抗爭則一浪接一浪。到2016年,中國威權高調打壓香港人爭取本土自決的訴求,香港傀儡政權亦不惜濫用公權力侵奪本土陣營的參選權;可以香港人卻於立法會選舉中群策群力,將更多的在野派送入議會,而本土派亦於新議會中有兩名民意代表。

可是如今兩位本土派的代議士,卻因為人大「釋法」的緣故被奪去就任議員的資格,不能再為支持他們的本土派選民效力。我們得承認這是一個重大挫折。而無可否認,這次挫折的源由,是兩位新晉議員的失誤。他們那久缺深思熟慮且用語不當的政治表態,為港中兩地的殖民者製造機會,亦令普羅大眾以及支持者失望。我們必須坦承認錯、深切反省。這是最壞的時代,是時候重新思考本土運動的路線,方能再次讓最壞的時代,轉化為最好的時代。

當代本土運動的歷史定位

國族之建構,從來都是多階段的過程,而每個階段都需要一代人以至是數代人的努力。在國族建構之第一階段,一個社會因著地緣政治因素,成為一個相對自主的領域,而當中的精英亦成為擁有獨特共同命運的群體。在下一步,這些精英會意識到自己面對著共同的命運,令精英本土土意識得以成形。在現化代過程展開後,就會進入第三個階段。本土精英要推行現代化,就要嘗試動員大眾。而在過程中,他們會在傳統族群文化、外國經驗或社會科學理論等尋找思想資源。到下一個階段,社會大眾亦開始產生命運共同體想像,視自己為有異於其他國家的獨特社群。這種普羅國族意識,令該社會發展為「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到第五個終極階段,有著普羅國族意識的大眾,開始會為社會的公益集體行動,並希望進一步提昇國族及其國民的政治權利。此時該社會已發展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而新興的國族主義運動亦正式展開。

香港的國族建構,目前正處於第四、第五階段之間。除卻少數精英階層,我們的上一代在孩提時代並沒有甚麼國族認同的意識,充其量對那印象糢糊的「鄉下」有些樸素而局限於某縣、某鄉、某家族的原鄉意識。他們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人生,到七十年代才逐漸確定自己身為獨特的群體,是個「自在的國族」。一些有公共精神的上一代,亦開始為香港的民主自治而努力。這是從無到有的過程,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人一生所能成就的,始終是有限的。他們沒有想過國族自決的問題,甚至誤以為他們能享有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可以靠別人恩賜。

然而,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事。我們能夠超越前人的視野,是因為我們正站在前人的肩膊上。除卻少數為霸權張目的親中份子,我們又何必責怪他們呢?就如我們在開始建設「自為的國族」時,亦曾犯上錯誤。上一代的抗爭者,畢竟曾為香港的自由、幸福和尊嚴奮鬥過,至於餘下的國族自決,就是我們的事了。我們爭取國族自決,為的是要接續前人未竟之功。我們比前人更廣闊的視野,不是用來指責前人的憑據。我們身為被時代選擇的世代,反倒要肩負起承先啟後的責任。

在任何行動之先,我們必須瞭解自己正身處於怎樣的歷史時刻,方能找到正確的方向。香港國族建構的第五階段才剛剛開始,就像上一代將香港發展成「自在的國族」的一樣,我們要將香港建立成「自為的國族」並實踐國族自決,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我們不能有畢全功於一役的幻想,而是要思索如何善用之後的人生,呼應時代寄託給我們的任務。

本土運動須進入新階段

本土運動於2010年代初興起,是個由無到有的過程。要引入新興事物,須要先聲奪人。是以當時的做法,是要製造噪音以吸引注意、是要批評既有路線以突顯本土抗爭之必要。本土運動之所以能急速發展,是因為民眾對香港前景日益憂慮,而既有民主運動亦逐漸失去動力。昔日民主派寄望能透過「民主回歸」改革殖民地體系,爭取透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促成香港的自主。但前人的努力早已付諸東流,此刻中國日益猖獗的干預亦令香港慘遭二次殖民。香港人希望能有自主的政治空間,所以本土派主張香港為先,會有一定吸引力。而本土派作為新興勢力,亦可以為渴求破局的香港人帶來希望。

經過這些年,本土運動已招聚了一群堅實的支持者,啟始階段的目標早已達成了。根據之前的選舉及民意調查,有一成半至兩成的香港民眾是本土派的支持者。對一個新興政治勢力來說,這是不可多得的成果。然而這些於幾年之間從無到有的政治能量,卻令一些本土派人仕誤入盲動冒進路線的岐途。在本土運動的初期,本土派只需大聲宣講,就能得到支持。縱然他們對其他路線的批評令本土派樹敵不少,但本土派得到的支持卻與日俱增。忽然到臨的成功,令一些本土派人仕以為可以隨心所欲,以為勝出罵戰就是政治勝利、凡事只求表態而不顧長遠效果。但如此最終只會令本土運動的發展遇上瓶頸。如今兩位本土派議員受辱的風波,猶如暮鼓晨鐘,提醒我們本土運動的方向必須作出重大變革。

本土運動的目標,是要讓香港人透過國族自決,奪回應有的自主政治空間,藉此守護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進取的政治表態已為我們取得一成半至兩成的支持。他們都是堅定而忠誠的,是帶領香港進步的先驅,但單憑他們的力量卻遠遠不夠。我們要面對的,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強大的帝國。我們要達成我們的政治目標,非得團結大多數香港人不可。我們不得不爭取民主派以至是部份中間派的諒解,不能再擺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姿態了。能罵過來的,早己是我們的支持者,透過罵人贏取支持的時代早就已經過去。我們不能忘記縱然民主派及部分中間派的民眾仍未能接受國族自決的必要,但他們畢竟還是會支持香港人透過自治確保其獨特性,保障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

如今我們的路線已經確立了。是時候與潛在的支持者和解,凡是著緊香港人人自由、幸福和尊嚴的,即使他們一時間未能接受國族自決的理想,我們也要把他爭取過來。在昔日的路線之爭,我們或未有好好分辨那些人是為私利出賣香港的敵人、那些人僅僅是因時代限制未能瞭解自決理念的先賢,因而曾誤中副車、打了很多場不必要的罵戰。部分本土派未經深思的冒進舉動,亦曾為整個在野陣營帶來困擾。我們必須深切反思、坦承錯誤,並誠懇地為種種冒犯公開致歉。

要擴充本土運動的基礎,就須要放下身段,與民主派及其他普羅大眾重建互信。我們不能只滿足於指出前人的不足,而是要確立自己的政治主張、刻劃出香港未來的藍圖,以理性的遊說、感性的觸動爭取更多同情和支持。贏取民心並促成大部分香港人的國族覺醒,須要用上一代人的時間,並非於此時此刻就能畢全功於一役。欲速則不達,在這個擴張本土政治版圖的新階段,耐性遠比勇氣重要。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能令整個香港皆不至於羞愧。

