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 – 徐承恩 Eric S.Y. Tsui

一九七三年的網絡量化指標

這次，本人會透過量化指標，去看看各組織及界別在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中的相對影響力，以及各界別內部團結的程度。（按此瞭解量化指標是如何算出來的。）

我們先看看代表相對影響力的跨界別連結指數。一九七三年各組織的平均連結指數為24.86，與一九八三年的水平相若。政府委員會界別的相對影響力最高，其平均連結指數為39.16。商界的影響力次之，其平均連結指數為28.49。而非牟利界別的相對影響力明顯較弱，其平均連結指數為10.22。總體而言，一九七三年各界別的跨界別連結指數，與一九八三年相去不遠。

我們若比較歷年的平均跨界別連結指數，會發現各界別的平均連結指數要在一九八三年之後，才有比較明顯的轉變。這意味著精英交織網內的權力分佈，在八十年代後因香港前途問題而起的政經因素，而起了根本上的轉變。

而在界別內部團結方面，一九七三年各組織的平均界別內團結指數為6.80。商界是最團結的界別，其平均團結指數為9.70。`非牟利界別及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明顯較差，其平均團結指數分別為5.23及4.18。這個情況與一九八三年時大體相同。

比較過歷年平均界別內團結指數，我們會發現自一九七三年起，商界的團結度一直下降，而其跌幅在一九八三年加大。而非牟利界別及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到一九九七年前都一直上升。到了一九九七年，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超越了其他界別，而自此非牟利界別的團結度急挫。到了二零零八年，政府委員會界別變得異常團結，而其他界別則有如一盤散沙。

那麼，在精英交織網中，那些組織是最具影響力呢？我們可看看在一九七三年跨界別連結指數最高的十大組織：

一、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185分
二、匯豐銀行（主要商行） 114.67分
三、均益貨倉（主要商行） 96分
四、大酒店（主要商行） 79.30分
五、香港旅遊協會（政府委員會） 78.53分
六、電話公司（主要商行） 72.8分
七、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69.77分
八、怡和證券（主要商行） 69.77分
九、工商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65.80分
十、紅十字會（非牟利組織） 57.59分

十大組織中，有一半是主要商行、有四個政府委員會、只有一間非牟利組織。可說是由主要商行及政府委員會平分春色。

而在一九八三年，則有一半是政府委員會、有四間主要商行、而非牟利組織也只有一間。政商主導的情況未有改變：

一、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185.35分
二、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159.38分
三、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159.38分
四、香港飛機工程（商行） 122.64分
五、教育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100.4分
六、香港電話公司（商行） 91.43分
七、匯豐銀行（商行） 81.63分
八、社會福利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75.73分
九、海底隧道（商行） 68.4分
十、東華三院（非牟利組織） 64.06分

到了一九九七年，十大組織中有四個政府委員會及四間非牟利機構，而主要商行則只剩下兩間。這意味著主要商行的影響力急速下降：

一、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150.26分
二、貿易發展局（政府委員會） 92.26分
三、小童群益會（非牟利組織） 89.01分
四、香港青年協會（非牟利組織） 77.74分
五、恒生銀行（商行） 70.94分
六、香港善導會（非牟利組織） 65.01分
七、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65.01分
八、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56.97分
九、東亞銀行（商行） 56.09分
十、香港童軍總會（非牟利組織） 56分

而在二零零八年，十大組織中有七個政府委員會，只有兩間主要商行及一間非牟利組織。而排第一位的策發會，其跨界別連結指數遠商於其他組織。這是政府委員會界別獨大的年代：

一、策略發展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630.17分
二、立法會（政府委員會） 162.17分
三、行政會議（政府委員會） 128.34分
四、銀行業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105.01分
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非牟利組織） 91.01分
六、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78.17分
七、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71.66分
八、醫院管理局（政府委員會） 66.68分
九、香港交易所（商行） 55.83分
十、恒生銀行（商行） 54.24分

總括而言，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三年之間，精英交織網是由政商兩個界別所主導。但隨此之後這個平衡給打破了，而精英交織網中的權力關係起了根本上的改變。

一九七三年各組織董事名單
 一九七三年 Gould-Fernandez Brokerage Analysis評分
 UCINET檔案（含DL檔，2-mode Data，1-mode Data及Attribuite Data）

