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在香港書展期間，傳出高馬可教授(Jonh M. Carroll)的《香港簡史》遭中資的出版社刪改，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相關報導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不過論敏感，《香港簡史》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篇的Edge of Empires。此書雖然只紀錄至香港淪陷前夕，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

此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not)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

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一直都住著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穆黛安(Dian Murray)及安樂博(Robert Antony)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閩粵沿海住著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他們有獨特的文化，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於是，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據陳偉群博士考據，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

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我們不要忘記，與非洲及印度的情況不同，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而中國這個帝國，當中也是充滿著暴力與壓迫。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他們憑著與英國人勾結合謀，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

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這種香港經驗，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與此同時，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篇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

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份，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而港府亦投桃報李，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替代的管治伙伴。

本書顛覆之處，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可是，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得到自己的生命力。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7月21日

國族史觀、本土危機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 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據主場新聞在十一月五日之報導，曾在國民教育爭議中推出《中國模式》手冊的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獲得親共商人的大筆捐款，計劃編寫《香港通史》。對於這個計劃，我們絕對不要等閒視之。當代中國研究所想怎樣撰寫香港的歷史，那是他們的「學術自由」。但香港人必須要編寫出建基於本土觀點的香港史。若我們坐視不理，任由中國國族主義的觀點壟斷香港史的論述，那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很可能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永不超生。

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族史觀要壟斷對香港史的話語權，非始於今天。在主權移交前後，中國大陸的史家為求論證中國在港主權的合理性，大量撰寫關於香港歷史的材料。王宏志教授在其《歷史的沉重》中，剖析了大陸國族史觀如何詮釋香港的歷史。總括而言，他們的招數包括：

一）略過戰後至七十年代之近代史：大陸史家所寫的香港歷史，很多時都會輕輕帶過戰後的一段歷史，在寫到光復香港後，便跳到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事關那段時間的發展，會令中國國族主義者尷尬。在那幾十年，香港社會經濟各方面均急速進步，而中國在那段時期卻政局動盪，社會屢受大躍進文革等折騰。這樣大陸史家便難以將香港的發展歸功於中國，亦不能否定殖民地政府對社會進步的貢獻。

六七年的暴動，乃源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中的暴力嚴重妨礙市民的生活，令民心背離中國政府。香港政府在暴動後大事革新，加強了官民溝通、推出了多項便利民生的制度、更成功解決了貪污腐化的問題。到了七十年代末，香港政府的殖民主義氣燄收歛了不少，社會氣氛自由開放，經濟發展欣欣向榮。這樣，香港人傾向認同殖民地政府為自己的政府。香港走上了與中國不同的道路，亦使本土身份認趨向普及。這些都是國族史觀討厭的事實。

二）強調英國統治為非法佔領：大陸史家亦經常強調英國在香港之主權，乃建基於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因而認為英國在香港的主權缺乏法理基礎。誠然，香港之所以能開埠，是因為英國戰勝了中國，然後簽訂南京條約。之後香港的拓展，一次是英法侵略的結果、另一次是強權之下不平等條約的結果。中國確是受害的一方，但是世上又豈有完全平等之條約？因戰敗而簽訂的條約，因形勢不如人而勉強簽訂的條約，仍是有法定地位的。中國與盟國要求日本接受波茨坦公約、無條件投降，其結果也是不平等條件。分別在於中國這次是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倘若中國認為英國非法佔領香港，為何它一直都不收回香港，默許英國在港施展主權？為何戰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會放棄接收香港？為何中共兵臨深圳河，隨時驅逐英國人之際，卻因要「充份利用、長期打算」而按兵不動，要到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才強調英國主權不合法？既是不合法、既是有違國族原則，那就為何要為自己政權之延續，將香港問問擱置多年？

三）強調殖民主義的不公：大陸史家特別喜歡強調殖民制度對華人之不公平對待，亦很喜歡拿十九世紀的政策做文章。假如我們看過Christopher Munn的Anglo-China，也會同意開埠初期華人所面對的，可謂是嚴刑峻法。當時香港政府管治華人的方式不符人道，亦充斥著種族偏見。老一輩的香港人還會記得在六、七十年代，他們仍要面對殖民者不可一世的氣燄。