新階段須強調責任倫理

本土運動誕生於互聯網時代,是幸運亦是不幸。在網絡時代,資訊流通就在彈指之間,亦因此本土論述在幾年之間,縱無主流媒體之助,亦能廣泛流通。然而此等便利,卻令部分本土派忘記網絡終究只是傳播工具。他們以為激起即時的回應,就等於實踐了行動,「講咗當做咗」。他們忘記再便利的傳播媒介,受眾的數目終究有限,而網絡上經運算機制篩選的即時回應,亦令他們身陷同溫層而不自知。我們必須正視現實:網絡的輿論,只是民情之局部。傳播再方便,政治言論也必須伴隨著政治行動,不能再只說不練、亦不能貪一時之快而輕忽言責。

本土運動興起後,亦常將「勇武抗爭」掛在咀邊。誠然普日的溫和抗爭,也許流於形式,亦逐漸失效。對抗爭的想像比上一代廣闊,那本是好事。然而當「勇武抗爭」淪為教條,就是左傾盲動主義。激烈的抗爭手段,必然要伴隨著更沈重的責任。假設真是要進行武裝起義,領導者就有責任儘可能讓同伴能安全回家,此外亦要讓行動能達成其政治目標,免得讓犧牲的同志鮮血白流。沒有責任心、沒有數算代價、沒有深思熟慮,那激烈的「勇武抗爭」,不過是沒有意義的洩憤,只能讓參與者自我感覺良好而已。就如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於《戰爭論》中名言所云,「戰爭僅是政治伴以另一個手段的延伸」,勇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提倡「勇武抗爭」,本是為了拓展抗爭的可能;教條主義地輕言抗爭必須勇武,甚至嘲笑他人溫和的行動,卻是在縮窄抗爭的選項。勇武行動也好,溫和抗爭也好,行動者都需要有充足的政治智慧,都要遵從負責任的政治倫理。該溫和還是勇武,也都是形勢使然、策略使然,沒有那種方法比別的更高尚。而手段愈激烈,能激發的能量也許更大,但也必然意味著更大的責任。

面對港中融合的壓力,本土派懼怕香港會不敵中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使香港身份在短期內迅速消失。他們強調香港人有別於中國人,自然也可以理解。但若要確立香港國族之地位,我們不能單單指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而是要界定香港人是甚麼人。我們亦不能只強調香港的輝煌,而淡化香港的不足。不論是好是壞,香港都是我們的香港。身為香港人,不單要為香港的成就而自豪,亦當為香港的缺失而哀哭。國民榮譽感,不是用來自我感覺良好,而是用來督促自己要實踐尚在既濟與未濟之間的良善價值。我們不單要令香港人不做中國人,我們更要讓香港人能成為更好的人。

香港人的自尊,不是建立在對異族的眨損,而是建立在香港的自我完善之上。香港何以令我們自豪?不是因爲我們血統的純正、出身的優越,而是因爲我們的同胞曾為共同體的公共權益奮鬥過。我們曾經成功、亦曾遇上挫折;我們有人性的光輝、亦有根心蒂固的劣根性。但在這個跌跌碰碰的過程,我們成為了一體,與跨時代、跨階層、出身不同的香港同胞合而為一。在對抗壓迫、克服自身缺點的過程中,我們一同歡笑、一同憤怒、一同哀哭、一起快樂,成為了一個休戚與共的社群。我們有尊嚴,不是因爲這個群體格外優越,而是因爲我們見證著香港社會的成長,親身體會過身為香港人的快樂與哀愁。

要推動本土政治,就非得要有身為香港國民的自覺,要基於國民榮譽感鞭策自己止於至善。如此,我們必須意識到目前的失敗,不是因為其他人的不濟:我們誠然正面對逼迫,但我們的挫折,亦必然源於自身的不濟。要達成國族自決的目標,為了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我們就得為香港的未來負上責任。我們行事,必先數算代價,要想想自己的言行,對促成香港的國族自決是否有利。我們要有自律、有組織,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要為自己的失敗甘心受罰。

全方位的抗爭想像

基於對香港國族自決此崇高目標,我們要肩負起時代的責任,就必須想想如何善用自己的專長。我們要緊守崗位、分工合作,要讓萬事都互相協力,叫香港眾人都得益處。對抗爭的想像貧乏,乃香港的政治運動、社會運動一直以來的局限。那不只是勇武抗爭與否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公共參與的想像,一直都局限在街頭運動、社區工作和議會工作。但香港若然要步向國族自決,那我們的抗爭,也必然須要是文化的抗爭、學術的抗爭、經濟的抗爭。

要促成香港的自主,除了參政,還需要在經濟、學術、文化、專業等各個範疇,為香港的自決取得籌碼。我們要有創作人,作曲、拍劇、寫小說,透過潮流文化鞏固香港人的獨特身份,拓闊香港人對未來的想像。我們要有人投身學術,以學理為香港思索出路,並在國際學術交流中替香港爭奪話語權。我們需要有人從商,開闢財路,努力減少香港經濟對中國的依賴,並以利潤支援爭取自決的社會運動。不論是經濟方面、專業方面、學術方面,有興趣、有能力的人應該多找不同方面發展,在不同界別發揮自身的力量。

本土陣營必須承認自身實力之不足。即使中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一夕之間消失,以我們現時的實力,也無法即時接管那獲得自由的香港。而我們面對的,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強大的帝國,即使它步向衰落,亦不能指望它能一夕崩潰。本土陣營要壯大、要成長,因為我們若是沒有實力而不夠成熟,就要滅亡。我們沒有精神時間房,只能戒急用忍、廣結善緣、培養實力,為未來國族自決的大決戰做好準備。

除了本土的抗爭,我們不能忘記香港人要自立,就不能夠孤立。不能再有「先顧好自己」的講法了。每一個追求國族自決的地方,都是希望在世界大舞台之上扮演自己的角色。我們成了一台戲,給世人及天地觀看,就是要證明我們可以為國際社會帶來不可替代的貢獻。展開與世界各國的民間交流也是相當重要的戰略。與我們鄰近的地區,包括臺灣、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地,我們要多走一走、多結交朋友。我們出國除了去旅遊散心,也要認真研究各國的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在當地建立不同的聯繫。香港只有走出去,透過加強與其他地方的各種民間聯繫、互相影響,才有辦法達到真正的自保。香港的本土,是一種立足世界、放眼世界的本土,香港的本土保衛戰,也將決戰於千里之外。我們須要向世界各地作出保證,承諾香港人會為普世的良善價值作出貢獻。這樣到了關鍵時刻,世界各國的友人才有可能將心比心,對爭取國族自決的香港人伸出援手,或至少作道義上的支持。