早前用了《精英惡鬥》中的方法，分析了一九七三年的香港精英網絡。因年代久遠，當年的資料並不如一九八三年、一九九七年或二零零八年那麼齊全。在一九七三年的樣本中，有三十間主要商行、二十五間非牟利組織、以及十八個政府委員會。由下圖中可見，主要商行與非牟利組織在樣本中的數目，比其他年份略少。但政府委員會的數目，與其他的年份的差別較明顯。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不少主要政府委員會皆於七十年代中之後成立。一九七三年的《各公務委員及其他名表》(Civil and Miscellaneous List)，厚度不足一厘米。一九八三年版的厚度約有三、四厘米，一九九七年的像一本黃頁電話簿。到了二零零八年，已不見有印刷版的名表。亦因如此，一九七三年樣本中各界別的比例較不平均，因政府委員會的比例比其他年份為少。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商行，皆是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其董事資料收錄於股票新聞社出版的《香港初買股票入門參考資料：致富與保值》。主要非牟利組織，則包括了在多於一個地區開設社會服務中心的機構。本人於社會服務聯會的社會福利服務總覽中辨認出那些機構，並在社聯圖書館收藏的一九七三年年報中找出這些機構的董事名單。主要政府委員會則包括了擔當下列重要功能的委員會：一、政策制訂及立法、二、調控重要產業發展，三、調控社會福利政策，四、協調階級關係，五、管理主要公共資源，六、決定憲制及法律改革事宜，七、監察政府運作。如前所述，其成員名單來自一九七三年的《各公務委員及其他名表》。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的同心圓圖（按此看同心圓圖的製作方法）。除了保良局及童軍，其餘所有組織皆處於巨型虛線圓之內，這些組織都與其他組織有一定的董事交織連繫。在虛線圓之內，有七個孤島組織，以及一個包含六十四個組織（佔樣本87.7﹪）的巨型粗線圓。在巨型粗線圓中，有二十三個孤島組織（佔樣本31.5﹪）、一個包括二十五個組織的大型中線圓（佔樣本34.2﹪）、一個包含和記系公司及中華煤氣的中型中線圓、一個包括社會服務聯會以及社會福利咨詢委員會的中型中線圓，以及三個由非牟利組織組成的小型中線圓。

而大型中線圓，可算是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的核心。在此核心中，有七間孤島組織、一個包括行政立法兩局的中型幼線圓、一個包括會德豐系公司以及與其關係密切的亞洲航業之中型幼線圓、一個包括匯豐銀行及香港電燈的小型幼線圓、以及一個包含政府委員會的小型幼線圓。值得留意的是，四大洋行中，太古系與和記系均不見於核心之中、怡和系則只見香港電燈及海港企業而不見其母公司。會德豐系公司連母公司卻能出現在核心，原因在於其主席約翰．馬登(John L. Marden)熱心擔任公職。在核心中，亦見僅次於四大洋行的嘉道理系公司（中華電力及大酒店），以及中立於四大洋行外的準中央銀行：匯豐銀行。

我們也可以將一九七三年的同心圓圖，拿去與其他年份的去比較。如果手頭上沒有《精英惡鬥》，大家可只比較各年同心圓圖的粗線圓。在一九八三年的同心圓圖中，有一包含六十五個組織的巨型粗線圓（佔樣本77.4﹪），以及兩個小粗線圓。圓外有十五個組織（佔樣本17.9﹪）。即是說一九八三年的精英交織網結構，與一九七三年大同小異，只是略為鬆散一點。

但到了一九九七年，網絡卻只分散為十五個中小型的粗線圓。最大的那一個只有廿二個成員（僅佔樣本25.3﹪）。圓外有二十七個組織（佔樣本31.0﹪）。

到了二零零八年，則有三個小型粗線圓，以及一個包括四十四間組織的巨型粗線圓（佔樣本46.3﹪）。圓外則有四十四個組織（佔樣本46.3﹪）。在結構上看，精英交織網在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年之間維持穩定，內部關係保持緊密。到了一九九七年精英交織網呈泡沫化之兆。到了二零零八年，部分組織重新建立密切關係，但其餘組織卻繼續泡沫化，組織之間的差異愈來愈懸殊。這些轉變，似是與在八十年代起發生的事情有關。

在下一篇文，我們會用量化評份看七十年代香港精英交織網與之後各年代之分別。(按此瞭解何謂量化評分)

