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潮一代是自相矛盾的一代。他們出生之時，港中邊界已因中國赤化而不如以往那般開放，令他們斷絕了回鄉之路。他們只能視香港為家，當他們踏入壯年後，順理成章地促成了本土意識的普及化。這一代在天星碼頭抗爭後，亦多次投入追尋本土認同、爭取本土權益的社會運動。然而，接受過專上教育、投身學生運動的嬰兒潮一代，卻深受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比如說陳婉瑩等學運份子組織了國粹派，主張大學生要認識祖國，為香港回歸中國做好準備。部份嬰兒潮知識階層在畢業後成為了民主派的骨幹。在中英談判期間，他們無視主流民意，向戴卓爾夫人抗議不平等條約，並提出民主回歸論。到了今年六四，支聯會中嬰兒潮一代成員提出了「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令本土意識高漲的年青一代深感不滿。
嬰兒潮一代與同代中國人有着不同的生命歷程，照理應該難以視中國為自己的命運共同體。何以這一代的知識階層卻對中國藕斷絲連？我們可從羅永生教授去年於台灣《人間思想》雜誌發表的文章（p191-p209），一覽其端倪。
該文章題為，文章目的為「集中於檢視，在六、七十年代之交，也即政治上的『回歸』還未成為中英兩國要處理的逼切工作之前，『回歸』如何曾經香港的知識分子中間，構成一個論戰焦點。」上溯五十年代，在中國赤化後，不少持守傳統文化價值的文人南來避秦，他們或是與台北方面合作，從事對中國的「匪情研究」；或是接受美國資助，透過教育進行文化冷戰，接受美國雅禮協會資助的新亞書院諸公可謂南來文人的表表者。香港政府有意無意地扶持這批南來文人，使他們能於香港專上教育系統中發揮影響，令莘莘學子得以受其民族情感所薰陶。
以文化認同肯定民族身分
南來文人有着眷戀前朝的心態。他們見故國不堪回首，便主張透過持守中華傳統文化，以文化認同肯定自己的民族身分。唐君毅一文正好反映了這種遺民心態。唐氏指「五千年之華夏民族，亦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失其所守，不知所以凝攝自固之道。」他既痛恨中共對傳統文化的摧殘，卻又對西方文化看不順眼。唐氏認為「今日共產世界之大罪，正在其不守人類文化之正流而加以叛逆，而自由世界之大罪，亦正在不能自守其宗教文化道德，亦不知所以守此社會上之自由民主。」這種文化保守主義，令嬰兒潮一代學子容易接受「愛文化、不愛政權」的說法。而當時香港仍保留了不少傳統中華文化的風俗，文化保守主義令嬰兒潮一代容易愛屋及烏，因珍惜本土風俗而對中國生愛慕之情。
然而，南來文人卻多只能活在過去，未能與此時此地的本土社會連結起來。唐君毅在文中哀嘆「香港英人殖民之地，既非吾土、亦非吾民。吾與友生，皆神明華冑，夢魂雖在我神州，而肉軀竟不幸亦不得不求托庇於此。」南來文人既自視為客旅，便逐漸對本土成長的一代失去吸引力。受當代思潮影響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乘勢取而代之。
認同中國乃務實的理性選擇
在六十年代末，馬克思主義批判思潮席捲西方大學校園。因距離製造美感的緣故，不少西方進步學生捧文革時期的中國為典範。而中共在國際社會上，亦擔當着抗衡美蘇的獨特角色。在香港校園的民族主義者，亦將共產黨治下的中國視為效忠對象。
包錯石在《盤古》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正好反映了年青一代民族主義的親共傾向。包氏認為「只當一個民族動員起來了，民眾才知道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功能是多麼強大，有了這種自尊自信，他們才能積極地歸屬自己的社會。」包錯石引用當時西方社會學流行的現代化理論，指出惟有對中華民族作社會動員，方能促成中國現代化。而在當時的中國，則只有中共有這樣的動員能力。
新一代民族主義者針對南來文人的文化保守主義，反對以文化及西方認同為愛國的理由，他們相信中共的宣傳，認為中國已經站起來了，是以認同中國乃務實的理性選擇。包錯石指「西方專家已經開始對中國產生巨大興趣，特別對中共十七年的工業化科學化視為一個『支那奇蹟』。」包再進一步指出「中國今天正當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一再遲延不去研究，我們就會離了隊落了伍，而落伍之餘，又不能從心所欲的當外國公民，就會淪為不知今日何日、今世何世的白痴了。」既然中國在中共的帶領下興起是大勢所趨，那麼認同中國，認識中國就自然是識時務的表現。