我們應該反對中國的支配,但基於區域視野,卻不能對中國完全無視。中國的進步固然不是香港人爭取自決權益的前題,但對於東亞大陸的苦難,我們還是得基於睦鄰心態予以關注。誠然,中國社會經歷過一個世紀的強權迫壓,其民主化的前景極不樂觀;其民主化若能開展,亦很可能會像威瑪共和國或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那樣,走向法西斯威權的歪路。但縱然我們不能對建設民主中國有奢望,卻也不得不懷著同理心,主張東亞大陸的民眾應與香港人同樣享有自由、幸福和尊嚴。

我們對建設民主中國沒有幻想,卻仍要設法建設民主湖南、建設民主廣東,之餘此類。我們或許沒法關心整個中國,但對於同屬粵語區的廣東,眼見他們遭受北京政權更高壓的宰制,我們難以無慟於衷。早前因著是否悼念六四的爭議,帶來本土陣營與民主派之間的齟齬。但我們不要忘記:六四慘案此類人間悲劇,就發生在香港人家門邊。追求自由、幸福和尊嚴的香港人,乃自由世界之一員,沒可能於此等人道危機置身事外。天安門學運雖發生在深圳河以北,但眼見當年北京學生對自由夢的追尋,那種感動又豈會為國界所隔?六四那一夜,自由夢碎、人心惶惶。當年的屈辱,是香港人的不能磨滅之痛;但當年的感動,亦鼓勵更多香港人為自己的自由、幸福和尊嚴走上抗爭之路。我們不能忘記往事,我們要記著北京政權的暴虐、毋忘港人當夜的徬徨,然後立志掌握自己命運,爭取自決。六四慘案雖為香港境外之事,但香港人要成為東亞自由世界之積極成員,不管我們多抗拒部分包含大中華情結的儀式,悼念六四仍然事在必行。

總結

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然而那裡有黑暗、那裡就有盼望;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抵抗;那裡有危難,那裡就有機會。本土派議員受辱、被逐,是本土陣營的重大挫折,卻也是我們痛定思痛、重新上路的機會。沒有挫折,就沒有成長;沒有成長,就沒法成功。於世界歷史中的抵抗運動,沒有一個能一直一帆風順、沒有一個未有曾遇上挫折。對於香港未來能否走向國族自決,我們很有信心。關鍵就在於我們能否從失敗中學習,能否有耐性於黑暗中等待黎明。

面對中國帝國主義強權壓境,本土陣營沒有太多犯錯的空間。我們不能因為焦躁不安,就冒進盲動。反倒要學會忍耐、沉著應戰、充實自己、培養品格。若是焦躁不安,就當回想香港的歷史,看著前人是如何一步一腳印,艱苦而努力的達成國族建構的每個階段。香港走向國族自決的道路,是長時段的過程。在這過程之中,我們一時的是非得失只是微塵。但我們目標和責任,並不是要成為劃時代的英雄,而是要努力參與這個宏大的歷史進程,為香港人的自由、幸福和尊嚴作出微小而確實的貢獻。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身為這個跨越時空的共同體之一員,而且還能為共同體的命運作出堅實的貢獻,就能安身立命、覓得尊嚴。

避無可避:中國國族主義眼中的港獨

避無可避:中國國族主義眼中的港獨

2016年仲夏,風雨交加。香港國族之魂甦醒了,當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香港民族黨的陳浩天以及其他支持香港獨立的候選人被選舉管理委員會無理取消參選資格,香港國族主義一下子就從少數前衛者的主張,提昇為社會熱議的焦點。在8月5日晚,陳浩天等號召支持者到添馬公園集會,有成千上萬的人出席,多位被取消資格者聯同部份本土派人仕輪流演講,而這可能是獨派在香港史上第一場大型集會。如此觸動了特區政府以及親北京人仕的敏感神經。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高調回應,指不能容忍港獨思潮進入中小學,甚至以吊銷牌照威脅宣傳港獨的老師。在九月開學後,一些學校屈服於當局的淫威,壓制打算討論港獨議題的學生。部份親共人仕則主張北京介入,或是將宣揚港獨的組織定為非法、或是針對煽動港獨的言論、近日甚至有風聲指人大會釋法禁止討論港獨。港獨與反港獨之爭,就在立法會選舉前掀起一輪腥風血雨。

一直以來,香港獨立都是公共討論的禁忌。大部份人不假思索,就條件反射的報以「不可能」三字。即使近年港中矛盾日益激化,中國干預又日益粗暴,不少朋友仍然認為港獨只是個偽議題。大部份的自由派雖然抗拒中共一黨專政、亦反對中共干預香港事務,卻仍然基於大中華文化主義以中國的愛國者自居。比如陳祖為曾於2004年如此定義「港式愛國」:

關於這個問題,我沒有作民調研究,但在印象上覺得香港社會有兩種對愛國的表述、跟中央的不同。一是樸素的愛國精神,即所謂愛國就是愛中華大地、黎民百姓、歷史文化。另一種是自由民主式的表述,將國家與人民拉近(即主權在民),將政府和政黨推遠。兩種表達的共同點,就是沒有將愛國等於對一個執政政府的認同或支持。

因着這種「港式愛國主義」,不少支持民主自由的朋友認為縱然他們抗拒中共政權、主張香港高度自治,他們仍無可爭辯地算是愛國的中國人。亦因如此,不少人認為港獨運動只是庸人自擾,甚至陰謀論地以為提出港獨的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港式愛國」也許是出於善意,可惜其立論站不住腳,只能反映論者對國族主義以及中國近代史缺乏瞭解。

不論是中華大地、黎民百姓還是歷史文化,皆不足以證明究竟誰是中國人。東亞大陸帝國的疆土,其邊界在過去幾千年不斷移動。滿蒙疆藏其實都不是自古以來就屬所謂的「中華大地」,嚴格而言嶺南、江南等也是一樣。而香港與中國的黎民百姓的關連,又是從何而來呢?若說香港人與中國人血脈相連,這種論述其實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而且即使不論那七拼八湊所謂的「中華民族」,單是漢族本身就是一個來源混雜的民族,而在漢地邊陲的漢人會與周邊民族通婚,又或者本身就是採納漢文化的周邊民族。嶺南人與越南人血緣上的相似度,恐怕不會比與華北漢人的相似度低。近年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多會指出大部份廣府人的祖先,其實並不是北方漢人移民,而是帶著百越血緣的原住民。華南學派的蕭鳳霞和劉志偉指出:

我們和科大衛(David Faure)在有關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中指出,大多數宗族關於祖先定居歷史的記憶和敘述是令人存疑的,這些宗族的祖先並不一定是來自中原的移民,他們實際上更多是本地的土著。這些宗族的部分成員,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操控著他們認作國家權力的像征,加上他們自己的創造,建立起自己在帝國秩序中的合法」身份;通過貼上了「漢人」的標記,他們與當地其他原居民劃清界線。這些宗族控制了廣袤的沙田,也控制了墟市和廟宇,修築祠堂,編纂族譜,炫耀自己與士大夫的聯系。這些努力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人,在演示一些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正統命題和身份標志的同時,也創造著一套最後為官方和地方權勢共同使用的排他性語言。