一九七三年各組織董事名單
 一九七三年 Gould-Fernandez Brokerage Analysis評分
 UCINET檔案（含DL檔，2-mode Data，1-mode Data及Attribuite Data）

香港仔部落：香港權貴興衰史

文：公園仔（原文連結）

由徐承恩、伍子豐及易汶健合著的《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終於趕及在早前的香港書展付梓出版，現已移師各大書店發售。我對這本以社會網絡研究為基礎的新書特別有感情，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寫作，卻見證著此書由構想直至問世。

無可否認，香港是個自由度非常高的社會，但民主卻從來沒有真正得到體現。

過去在殖民地時代，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由政府委任，洋行大班和華人鄉紳等上流精英被吸納入局。九七前夕彭定康推政改方案，香港有過一陣曇花一現的民選議會，但特區的立法會卻沒有直通車。中方所設的臨時立法會令一切推倒重來。此後香港的民主步伐以龜速前行（假如還不算開倒車的話），功能組別加上分組點票成了扼殺民意的緊箍咒。直到今年的立法會，由普選產生的代議士仍只能僅佔立法會的半數，民主成分根本沒有寸進。

精英等於權貴？
沒有民主的香港，利益自然向權貴傾斜。《精英惡鬥》所說的「精英」譯自elite一詞，所指並非擁有獨特才華的優秀分子。若以日常用語來說，「權貴」可能更為貼切。

此書所作的權貴研究，最初是從我的網誌上幾篇轉載文章中得到啟發。話說在四年前，友人何榮宗博士在城市大學做了一個精英網絡的社會科學研究，我們常常說「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但對具體情況卻莫衷一是，何的研究翻查了2006至07 年四十家企業和二十七個政府委員會（包括行政會議和立法會）中1854 個席位裏由1531人組成名單，分析當中的「勾結」情況。結果發現商界精英常有一人掌握多家企業的情況，政府諮詢機構亦有一人獲委多個職位的「公職王」，但「官商勾結」並不如我們印象般強烈。此外，以公職王為主的跨界別精英，大部分均與大陸關係良好，而且有著「老闆與侍從的關係」。

徐承恩對何榮宗的研究深感興趣，卻以為公園仔正是其人，來電郵問了我好些問題。我惟有在網誌上澄清，並將徐介紹給何。事隔三年，去年何榮宗告訴我，徐及後繼續在香港權貴之間的勾結這課題上做了更多研究，並完成了碩士論文。徐本身是執業醫生，差一點便打算效法孫中山，放棄醫人身體上的病，改為研究社會的弊端。

赤化香港無日無之
要將艱澀的學術研究改寫成大眾讀物並非易事，徐本來打算自資以英文原文出版成書，但朋友圈中讀過研究後，皆認為值得改寫成中文書，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到香港當前的政治困境。另外兩位作者的加入，對研究薈萃成現在深入淺出的《精英惡鬥》，貢獻甚大。何榮宗的研究只分析了近年「官商勾結」的狀況，《精英惡鬥》則選擇了中英談判開始後的1983年、回歸時的1997年和2008 年三個時段作分析比較。三位作者並非如《地產霸權》作者潘慧嫻為熟知行情的局內人，但他們採用公開的資料，透過數據分析，卻同樣得出令人深思和憂慮的研究結論。

《精英惡鬥》的研究顯示，八十年代權貴之間有著團結的聯繫，而且聯繫延伸至能顧及低下階層的非牟利社福機構，殖民地政府也依賴著這種結構，彌補在社會福利上的不足，維持社會和諧穩定。踏入九七回歸，過往由英資財團代表的商界，逐漸由本地華資企業所取代，但他們之間並非如英國商人那樣團結一致，反而各懷私心，因而輕易被新的宗主國分而治之。及至最近的幾年，商界權貴的影響力已因為彼此分化而被進一步削弱，取而代之的「精英中的精英」，大多是擁有人大政協身份的親北京人士。他們既非跨國企業的行政總裁，亦非白手興家的本地富豪，反而往往是面目模糊、領導能力有限的中小企商人。若《精英惡鬥》的分析無誤，北京老早便開始了赤化香港的工作，而且已成功建立了第二支管治隊伍。