透過引用西方的進步思潮，新一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以科學及理性之名，把國家主義合理化，不少修讀理科、工科的嬰兒潮一代，受不了南來文人傷春悲秋的文藝腔，對新一代親共民族主義頗為受落，部分學運人士決定以行動實踐親共愛國主義，陳婉瑩、馮可強、莫壽平和劉廼強在《盤古》發表〈第一塊石頭﹕我們對回歸運動的一些建議〉嚮應包錯石等人的文章，他們在文中指出香港人要「在個人心理和符號層次上回歸到包括中國大陸人民在內的全中華民族」，並根據猶大人回歸以色列的經驗，指出回歸運動應放棄玄談、走入群眾、團結、容忍和了解，這幾位作者最終發起了國粹派學生運動，強調大學生應認識祖國，組織學生參與由中共主導的交流活動。
對中國的情感建基於學術理論
然而，嬰兒潮一代終究在與中國相對隔離的香港成長，其文化風俗、生命歷程均有異於同代的中國人。他們對中國的感情，純粹建基於學術理論上的認知，與日常生活的經驗脫節。他們與其說是受中國民族主義吸引，倒不如說是因對日常遇到的殖民主義不滿而投靠中國。
亦因如此，縱然嬰兒潮一代對中國懷有感情，卻又會覺得民族主義者不過是抽空地高言大志，一位署名耕耘的港大學生於《學苑》發表〈我是「香港人」〉一文，批評南來文人及學運的中國民族主義。此文反映不少嬰兒潮一代關注此時此地本土事的心態。耕耘指「自己生於斯、長於斯，在香港大學念書，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卻只空談愛國。對香港的不平等、不合理的現像，孰視無睹；（對）香港四百萬同胞，漠不關心，其實又談什麼愛國？」他繼而挑戰中國民族主義者，指出「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香港目前的問題，什麼中國重建、回歸、文化重擔的口號，都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夢話。」說到激動處，耕耘改用英文表達自己的本土認同，高呼「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 Hong Kong is much more authentic to me than China.」
耕耘的這篇主張本土優先的文章，自然會被民族主義者視為大逆不道，他們亦在《學苑》發表多篇文章圍攻。事後耕耘亦不得不撰文澄清，強調自己仍然愛國。但最終還是有一批學運人士主張關注本土議題，並親自走進基層社區服務群眾、動員抗爭。當時國粹派卻認為中國要先強大起來，方能解救香港的困難，是以他們只專注認識國情，對香港社會問題無動於衷。關注本土議題的學生遂組織了社會派，與國粹派抗衡，直到國粹派於一九七六年隨文革結束而倒台為止。
畢業後繼續從事社會運動
羅永生教授的文章只論及七十年代初期知識階層的身份論述。但我們若回顧當年的社會運動史，我們會看到部份曾投身社會派學運的嬰兒潮一代於畢業後繼續從事社會運動。當部份社運人仕發展為民主派後，仍然有着自相矛盾的身分認同。他們一方面基於南來文人的教導及學運經驗，對中國始終未能忘懷。是以他們在與中國統戰人員接觸後，輕信後者對民主發展的口頭承諾。他們最終對主流民意視而不見，發動輿論鼓吹民主回歸論。最終中國得到九七後的香港主權，然後再聯同商界擊倒民主派爭取八八直選的運動。在六四事件後，民主派亦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覺得自己虧欠了中國，令他們對年青一代的本土意識後知後覺。
然而這一代的民主派卻同時是土生土長的第一代，曾多次為本土權益抗爭。在七十年代，他們他們曾參與社會派學運，為本土基層社區的福祉努力。在八九民運後，他們亦從事了本土民主建設。事實上在六四事件後，不少民主派的回鄉證失效，令他們只能以香港為舞台。嬰兒潮一代的民主派徘徊在本土與中國之間，在當前日益躁動的形勢下，顯得進退失據。
*題目及標題為編輯所加，文章原題為〈民主回歸論是怎樣鍊成的〉。
《明報》‧2013年10月13日
徐承恩 Eric S.Y. 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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