但是這只是英國殖民統治的其中一個面向。誠然，在殖民地時代初期，香港的華人受到了不人道而又不平等的對待。但同一時期的中國人生活又如何？香港的政制並不民主，華民受到的待遇比西人差，但至少香港一直都有基本的法治，市民有基本的言論人身自由。在香港做二等公民，遠比在中國做臣民有尊嚴。在英國統治期間，一直都有大量移民湧港，他們都是用卻投票的：商人來港，因為英式法律能有效保障他們的產權；異見者來港，因為他們在此能暢所欲言；平民來港，只因惟有此地能讓他們安居樂業。

華人在香港被岐視，但在港華人到中國也會被歧視。香港素來為中國邊緣之地，其民被視為化外之民。南來文人，在香港享受創作自由，卻鮮會為香港人說好話，自王韜以來，都從心底裡鄙視香港人。擁抱中國，並不會使香港人免受歧視。

而英國管治香港，並非只有一味歧視壓制華人。香港政府亦對社會建設有不少建設，施政上亦使不少華民受惠。訪港的中國政治人物，不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都對香港的管治嘖嘖稱奇、讚不絕口。英國亦多番嘗試改革，令施政更能尊重華人。楊慕琦政改計劃在現代角度看來也許算是保守，但其建議成立之市議會，直選成份高於今日之立法會。在六、七十年代，政府在未能改革政制的情況下，用盡咨詢制度探求民意，在施政上積極回應民意，其後發展已不能與十九世紀時同日而語。不過國族史觀偏偏要對這段關鍵時刻，選擇性失明。

四）強調中港自古一家親：大陸史家愛將香港出土的文物，與中國的文物進行比較，強調兩者相似之處，並以此確定香港自古已為中國一部份。但是，縱有出土文物，有物件也不代表有真相。問題在於文物不會說話，文物所代表的意義，是由考古學家所賦與的。文物在埋藏在遺蹟內，亦會與外面的世界相對隔絕，即是說文物不能反映隨之而來的社會發展。

大陸史家強調英國在香港開埠前，香港已經有人長期居住。這一點的確是事實，但這不必然是對國族史觀有利的事實。歸根究底，嶺南一帶原為百越族聚居之地，到了秦代才納入中國領土。在香港島、九龍及離島所住的，大多是蛋家水上人，他們為百越族的後人。我們難以從他們身上得出中港一家親的結論，事關他們一直都被視為化外之南蠻。嶺南一帶的中國史，也就是百越族及蛋家人受欺壓的血淚史。蛋民一直受到排擠，既不能上陸居住、亦不能參加科舉，到了南宋廣元三年，即一一九七年，官兵甚至屠殺大嶼山的蛋民。到了雍正年間，蛋民才得到平權，但他們在社會經濟各方面已無可逆轉地走向邊緣化。他們有不少靠參與沿海走私貿易幫補家計，甚至成為割據一方之海盜。香港開埠後，不少華南蛋民移居香港，並成為初期華人精英之主要來源。他們正正就是最早出現香港本土意識的一群。

新界之四大家族，在宋元年間遷居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保持緊密連繫。國族史觀自然會多加書寫其歷史，並以此確定香港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實際上，新界是到一八九八年才成為英國的租界，那時候香港已經是一個有規模的港口城市。而事實上，香港政府一直將新界分開治理，允許新界原居民以舊有風俗處理其社區事務。新界融入位於市區的香港社會，始於七十年代新市鎮的發展。

值得留意的是，本土意識之中的香港，並不是作為地理概念的香港。香港人著緊的，是在英國在港開埠後，作為社會政治制度的那個香港。英人開埠，最終選擇在人口稀少的港島北岸建維多利亞城。香港作為一個制度，其空間乃是由英國人所創，而華南地區邊緣民眾之後充份利用了這個在中國以外的空間，大放異彩。

五）強調香港在中國國族建構的角色：大陸史家亦愛強調，香港是中國國族主義是搖籃，是中國革命及反殖運動的重要基地。此立論有其事實基礎，畢竟香港確是興中會的革命基地，在十九世紀末起又發起了多次反殖社會運動。但香港人對中國、對反殖的態度，事實上並非完全一面倒。

首先，英國進駐香港時，少見有組織的武裝反抗。香港開埠，九龍割讓，兩者都沒引起反抗。在租借新界時，的確有不少原居民勇武抵抗，發生過如吉慶圍血戰之事。但那不是反殖民運動，純粹是新界人保衛地權之舉動。當英國方面同意尊重新界人之地權，新界居民即放下武器，以後還把英國的理民官當是父母官般看待。