《精英惡鬥》並非消閒讀物，讀罷就如作者在最後感言所述，心中會有一口吐不出的烏氣，但正因如此，此書有出版的需要，值得關心香港未來的人細讀。

信報‧2012年8月9日

量化評分的計算方法

日前與其他作者和出版社飯局，出版社老闆問我書中的量化評分究竟是甚麼，我一時間也答不上。後來我把書稿多看一遍，發覺我雖曾於附錄中論及評分的方法，但那對一般讀者而言仍然未稱得上是淺白。讓我在此文將相關的原理梳理一下，使大家都能清楚明白。

精英交織的社會關係網絡，看上去猶如一堆雜亂無章的蜘蛛網，多望兩眼亦會令人頭暈轉向。但是對建築有點認識的朋友，會明白再複雜、再龐大的建築物，其實都是由一連串的三角型所組成。社會網絡的結構亦類似，基本上也是由一連串的三角關係所組成。所謂三人成眾，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 1858-1918)亦指出，三人組合正正就是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位。

下圖所顯示的是最基本的三角關係。資訊由A經過B流向C，也就是說B成為了A與C之間的中間人(Broker)。書中的評分，基本上是計算每一個組織擔當中間人角色的次數。在這幅圖中，網絡中的流動是有方向的，這是因為在現實的人際關係中，會有「我識你、你唔識我」的情況。書中的精英交織網中的流動是雙向的，那沒有所謂，基本上只需把評分雙計(正方向加反方向)就成了。

書中的評分分為界別內團結指數，以及跨界別連結指數兩種。圖中ABC三者都是紅色的，那就是界別內部的三角關係。若我們只計算某組織在與相同界別組織的三角關係中，擔任中間人的次數，便可得出某組織的界別內團結指數。界別中所有組織的評分之平均數，可反映整個界別有多團結，我們因之稱這項評分為界別內團結指數。(古爾德（Roger V. Gould）和費南迪（Roberto M. Fernandez）稱之為協調者(Co-ordinator)評分，蓋此等中介人角色有利於界別的內部協調也。)

不過，書中的組織分屬三個界別(商界、非牟利界別、政府委員會)，是以精英交織網中有不少涉及多於一個界別的三角關係。計算組織於這些關係中擔當中介人角色次數，可得出其跨界別連結指數評分。跨界別的連結愈多的組織，其潛在的政治影響力亦會愈大。是以，我們可以用跨界別連結指數的評分，來辨別一些具政治影響力的組織。而界別中各組織的平均數，亦可用來反映界別整體在精英交織網的影響力。

跨界別的三角關係，又可細分為四種。在下圖的那一種，B與C同屬一個界別。B的中介人角色就如一個守門者，能夠決定來自另一界別的A的訊息，能否進入自己所屬的界別。因這種中介人角色而帶來的評分，就是守門者(Gatekeeper)評分。

而在下圖的情況，A與B同屬一個界別。B的角色就如代表同界別的A，與另一個界別的C建立關係，這種角色所帶來的評分就是代表人(Representative)評分。由於書中精英交織網中的流動是雙向的，是以某組織若能得到守門者評分，就必然可得到等值的代表人評分。

在下圖的情況，A與C同屬一個界別。B這位外來者成為了A與C這兩位「家己冷」之間的橋樑。由於感覺上B猶如A與C在界別外的顧問，因這種中介人角色而帶來的評分被稱為顧問人(Consultant)評分。

而最「巴之閉」的，則是下圖所示的情況，A、B與C分別屬於三個不同的界別。B這個中間人，就如把三大界別連在一起的大使。因這種中介人角色所帶來的評分，稱之為聯絡人(Liaison)評分。

以上提及的，就是書中量化評分的計算原理。而在實際的計算中，還會作一些微調，比如是加權處理等。事實上，本人是不懂具體上的算式的，因為我根本不需要懂：所有計算，都有電腦程式代勞。

圖片來源：Hanneman, Robert A. and Mark Riddle. 2005.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twork Methods. Riversi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Chapter 9.