那麼訴諸於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又是否可行呢?問題是這一套「華夏文化」並不由中國獨享,它亦屬於日本、韓國和越南的傳統文化。雖然這些國家的文化與中國的有微妙差別,但中國內部地域文化的差異,也是不遑多讓。如此我們便難以用文化解釋何以日韓越三國不是中國。假如文化真是國族認同之根源,那麼隨着華夏文化向外擴散,日韓越三國理當會與中國越走越近。但事實卻是完全相反,當三國的儒學發展日益發達,離心力卻愈來愈大。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先生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着「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這樣,我們必須承認國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國族就是想像的共同體。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並不是說國族是虛構的。與此相反,只要地緣政治因素令某地的精英和民眾有着獨特的集體經歷,他們自然就會想像自己為同時同地面對着共同命運的社群,最終發展為爭取於同一自治政體下共同生活的國族。就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國族雖是出自想像,卻是真實的,而且其存在很多時都是正當的。

管禮雅(Liah Greenfeld)則進一步強調:不是所有共同體認同都算是國族主義,只有現代的共同體認同才算是。現代的國族共同體,其價值必需是世俗化的。即使某些國族仍設有國教,國民追求的也必然是國族在物理世界的利益和價值。而國族內部得政治,既要主張國民同質性(Egalitarianism)、亦要實踐將國民與政治連繫起來的大眾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不同國家在實踐上,會有不同的面貌,但共同體認同仍必須要有以上三個特點,才能算是真正的國族。即是說,國族認同不可能只是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它還必須涉及政治認同。

既然如此的話,要斷定香港人能否成為真誠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就要回顧中國近代政治史,看看中國國族主義是如何成形的。

先鋒黨專權的中國國族主義

近代史的研究普遍認為中國國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是日清戰爭以後的事。雖然那不是清帝國的第一場敗仗,但東亞大陸的帝國被東亞海洋邊陲的日本打敗,卻徹底顛覆東亞體系幾千年來的秩序。此時清帝國必須重新思考它在國際秩序上的定位,而發展成像日本和西方列強那樣的國族國家,似是無可避免的選擇。

那時候清帝國的知識階層不斷思索,尋求把清帝國轉化為現在國族國家的方案。他們有的主張君主立憲,從而把清帝國轉化為多民族的公民國族國家。有的則訴諸種族主義,主張趕走滿族統治階層,建立以漢人為主、血統純正的新興國家。而後來的發展,則不無折衷的意味:中國於辛亥革命後走向共和,但它想要全盤接收清帝國的疆土,只得將各國語言、文化各不相通的民族勉強拼合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

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有着國族國家的外觀,但當時中國人對於中國國族的內容,仍然沒有共識。部份統治精英想要從上而下的推行改革,以國家主義的方式實行中央集權。這是梁啟超的理想,亦一度是袁世凱努力的目標。後來袁世凱在內政、外交都遇到挫折,就想要回復帝制:結果他只能證明中國早已回不去了。袁世凱一倒,他的舊部就只能割據一方互相攻伐,從上而下的改革就只能束之高閣。

而在清末民初推行地方憲政的嘗試,令地方紳商初嘗政治參與的權利。雖然當時憲制稱不得上是健全,但他們在僅有的公共參與之中得到充權,就想要在地方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當時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族主義,只是眾多互相競爭的意識形態的其中一種,提倡地方分權、自治以至是獨立的聲音,亦同樣普遍。湖南及廣東的地方精英,都想要趁清末民初的改革,嘗試推動地方的自主權、深化民主改革,一些比較進取的地方人士甚至會主張獨立建國。袁世凱倒台後,中國暫未有能壓場的強人,軍閥混戰無日無之。地方精英便希望能推行地方自治,讓地方能免受紛擾走向現代化,待來日戰事平息後方謀求再組聯邦。部份知識階層亦寄望由下而上的改革,更易達成民主化的效果。他們計劃先推行省議會普選、再公投制定省憲法,然後立憲自治的省份組織聯盟,以期向聯邦制度邁進。廣東省省長陳炯明是聯省自治運動的主要推手,他以「粵人治粵」為執政口號,並開始推行縣議員和縣長的民主選舉。

陳炯明的德政甚得當時往返粵港兩地商人之歡心,只是陳最終在權力鬥爭中敗陣,之後割據廣東的孫文又投向蘇俄,作風日益專制。假如聯省自治的路線跑出的話,懶理中央、着重民主的「港式愛國」,將無可置疑是根正苗紅的中國國族主義。只是歷史的發展,豈能盡如人意?

辛亥革命後中國亂象紛呈,青年知識階層認為那是傳統文化根深柢固的緣故,他們覺得非要把所有舊文化全盤否定不可,讓他們帶領國民從頭改造新中國,中國才會有希望。他們看見黎民的冷漠,就對自由主義及由下而上的民主失去信心。威爾遜以民主大國美國總統之尊參與巴黎和會,又提出民族自決原則,曾令青年寄與厚望。但中國未能取回山東權益的事實,令青年堅信先鋒黨理論:中國國族正在沉睡,非得要有一群先鋒黨喚醒民眾。讓民眾接受先鋒黨的領導建設國家,則是中國國族主義的奧義。一些愛國青年接受了共產主義,孫文亦趁機拉攏蘇聯,先是扭轉劣勢打敗陳炯明,再在蘇聯協助下將國民黨改造為列寧式的先鋒黨。隨後國民黨又與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將廣東建設為先鋒黨國族運動的前進基地,圖謀以武力統一中國

北伐之後,整個中國都是先鋒黨的天下,其他不服膺於先鋒黨的論述,都遭受暴力打壓,再也無法抬頭。國民黨的中國國族主義,就是由上而下、服從領袖、完成革命。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武裝,才能以暴力抵抗暴力延續下去。他們在打贏國共內戰上台後,新的國旗是代表社會各界的小星、拱照代表共產黨的大星,愛國就是從服從共產黨的指導建設國家。在五星旗下的新中國,黨就是國、國需要黨,愛國也必然意味着愛黨。

在1989年爆發天安門學運時,中共的先鋒黨國族主義幾乎破產。學運人士提倡主權在民的國族主義,觸動同期渴望自由的香港人。但這種自由國族主義未扎根,就被六四的槍彈無情鎮壓,一蹶不振。面對認受性危機,中共拋棄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大刀闊斧開放市場經濟,令中國在一代之間從一貧如洗變為走向富強。與此同時,教育部門亦不斷重提十九世紀至中共立國之間的種種屈辱,並將近年西方對中國政治的批評,作為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之所謂「證據」。大多數中國人,都因國家走向富強而自豪,覺得要對中共的帶領感恩,而愛國就要跟隨共產黨的腳步抵抗外侮。他們戀慕帝國的榮光,覺得中國帝國復興令他們很有面子,縱使他們大都只是沒有政治權利的帝國奴民。雖然中國仍有追尋自由國族主義的朋友,但大體上他們並未有擺脫黨國國族主義的社會結構,而且他們始終是影響力有限的少數