此外，國族史觀又只著眼於革命黨推翻滿清的運動，事關這段歷史，較易為香港人所認同。但之後香港也發生過一些反殖的國族主義運動，但大陸史家多含糊其辭。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不論其政治立場，也算是愛國反殖運動。但事件涉及文革，異常敏感，運動又不為香港人所接受，國族史觀也只好閃爍其詞。而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則是香港史上聲勢最浩大的反殖運動。當時香港人口才七十餘萬，有廿五萬華民響應運動北上廣州，這就是所謂的「行路上廣州」。期間香港經濟活動停頓，香港政府承受了龐大的政治壓力。但事件最終功敗垂成，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伐，決定與英國修好，單方面宣佈結束罷工。香港工人最終爭取不到任何的成果，部分領袖的晚景淒涼。事件顯示中國政權會為一己之私，對香港的「愛國同胞」用完即棄。你愛國，但國家會愛你嗎？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之所以可以成為中國愛國革命的基地，正正就是因為香港是中國以外的政治實體。革命份子可以香港逃避中國政府的迫害，受到香港英式法律的保障。他們在香港享受著在中國沒有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可以出版革命書刊、引發輿論。他們只有有限的結社自由，但他們始終有人身自由，總是能保住頭顱東山再起。要不是香港殖民政府照顧他們，中國革命早完蛋了。

六）資料轟炸：這一點是王宏志沒有提及的。大陸史家擅長於資料搜集，不論其史觀有沒有見地，總是能夠提供一大堆的資料。觀乎其作品，其撰寫方法似是將一大堆資料，不論是一手史料、二手分析還是報章報導，都分類放在一個大資料夾中。到寫書時，再將資料的內容覆述一次。比如說坊間幾本有關香港財團之史書，都是如此的格式。多讀史的朋友會對這種寫作方法感到煩厭，但海量的資料會對大部分讀者產生震懾的效果。這些書資料甚多，往往令讀史之人難以完全迴避。國族史觀便可躲在令人目眩的資訊背後，潛移默化。

順帶一提，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計劃編撰的香港通史，共一書十四冊，也是大堆頭之作。

我們該忽麼辦？
大陸史家的大陸史觀，已滲入香港多年，亦常見於香港人之主流論述。在書店中能買到的香港歷史中文書，大都是大陸史家按國族史觀寫成。香港博物館的論述，亦礙於政治正確，往往跟隨這一套國族史觀。比如說甘棠弟，原為怡和買辦何甘棠之故居。買辦之所作所為，於國族史觀看來政治不正確，然而他們卻是最地道的本土精英，他們的歷史也塑造了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但我們不能在甘棠第中，得知買辦是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反而因為孫中山是何甘棠的朋友，令甘棠弟成為紀載中國革命歷史的孫中山紀念館。如此喧賓奪主，確是大煞風景。

長遠而言，我們必須以本土的觀點，書寫自己的歷史以作抗衡。這可能會是個艱巨的過程。不過，其實現存已有一些以本土史觀落筆的研究。牛津出版社及香港大學出版社都有香港歷史的系列，當中有不少都是以本土觀點落筆。與意同時，通面上亦有一兩本以本土立場寫成的香港通史，這包括了曾銳生教授的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以及John Carroll教授的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個人認為，Ian Scott教授那本介乎本土觀點與殖民觀點之間的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再加一篇評盡的後記後便可以重印。）而透過縱觀香港歷史以探討香港獨特性的，還包括Carroll教授的Edges of Empires以及羅永生助理教授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可惜這些香港史的著作，內容修辭偏向學術，亦都未有中文譯本。我們是否去考慮翻譯這些著作，然後再整理著作中的資料去寫幾本香港史入門呢？現時普羅大眾沒有閱讀這些書本的意欲，學生要做通識教育專題研習，亦會避開這些看上去艱深難明的書本。這樣，國族史觀的香港史依舊熱賣，大陸史家的作品會成為我們下一代的參考讀物。誠然，香港人不會熱衷於國族史觀，但那終究會令香港人，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對本土的認識日趨模糊。當我們對本土之歷史不甚了了，那又如何捍衛我們珍重的本土核心價值？

參考資料：梁文道評王宏志《歷史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