關於封面及封底的碎碎唸

近日瀏覽發行商的面書網站，看到一些網友對拙作的討論。這些討論大都是關乎封面設計，以及封底上的那段簡介。看來我們的設計是太過抽象，令不少朋友都誤解了我們的立場。容讓小弟在這裡解解畫吧。

首先，封面上的殘體字，令一些熱愛本土文化、捍衛中華正統的朋友感到困惑。無他，殘體字本身就是大陸匪國政權泡製出來的文化怪胎，近年還成為匪國劣質文化入侵我城的象徵。不過，這也正正就是本書封面採用殘體字的原因：書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匪國政權在近幾十年如何暗度陳倉，逐漸滲透香港的權力體系。封面上那惡俗的殘體字，正好象徵著匪國侵略者對我城的蠶食。（係，雖則個封面其實係個designer做既，但個殘體字係我呢個作者堅持要用既。）

此外，封面上查實隻隻字都用正體，係得個「惡」字用殘體，點解？因為果班進步、無私、團結既匪國大帝，個個都好很惡囉！成班大帝就好似啲啪左過期春藥既鹹濕伯父咁，覺得自己勃起好威好勁好很巴閉，要全世界當佢係大爺咁服待，稍不如意即大吵大鬧兼拍枱。有甚麼比殘體字更能代表這種橫蠻無理既惡形惡相？

殘體的「惡」字，是特別的醜、零舍核突，活像經典遊戲Space Invaders中的外星怪獸（弊，曝露左自己既年紀添）。果班用殘體既匪國權貴，唔係同胞、更加唔係阿爺，而係一群卑鄙既侵略者。見到有班怪獸侵略藍星應該點做？咁都要問，唔通去打救佢咩？至少都要嗌唔好，同埋講俾你信任既人聽啦！

（此外，出版社東寶製作公司個「寶」字，唔係殘體，而係日本漢字。出版社老板就像大多數的男生一樣，喜歡看特攝片。而看過特攝片的朋友，都會知道東寶是甚麼東東。）

至於封底的那段簡介，則是編輯先生幫忙寫的。這明顯是曲到圓的抽水文章，愚以為此文頗有十九才子之風也。據探子回報，編輯大人在撰寫此文時，為了投入角色，在公司廁所偷了一大卷廁紙，在大暑天時蒙面揮筆（至於佢有無去理想一趟汲取靈感，我就唔知喇）。其專業精神，令人感動。

要對抗野蠻的匪國專制霸權，幽默感與想象力缺一不可。近日祖國首都奧運，事頭婆已親身示範幽默感與想像力的威力。這種威力，是戰無不勝的。那些動輒以誅心之論大興問罪之師的共匪，又豈能匹敵？香港人，笑下啦，我地贏硬！

引言：大時代，台下有真的主角

即將來臨的九月九日，是立法會選舉的大日子。近年政治形勢凶險，令是次選戰變得意義重大。本人因而略為改寫拙著中的前言與感言，並在此公諸同好，好讓各位在這兵荒馬亂的形勢下，可以有一點參考：

在二零一二年三月廿五日，商界精英支持的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唐英年，終以大比數落敗，無緣晉身禮賓府。回想在不足一年之前，唐英年仍被視為下一任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幾乎沒有人會預計到唐先生最終會敗選。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一個全新的世代，就此揭幕。

商界精英於香港政壇叱吒一時，卻於短短數個月內失勢。儘管唐英年仍然能夠得到285位選委的支持，卻有近百位曾提名唐的選委沒有投票給他。這意味著在北京的政治壓力面前，商界精英並未能有效地團結一致，部份人更是大難臨頭各自飛。這逆轉結局或會令不少分析者大跌眼鏡，然而若細心觀察香港權力精英近數十年的演變，便會驚覺當輿論圍著地產霸權、官商勾結等概念團團轉時，真正的主角早已在台下磨拳擦掌。

官商共治的殖民地體系

商界精英以前之所以權傾朝野，可追溯到殖民地時期的政治體系。香港開埠之初，英國政府因香港當時未能像其他殖民地那樣為大英帝國來龐大收益，曾一度考慮放棄香港。而在香港營商的商人，又因繳稅問題，不時向倫敦反映不滿。香港殖民地政府為求自保，只好吸納主要商行的精英進入政治體系。與此同時，殖民地官員不熟悉中華文化，加上種族主義造成的偏見，不敢亦不願直接與華人打交道。因此他們便倚靠以華商為主的個別精英為中間人，透過他們間接管治華人社會。

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史葛（Ian Scott）指出，香港自開埠以來，曾經歷過多次管治危機，而每一次都是透過吸納更多的精英進入政治體系，讓更多的精英分享政治權力，從而平息風波。這些精英大部份都是商人，先是主要商行的外籍商家，後來又擴展至華商。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亦讓公務員體系擔當制訂政策的角色，讓潛在的政治分歧化約為行政管理的技術問題。這種行政吸納的管治作風，令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能大體上維持政治穩定，亦奠定了官商共治的政治體系。