可是香港並未受中國先鋒黨國族主義的薰陶。香港人在五四運動期間,雖然亦有反日情緒,卻與當時中國的國族主義論爭絕緣。國共兩黨無疑曾於1925至26年發起「港粵大罷工」,罷工規模固然是史無前例,但不認同的香港人為數不少。是以罷工雖由六月一直維持到次年十月,但在各方張羅下,香港市面到七月就回復正常。港商及落難香港的粵商,覺得廣東的政敵非要把他們趕落大海不肯罷休。於是他們挺身而出,動用人力物力維持社會秩序、恢復工業生產。他們自覺打了一場香港保衛戰,在過程中認定香港才是他們的家。值得留意的是,縱使初時大批港人參與打著中國國族主義旗號的省港大罷工,他們多放眼本土的反殖及勞工權益。當罷工發展政黨內鬥,工人就陸續回港復工。此後香港本土意識雖然最初只見於精英階層,但大部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主要是關懷某縣某村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少數服膺於國共兩黨國族論述的,在1956和1967年兩場暴動後亦遭邊緣化。到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化蓬勃發展,普羅大眾就連那丁點的鄉土意識亦日趨淡薄。歷史學者冼玉儀教授如此憶述:

在暴動前,那些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人雖然會覺得與中國有距離,但仍然沒有人提「香港人」這稱呼。「我是誰」這類的問題,並未真正為人提出。但六七暴動時,這問題卻成了當頭棒喝,很多人被逼要選擇到底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或者是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人。所以,在六七年,由只是在「香港居住的人」轉變成香港人這個變化是很突出的。

結果香港人對中國的感情,就只剩虛無飄渺的文化意識,再加上天安門學運期間目睹學生追尋自由而有的感動。那種愛百姓、愛文化、愛民主的「港式愛國」,是樸素的情感,在民初時還可算是正統的中國國族主義。可是自五四過後好幾代人,中國就早已不是當日的中國,「港式愛國」所愛的只是不復存在的海市蜃樓。在之後我們會看到,當「港式愛國」與先鋒黨國族主義正面交鋒,「港式愛國」就無法招架得住。

2004年的愛國論爭

雖然「港式愛國」與羅湖橋以北的中國國族主義風馬牛不相及,但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共以統一戰線的方式接觸香港自由派及社運人仕。雖然香港人的大中華文化主義並不是中國標準的愛國,但當時中共要做的,是騙取香港各界的團結以對付英國這最大敵手。六四慘案後,參與支聯會活動的主流民主派與中共反目,但中共仍未有放棄統戰民主派,先是仍未併入民主黨的匯點、然後就是民協。鄧小平於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人仕觀禮團時,他對「愛國」的標準,也是比較寬鬆而模稜兩可的:

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甚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希望香港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為1997年政權順利移交作出貢獻。

但香港人與中國在國族認同上的矛盾,只是隱而不發。2002年,不孚民望的董建華政權堅持要通過《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香港人擔心此法將侵害人身自由,同時又對1997年以來的施政失當深深不忿,最終於2003年7月1日主權移交六週年紀念日,有五十萬民眾上街抗爭。親商界的自由黨撤回對《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的支持,使立法過程無限期擱置。於這次社運得以充權的香港人,進而爭取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全面普選,主張要「還政於民」。對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要「還政於民」,就是對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否定,是阻撓先鋒黨復興中國。就如前基本法起草委員夏勇所言:

正是因為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民族才得以洗百年恥辱,港人才可能真正享有人權和基本自由。港人治港的實質是中國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前題,是中國人當家作主。

而另一位草委,身為憲政學者的許崇德則重新「詮釋」鄧小平的言論。他認為民主只是偽議題,所謂「港人治港」,必然要由愛中國的香港人治港。民主普選對「愛國者治港」,可以是種障礙:

當時……草委會內有個別香港委員帶動着社會上的一些政治勢力,打着「民主」的旗號,吵着要《基本法》香港的行政長官……立法會的全部議員都立即由直接選舉產生……小平同志一下子就識破了其中的真實用心。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

湯華更進一步闡明,香港人反對《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立法,是不「愛國」的表現。他甚至更進一步,反對「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主張愛中國就要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領導:

如有的人繼續參與甚至領導旨在否定憲法、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中央政府的政治組織。他們打着追求民主的幌子,散布所謂「反對中共不等於不愛國」的謬論……在香港《基本法》第23條問題上,某些人也充分地暴露出他們敵視國家的真實面目。立法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統一,是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應盡的責任……他們一直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而極力地阻撓《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他們攻擊第23條立法為「惡法」,鼓吹「戰勝23條」,還妄稱要逼使第23條「永不立法」等……我們要認清他們的險惡用心,絕不能讓這種人竊取特區的管治權。

對信奉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者來說,香港沒有民主不是問題。反之,香港民主運動的興起,反映香港人不夠「愛國」,是「人心未回歸」之過。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因為「外國勢力」從中作梗,再加上所謂的「崇洋媚外者」的煽動。追求不受中共干預的真民主,就是所謂的「挾洋自重」,要將香港發展為獨立政治實體。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如是說:

事隔六年,有人,其中包括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基本法》的人,重新棟起英國人打出的「還政於民」的旗號,在群眾中進行煽動,製造混亂。人們不禁要問:是不是從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交還給國家,並由中央授權特區實行「高度自治」都不算「還政於民」,只有把香港的政權交給那些「街頭政治家」來掌管,才算「還政於民」呢?

到2004年2月底,官方媒體《中國日報》刊登社論,替過去的愛國論爭定了調:

用這個標準來衡量,香港確有一些掌握着某種政治權力的人不符合「港人治港」的條件。他們當初為歷史大勢所趨,確曾表示擁護香港回歸,但並不情願在「一國」下生活,因而在回歸後不斷與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角力,反對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組織或參與反對中央政府的活動,乞求外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公開支援臺灣前途自決。如此所作所為,令廣大港人擔憂,令中央政府不安。

「愛國不愛黨」的「港式愛國」在邏輯上是可行的,卻脫離中國的現實。自北伐以來,國共兩黨的中國國族主義,都是黨國不分的先鋒黨理論。國族主義的內容是由先鋒黨制定的,而國民的愛國責任就是服從先鋒黨的指示。中共建政後,對中國社會進行大規模改造,共產黨的組織於社會結構無孔不入,而先鋒黨國族主義早已深入幾代人的骨髓。隨着中國日漸富強,中國人的自豪感更令他們接受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合法性,縱然他們偶爾對中共個別政策感到不滿。唯有在南海之濱那片相對自由的土地,才有可能將黨國分家,以純樸的情感愛中國。但現實上,他們愛的中國,並不是在東亞大陸統治着十三億人的那個中國。