在八十年代精英交織網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官商共治體系的結構。主要商行與政府委員會之間，有著豐富的交織聯繫，把權力精英連成一個團結的陣線，而部份較具規模的主要商行和較重要的政府委員會，則在網絡中擔當主導的角色。

山頭林立的商界精英

到了一九八四年，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議定於一九九七年將香港的主權移交予中國。北京政府認為商界主導香港政治的力量，開始對商界進行統戰。北京最初期望能夠維持香港官商共治的格局，但這個如意算盤卻因中英兩國後來交惡而打不響。

彭定康上任後推行政改方案，於一九九五年立法局引入選民基礎較廣泛的新九組功能組別後，北京決定放棄「直通車」的安排，以「另起爐灶」的方式自組主權移交後的管治班子。曾為彭定康服務的公務員體系則被視為「港英餘孽」而不獲信任，商界精英成為了唯一獲北京信任的管治伙伴。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商界出身的董建華宣誓就任首位行政長官，開展了主權移交後商人治港的政治格局。

然而當商界精英走上了權力顛峰之際，他們之間卻已不復以前那樣團結一致。主要商行之間的董事交織，在八十年代以後愈來愈稀疏。近幾十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加劇了商營機構之間的競爭，令它們更難為著一致的政治目標而團結起來。商界精英的分化，是近幾十年先進國家的普遍現象，唯香港商界精英的分化卻同時有著本土的因素。北京對香港商界精英的統戰，再加上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商機，使北京與香港商界建立了主從關係。香港商界一方面公開表示效忠北京，另一方面又利用與北京的人脈關係向競爭對手及特區政府施壓，以爭取政治和經濟上的利益。這既加深了商界精英之間的不和，亦令他們失去了組成管治團隊的動機。香港的商界精英在九十年代起便分裂為多個山頭，整個商界亦逐漸失去在權力精英中的主導地位。

董建華在任年間，特區政府曾嘗試過加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的角色，後來更引入了高官問責制，使董建華可以任命公務員體系以外的精英為主要官員。無奈商界精英卻不能團結一致，組成一支可以支持董建華施政的管治團隊。及後一連串管治危機後，商界精英雖然仍然能維持其政治影響力，董去曾上卻已成定局，開展了公務員治港的時代。

親北京勢力暗渡陳倉

曾蔭權上台後，他大可以運用既有的公務員系統，以及利用公務員在殖民地時代制訂政策的經驗，建立一個自主的管治團隊。可惜曾蔭權卻抱著打工仔的心態，將自己視為北京政策的執行者，而非香港的政治決策者。特區政府與香港商界一樣，都有著只向北望的政治文化。親北京的政治勢力，亦逐漸悄悄地佔據了權力精英們主導位置。

在二零零八年的精英交織網中，商界的精英已經分化至各個甚少互相連繫的山頭。主要商行亦未能在網絡中擔當主導的角色。只有政府委員會能夠主導精英交織網。我們發現在這些委員會之中，大多是與主要商行沒有連繫的商界人士。他們當中有不少都曾於中國大陸的政治體系中擔任過公職。他們雖然來自商界，但大部分卻非傳統官商共治體系的成員，而很可能是北京親自裁培的嫡系勢力。

同樣在二零零八年，中聯辦研究員曹二寶在中共黨校刊物撰文，指出北京需要在香港建立第二個管治團隊。考慮到這篇文章的觀點，我們相信在權力精英中嶄露頭角的親北京人士，很有可能是第二個管治團隊介入香港事務的渠道。在傳統商界精英日趨分化的情況下，由北京栽培的精英便可以進佔原先由商界精英主導的政府委員會，不知不覺的將之轉變為北京影響香港政治的平台。他們具有商界背景，讓政府委員會延續昔日親商的作風。然而他們卻不從屬於主要商行而且正是要取代昔日主要商行的角色。北京政府充分利用了政府諮詢制度的空間，容許他們在表面上不損害一國兩制框架的情況下，以合乎香港法律的方式介入香港的政治事務。