是以,當香港人要求自由、要求民主,不欲中共干預香港內政,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的觀點看,那是對先鋒黨的不信任。反對先鋒黨的話,不管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歷史認同如何,他們就是不愛國的「港獨份子」。

在2004年4月6日,中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確立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制改革的決定權。2007、2008年雙普選的訴求遭到否定。2003年以來的民主運動,遭遇了滑鐵盧。

帝國崛起下的愛國政治

在廿一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經濟規模上幾可與美國鼎足而立。北京奧運與上海世界博覽會等盛事,令中國愛國民眾持續亢奮。而美國同期又因金融海嘯,國勢一度大不如前。如今中國人不只渴求富強,更期望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美民主國家經濟低迷,令中國國族主義者堅信先鋒黨模式的優越性。

此時中國國族主義者產生浪漫主義想像:他們相信在共產黨治下,中國將能繼承昔日東亞大陸帝國的榮光。他們渴求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新天朝體系,並將目光放在香港。「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在2008年撰寫《中國香港》一書,就將一國兩制描述為鄧小平復興帝國的鴻圖大計。雖然強世功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甚具爭議性,其推論亦為人垢病,然而那卻能反映中國國族主義鷹派的想法。

強世功認為,中國於中共治下的國家建構,彰顯了儒家政治倫理的差序格局原則,而一國兩制則是這種政治儒理的體現。香港就如天朝體系下的藩屬國,香港人獲中共這位「天子」的保護和接濟,而反過來就有責任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

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邊疆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中央承擔起邊疆安全與發展的道德責任……

國家就是基於家庭這個基於情感而凝聚起來的團體……「血濃於水」等等這些中國共產黨的話語中耳熟能詳的詞語,恰恰是將儒家的政治傳統帶入現代國家建構中。「一國兩制」在這個意義上,更是建立在儒家傳統的政治思考之上的。

強世功未有解釋何以香港人要與中國人有着類似家庭的情感連帶:也許他是種族主義地假設兩者分享着相同的血緣。總之他主張香港人是應該與中國有類似家族的情感,香港人應該愛中國,就像孩子孝順父母那樣。但強世功感嘆香港人並未有盡愛中國的本份,他將之歸咎於英國殖民者的陰謀:

那麼由於1989年全球政治形勢的變化,英國在美國支持下試圖扭轉原來的被動局面,採取主動攻勢,即改變中英聯合聲明的「措詞」,改變它的「語氣」,把香港理解為一個國家,通過政制改革的民主化運動,將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或者在中國內部培植出反對和分裂的政治力量。彭定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推出其政改方案的……若香港回歸後的政治體系變成立法主導,他們的代理人也就自然獲得了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在強世功眼中,六四慘案後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本質上是要香港變為政治實體的港獨運動。在這場港獨運動背後,是由亟欲延續殖民地體系的英國煽動,而民主派就是英美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這個講法侮辱了追求民主的香港人:難道他們追求民主的心志都是假的?難道他們都只是殖民主義者的傀儡?但在強世功眼中,香港人渴求自由和民主,本質就是叛國,是「人心不回歸」的罪證:

長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態對西方世界全盤認同,喪失了對香港歷史進程的客觀判斷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換句話說,在文化價值和政治認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內心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凡是追尋民主的香港人,都是「港獨份子」,都是中國的叛徒。然而民主派不是很多人都有大中華情結嗎?強世功否定這些大中華情結是真正的愛國。是否認同中共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先鋒黨,是否順從於中共對香港的轄制,方是分辨香港人是否愛國的準繩:

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在中央對香港擁有的主權從主權權利變成主權行使的過程中,必然要將「一國」從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變成法律主權的建構,這恰恰是基本法的重要意義所在。

對中共來講,香港爭取民主的人仕都是現實上的「港獨份子」,但《基本法》又有政制民主化的承諾,那麼中共就應當干涉香港的政治,令其對香港的主權得以實踐。中共要拖慢香港的民主進程,爭取時間壯大中國國族主義在香港的力量,令親共「愛國」者能以民主手法管治香港。強世功在中聯辦的同事曹二寶亦有類似的見解,他主張中共應於香港建立一支平行的管治團隊,令香港的自治不會演化為實質的港獨:

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兩支隊伍。其中有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事務的管治隊伍,這就是中共、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人大常委會」於 2016年11月7日再次釋法,對《基本法》104條名為詮釋實為修法,禁止未能通過宣誓的議員再次宣誓,並將其逐出議會。他們針對的,不只是涉嫌於宣誓時以「支那」一語侮辱中國的梁頌恆和游蕙禎,而是所有反對北京政權全權統治香港的在野陣營。「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於釋法後召開記者會,其間之言論雖然令人震驚,但歸根究底還是彈了十幾年的老調:

回歸之前,香港就存在著一股企圖顛覆中央政府、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樣的反動勢力和反對勢力,回歸以後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始終是這股反對勢力不認同「一國」,以各種所謂包裝的口號,侵蝕「一國兩制」、侵蝕基本法,架空人大。你們可以好好看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這些人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當然,香港回歸時這些年輕人還沒出生,他怎麼能夠受那個時候的影響呢?我想這些年輕人就受到了這些人的影響,受到他們的灌輸,而且是有組織的灌輸。所以,我相信這些年輕人再過若干年以後,也能看到背後挑動他、教唆他的這部分反對勢力的真實面目,他也會受到教育的。這是就你們講講的所謂港獨問題,這是第二點。 (《中國評論新聞網》,2016年11月7日)

梁頌恆和游蕙禎二人於宣誓時挑釁中國,確實缺乏政治智慧。然而,他們二人之言行,充其量只是一個觸發點。中國一直以來的愛國標準,都是要帝國臣民無條件接受先鋒黨的專權統治。香港人只要對北京政權的絕對權力稍有質疑,在本質上都會被視為分離主義者。即使沒有港獨思潮、沒有宣誓爭議,2016年11月7日的劫難,亦很可能會在這幾年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以為「愛國不愛黨」就可以避免「觸動底線」的天真想法,可以休矣。

總結

中國當局與香港特區政府近日頻頻批判港獨思潮。特區政府不顧可能帶來的法律爭議,粗暴地阻止主張港獨的人仕參選。親北京人仕亦不斷向傳媒放風聲,說要動用各種手段遏制港獨言論。然而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局對港獨的敏感反應,源於中國國族主義的結構性問題。自國民黨北伐以來,先鋒黨理論就是中國國族主義的主流,之後更為中共推向極致。近年中共國勢日隆,更令先鋒黨專權的做法獲得認受性,令中國人竭斯底里地沉醉於身為帝國子民的榮光。基於這種理論,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抗拒中共這個先鋒黨的帶領,本質上就是港獨,就要背負分裂「祖國」的所謂罪名。這樣在主權移交後,中共在國族主義的旗號下,自然就有干涉香港事務的傾向。有論者批評港獨人仕為中共干預香港事務提供藉口,這種批評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已經看到,凡是抗拒中共專權的香港人,都早被歸類為「港獨份子」。以為抱着大中華情結就會被中國國族主義者視為愛國同路人,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