北京對香港社會各界全方位的統戰，亦於主權移交後得到成果。不少社會團體及地區團體在近幾十年逐漸投入親北京的陣營，由北京栽培的精英亦相繼活躍於民間團體之中。這些團體對香港市民做了不少意識型態上的宣傳，從而凝聚了不少政治立場保守的群眾，令親北京的政治立場可以得到民意的支持。這些團體在選舉時，亦成為親北京政團的地區「樁腳」，其動員組織的能力遠比民主派的對手強大。我們可以預期，北京在民間社會的統戰機器會在二零一二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時再次全速開動。北京方面的目標，是要得政權、奪議席、贏民心，透過部分民意授予的認受性，推行所謂的四大政治任務：訂立國家安全法、全面推行國民教育、落實僅具鳥籠民主裝飾的終極政制、整頓公營公共廣播。香港既沒民主、自由亦受限，將會淪為中國屬下的一個殖民地，開展一個由北京全面掌控香港的新時代。

香港的商界精英無疑是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權，當中涉及的利益衝突亦繼續影響著香港市民的生活。然而當輿論群起批評商界霸權時，商界在香港政治的主導地位已被逐漸被陰乾。當商界精英以為business as usual而氣焰沖天之時，親北京的嫡系勢力已準備好要接收權利。不過是幾個月的功夫，殖民地時代的官商共治體系，霎眼間已成為明日黃花。

感言

執筆至此，大局已定。本書所作的推測，似乎在出版之前就已經應驗。目前的政治低氣壓，猶如一口吐不出來的烏氣，悶得叫人無力再寫下去。

「大時代，台下有真的主角。大時代，誰讓你主宰？哪裡會有地方可以暫避，去讓你玩，快活到死？哪裡會有地方可以遁地？看著你，你沒法遠走高飛。」我們彷彿聽到一隊不復存在的樂隊，聲嘶力竭的為失去光芒的都市唱著哀歌。

只是，再是絕望，我們仍要對那再度殖民香港的北京權貴、對著建制中幫共官做買辦的賣港賊，大叫Don’t teach me how to die！「好風光不會停留、不要妄想老天會打救」，「不偏不激不反，然而無力救你；不枯不萎不倒，仍然全賴勇氣；不屈不朽不囂，昂然重拾武器；不可不知不懂，隨時隨地你要打不死。」北京愈是要全盤操控，我們就愈是要在各個關頭都要堅守到底。讓我們堅守九月的立法會選舉、讓我們走上街頭、讓我們以勇武抗爭抵抗惡法。我們能依靠的，就是前面的那雙手、對自由的渴望、對世道不靖之不甘心、以及我們對土地與親朋之熱愛。

精英惡鬥：香港官商霸權興衰史

作者：徐承恩，伍子豐，易汶健
出版社：東寶製作公司
出版日期：2012年7月

Title: The Battles of Hong Kong Elites
Author: Eric S.Y. Tsui
Co-author: Kelvin Ng, Ronald Yick

徐承恩，本書作者:

撰寫這本書的時候，香港的政治前景已有每下愈況之虞。主權移交後近十五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似乎從未實現過。我們曾經寄望五十年不變，但不變的似乎只有殖民統治的糟粕：事實上，當年英國的殖民者尚有身為外來政權的自覺，就算是剝削也會有一點自制。而當代香港人要面對的，卻是日益張揚的專制政治。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了無寸進，言論的空間在不知不覺間逐漸收窄，而最近我們甚至發現僅剩下來的法治與廉政，也是岌岌可危。

庫斯克，通識科教師，知名博客:

徐兄和另外兩位作者，以系統化的研究方法分析香港的政商圈子關係（在圖表中真的是以圈子表達），所謂的行政吸納政治，在港英年代就是不同的公共組織和諮詢委員會，裡頭的人物與不同派系的政界和商界有多大的重疊？裡面的人脈關係如何？這種模式在港英年代(一九八三)、主權移交的時候(一九九七)、後七一年代(二零零八)有何演變？主權移交後流行所謂的「官商勾結」、「小圈子」、「利益集團」的說法，通常只是個案式的描述，少有系統化的分析。這次三位作者以量化數據給大家描繪這個不同背景的政商權力圈子圖畫。

陳健民，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徐承恩等在本書的研究，有系統地描繪了香港政治精英在近幾十年的演變，可算是對此議題的討論作出貢獻。在香港這種半開放的政體，要搜集足夠的資料去做海外民主國家那種巨細無遺的權力精英研究，並不容易。此研究獨特之處，在於運用社會網絡分析，在少有公開的資料中尋找蛛絲馬跡，嘗試確認那些精英在決策過程及議題設定上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由於種種限制，此研究未能直接探討政府決策過程，但其努力肯定有助提升公共討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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