近日安徒在《星期日生活》的評論文章中,指中共從來都不會怕港獨成功,而港獨思潮只是因公民社會被侵蝕而起的民粹反應。這種對港獨思潮的批判不甚公允,而且不合邏輯。香港人的抗爭,在乎的不是中共怕不怕,而是香港人的自由、尊嚴和幸福。說港獨是公民社會崩壞的病徵,暗批港獨有違公民價值,更只是自由心證。所謂公民社會,就是一群公民立志服務社會、將社會視為自己的社群,然後為所屬社群的福祉,同心協力爭取公共事務的變革。這是一個社群,香港的公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想像,建基於世俗自由主義價值,主張香港人皆為平等平權的公民、都應該透過民主政治實踐大眾主權。不管你如何稱呼,這個共同體最終會帶來的,就是香港國族主義。香港的公民社會註定不能與膜拜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同負一軛。而在中國國族主義者的眼中,不管香港公民社會的主張是如何的溫和,也只能是背叛中國的「港獨份子」。

近日的反港獨風潮,最終針對的,不是狹義的「港獨份子」,而是廣義的「港獨份子」:這包括所有抗拒中共干預香港事務,追求自由、民主、自治的香港人。不願意臣服於中共的,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而寒冬才剛剛開始。

(2016年9月18日於《立場新聞》首次發表,並於11月7日修改)

參考書目請參考PDF版本:

從歷史看香港國族主義之興起

從歷史看香港國族主義之興起

港獨與反港獨的爭論,在近日掀起軒然大波。然而討論港獨之前,我們得先明白何為國族。Benedict Anderson 定義國族為「想像的共同體」,此說常遭時人曲解,以為大師要指摘國族主義是虛構的。然而 Anderson 要說的是,當一個現代社會群體因地緣政治因素對外相對區隔,使其精英和民眾意識到自己是在同時同地面對着相同的命運,就會形成國族。像其他社會現象一樣,國族雖是出於想像,但卻是真實的、也可以是正當的。事實上 Anderson 當年提出這個觀點,是要幫助身為蘇獨分子的老友 Tom Nairn 反駁英國統派「蘇格蘭不成國族」的論調。

與中國國族主義分道揚鑣

香港自漢武帝攻滅南越國後,就是華夏帝國的屬土,那香港人與中國人該屬同一個命運共同體吧?華南學派的歷史人類學家卻指出,嶺南原住民一直抗拒漢化,而漢族移民亦非嶺南主流。直到明代珠江三角洲填海,原住民才為了土地利益裝扮成北方移民,杜撰譜牒、制定祭禮、參加科舉。他們仍然保留既有語言和風俗,只是將其稍為漢化,再辯稱他們保留了未受北方游牧文化污染的華夏古俗。在圈地競賽中落敗的嶺南人,就淪為被主流邊緣化的海洋族群。他們為了謀生,只得從事走私貿易,遇上了到東方做生意的西方人。在鴉片戰爭時,嶺南海洋族群與英國人合作,將香港從渺無人煙的海島建設為商埠。

這樣,香港就成為了一片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特殊領域。雖然香港實行殖民地制度,但仍比東亞的專制帝國自由,其有限的法治亦比近鄰尊重合約精神。被視為賤民的海洋族群、被官府敲詐的貿易商人、被中國社會排斥的基督教徒、以至是與朝廷不和的異見人士,都能在香港容身,在此地尋覓自由和幸福。

當中國於甲午戰爭後出現國族思潮,追尋自由和幸福的香港人亦視此為機遇,有的支持立憲、有的支持革命。但他們之所以關懷中國,是因為他們希望推動由下而上的變革,主導粵港兩地的公共事務,促進嶺南粵語區的自主自治。可是五四運動後,救亡壓倒啟蒙,中國國族主義者提倡要以專權的先鋒黨喚醒無知大眾。這種主張為國共兩黨所採納,並於北伐後成為獨一的主流。然而,縱使香港人有響應國共兩黨發起的省港大罷工,他們多放眼本土的反殖及勞工權益。當罷工發展為爭奪先鋒黨地位的內鬥,工人就陸續回港復工。除卻少數國共兩黨的死忠支持者,香港人對中國的感覺,主要是關懷原鄉的鄉土意識、以及自覺與西方有異的文化意識。這與膜拜先鋒黨的中國國族主義風馬牛不相及。

一直以來香港的發展,雖然受惠於中國的資源、資金及人才,但此等優勢之所以能發揮,正正是因為香港不由中國管轄、能避免近代中國的種種政治風險,並能接通海外的商貿網絡。在清末,香港讓沿岸貿易商逃避太平天國及土客械鬥的戰亂;在民國,香港讓工業家免受軍閥及日本人的騷擾;到戰後,香港更是讓資本家逃避共產中國的迫害。香港工商業發展的前提,正是其超然中國之外的地位。反過來說,香港之所以能貢獻中國,正是因為香港不是中國。因此香港才能夠成為中日戰爭時的補給基地、或是冷戰期間共產中國的外匯來源。

為自由與尊嚴爭取命運自決

在1949年中國赤化後,其社會受到共產黨由上而下的改造,社會結構及價值觀與香港漸行漸遠。大批難民亦南來避秦,到香港尋覓自由和幸福。香港人自此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本土意識不再局限於精英階層而普及化。隨着香港人生活質素在戰後大幅改善,再加上本地流行文化與消費文化的興起,他們的自豪感與歸屬感亦與日俱增。政府此時積極改善公共服務,而廉政公署成立後,當局甚至鼓勵香港人舉報瀆職的當權者。香港人得以充權,初嘗尊嚴的滋味,從而相信香港是個自由幸福的家。他們對公民權利的追求,日趨殷切。

但之後前途問題浮現,香港在沒有選擇的情况下,被英國人出賣給中國。而六四慘案,更突顯中共乃無視民眾尊嚴的暴虐政權。香港人意識到要守護自由、幸福和尊嚴,就只能靠自己爭取。八十年代起的民主運動、主權移交後的公民抗爭、以及近年的雨傘革命,都是香港人爭取命運自決的努力。在這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其成員都相信他們是有着共同命運的香港人,這就是 Anderson 所指的想像共同體。縱然當中有人未脫大中華情結,而大部分人都只想追求更大的自治權、使香港發展為《香港革新論》主張的「無國之國族」,但毫無疑問,香港國族已經成形了。面對中國的二次殖民,進取的香港人提倡港獨,是自然的結果。輕率地指斥港獨為不理性的民粹,並不公允。

從歷史的觀點看,香港人的自由、尊嚴與發展,均取決於香港有異於中國的特性。即使不是主張香港獨立,只要是支持高度自治、要求還政於民的,都是在追求香港的自立自主、都算是廣義的香港國族主義者。只是強鄰的中國國族主義,容不下對先鋒黨絲毫的質疑、不允許那怕是最溫和的香港主體意識。此乃身為香港人的悲哀。

延伸閱讀: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Faure, David (2007).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roll, John (2007).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陳學然(2014)。《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

《明報》‧2016年9月6日

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讓六四記憶與大中華觀念脫鈎

在近幾年的六四前夕,總會爆發本土派與「大中華膠」之間的罵戰。今年港大學生會會長失言,又再觸動各界的敏感神經。六四是香港集體回憶中的大事,當然不能輕易的劃上句號。但我們必須先回顧1989年前後的往事,方能讓年輕人認同悼念六四的意義。

必須回顧1989前後往事

在70年代,香港可以說是一個準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麥理浩年代的社會改革,似已說明香港在管治上乃與中國區隔的空間,同時香港普羅大眾亦已建立獨特身份認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鼓勵港人舉報貪官,更令港人產生已享有政治權利的錯覺,覺得香港政府為香港人服務的政府。

但當時大部分香港人仍未有公民意識。以上種種皆不是香港自己爭取的。升斗市民以為只需為自己家人努力賺錢,就能享受現代文明之好處,卻不知道香港政府當時之善政,只是英國外交政治之籌碼。英國已暗中就香港前途與中國接觸,並修改國籍法斷絕香港人之退路。

當中國於1982年提出「十六字解決」,香港人才如夢初醒,驚覺其小天地是多麼的脆弱。之後的前途談判,是大國之間的角力,中國橫蠻地拒絕讓港人參與其中。香港人只能寄望於「民主回歸」的承諾,期望民主化能令香港人於中國的特區中當家作主。

但中國在簽訂《聯合聲明》後,反倒是拉攏權貴,要讓香港淪為替親中新貴服務的中國殖民地。中國阻撓香港政府引入代議政制,終令港府擱置於1988年引入立法局直選議席。《基本法》之起草,亦為中國官員及保守權貴主導,最終按查濟民的建議為民主進程設限。在切爾諾貝爾事故後,中國又無視香港人的請願,堅持按原計劃在香港旁邊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一切都是中國說了算,自始至終都沒有香港人置喙之地。

香港人洩氣了,有以十萬計的港人決定遠走他方。就是最積極的民主派,也無力再動員大規模抗爭。那是1989年初的事。

但此時天安門學運展開了。在文革過後,中國出現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年輕一代對自由文明甚為神往,就如《河殤》所展示的那樣。學生藉胡耀邦之死,留守天安門廣場抗爭,為的是對公義的渴求、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面對政府的抹黑,學生強調他們都是愛國的。但歸根究底,公義、自由、民主,才是運動的主線。

北京學生的熱情鼓舞了心灰意冷的香港人,燃起他們對自由的期盼,香港人同情學運,上街、集會、籌款,全民都激活起來。香港人基於樸素正義感的抗爭,因一直以來「文化中國」的迷思,就以「血濃於水」這類強調種族的中國國族主義的語言,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但香港人的夢想,是自由夢、是民主夢,愛國倒只是用來自我肯定的詮釋。

但好夢難圓,港人於6月4日凌晨,紅著眼在屏幕目睹屠城血案。中國自由夢斷,香港人又淪為亞細亞的孤兒,屏幕中的屠夫政權就是他們1997年之後的宗主。

香港人在此以後之作為,比示威口號更能反映他們當時的認同。在消極的一面,一些香港人四出找機會移民、或是向離棄他們的英國討回居英權,以逃避中國之統治。在積極的一面,1989年的政治啟蒙又令大批香港人政治覺醒。他們有的繼續支援中國民運,主張「建設民主中國」,但有更多人在香港的崗位中爭取民主,或是在公民社會中實踐公民權益。他們的論述是要靠讓香港成為民主中國的燈塔。但在議會及公民社會中「民主抗共」,爭取香港這個家邦的自立自主,才是香港人於六四學到的功課。本土,才是真正的主場。

「愛國」是主體意識未成熟的扶手杖

六四血跡未乾,中國就展開一連串的清算,未有被捕的知識份子都要自我批判。之後當局全力發展經濟,又向新一代灌輸「毋忘國恥」的大中華主義,讓新一代都在發展至上的國度,戀慕身為帝國臣民的榮光:中國崛起了、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領導,子民與有榮焉。如此再加上近年港中融合以及「中聯辦治港」,「愛國」早已不是當初那樸素之情感。

堅持悼念六四,因而弔詭地成為突顯港中價值差異的試金石。在2009年至2013年間,本土身份認同節節上升,維園晚會的集會人數亦同時屢破紀錄。在2009年,時任特首曾蔭權以「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回應有關六四觀感提問。這正好就是中國黨國主義、發展主義的回答方式,卻與香港本土珍視自由、民主的價值格格不入。那一年有20萬人參加晚會,就是為了反對中國黨國主義之入侵,是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本土價值。

只可惜支聯會中人卻堅持要將「愛國」與「自由」、「民主」綑綁。歷年晚會程序皆滲透大中華意識,比如只有「強國夢」沒有「民主夢」的《中國夢》,以及歌頌中越戰爭的《血染的風采》。但六四的主調,是公義、自由與民主,「愛國」只是主體意識未成熟時的扶手杖。講公義、自由、民主,都是在建立主體,必然會引伸至追求自主自決的(類)國族主義((proto-)nationalism)。沒有「文化中國」包袱的年輕人,承傳了自由民主的價值,就自然想要把香港從一個自在的(類)國族(nation in itself),提升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批評「港獨思潮」只會帶來分化,是忽視處境的膚淺回應。小國的國族建構(nation building),從來都是其民主運動之必經階段。

支聯會於2013年,提出「愛國愛民」的口號。當年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偏執己意,還懷疑想藉六四死難者親屬丁子霖之口批評本土派。丁子霖拒絕後,竟徐漢光辱罵。自此本土派與支聯會勢成水火。雖然2014年的晚會嘗試年輕化,但傷害已經造成,而隨後徐漢光更重返支聯會的崗位。

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

其實只需重拾起初那樸素的正義感,對焦普世本土皆通行的民主與自由,奠定去除大中華「愛國」元素的新禮儀,已經可以避免過去幾年那沒完沒了的爭論。就讓「愛國民主運動」成為過去,將之昇華為「自由和平紀念日」﹕念先人為自由民主之付出、憶當初目睹慘案的悲傷徬徨,從而矢志捍衛自立自主,以此為建構香港公民國族主義(Hong Kong Civic Nationalism)之堅振禮(Confirmation)。

固執於「愛國」的支聯會拒絕改變,年輕人為香港前景焦躁不安,才會有要把「行禮如儀」的悼念「劃上句號」之想法。但我會說,不是的,我們不是為「愛國」而悼念。是因為你知道自由才是你的終點,無論它多麼地遙遠。

延伸閱讀:
Roberti, Mark (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So, Alvin Y.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ang, Zheng (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明報》‧2016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