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在香港書展期間，傳出高馬可教授(Jonh M. Carroll)的《香港簡史》遭中資的出版社刪改，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相關報導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不過論敏感，《香港簡史》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篇的Edge of Empires。此書雖然只紀錄至香港淪陷前夕，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

此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not)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

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一直都住著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穆黛安(Dian Murray)及安樂博(Robert Antony)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閩粵沿海住著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他們有獨特的文化，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於是，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據陳偉群博士考據，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

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我們不要忘記，與非洲及印度的情況不同，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而中國這個帝國，當中也是充滿著暴力與壓迫。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他們憑著與英國人勾結合謀，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

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這種香港經驗，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與此同時，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篇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

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份，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而港府亦投桃報李，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替代的管治伙伴。

本書顛覆之處，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可是，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得到自己的生命力。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7月21日

一九七三年的網絡量化指標

這次，本人會透過量化指標，去看看各組織及界別在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中的相對影響力，以及各界別內部團結的程度。（按此瞭解量化指標是如何算出來的。）

我們先看看代表相對影響力的跨界別連結指數。一九七三年各組織的平均連結指數為24.86，與一九八三年的水平相若。政府委員會界別的相對影響力最高，其平均連結指數為39.16。商界的影響力次之，其平均連結指數為28.49。而非牟利界別的相對影響力明顯較弱，其平均連結指數為10.22。總體而言，一九七三年各界別的跨界別連結指數，與一九八三年相去不遠。

我們若比較歷年的平均跨界別連結指數，會發現各界別的平均連結指數要在一九八三年之後，才有比較明顯的轉變。這意味著精英交織網內的權力分佈，在八十年代後因香港前途問題而起的政經因素，而起了根本上的轉變。

而在界別內部團結方面，一九七三年各組織的平均界別內團結指數為6.80。商界是最團結的界別，其平均團結指數為9.70。`非牟利界別及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明顯較差，其平均團結指數分別為5.23及4.18。這個情況與一九八三年時大體相同。

比較過歷年平均界別內團結指數，我們會發現自一九七三年起，商界的團結度一直下降，而其跌幅在一九八三年加大。而非牟利界別及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到一九九七年前都一直上升。到了一九九七年，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超越了其他界別，而自此非牟利界別的團結度急挫。到了二零零八年，政府委員會界別變得異常團結，而其他界別則有如一盤散沙。

那麼，在精英交織網中，那些組織是最具影響力呢？我們可看看在一九七三年跨界別連結指數最高的十大組織：

一、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185分
二、匯豐銀行（主要商行） 114.67分
三、均益貨倉（主要商行） 96分
四、大酒店（主要商行） 79.30分
五、香港旅遊協會（政府委員會） 78.53分
六、電話公司（主要商行） 72.8分
七、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69.77分
八、怡和證券（主要商行） 69.77分
九、工商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65.80分
十、紅十字會（非牟利組織） 57.59分

十大組織中，有一半是主要商行、有四個政府委員會、只有一間非牟利組織。可說是由主要商行及政府委員會平分春色。

而在一九八三年，則有一半是政府委員會、有四間主要商行、而非牟利組織也只有一間。政商主導的情況未有改變：

一、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185.35分
二、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159.38分
三、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159.38分
四、香港飛機工程（商行） 122.64分
五、教育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100.4分
六、香港電話公司（商行） 91.43分
七、匯豐銀行（商行） 81.63分
八、社會福利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75.73分
九、海底隧道（商行） 68.4分
十、東華三院（非牟利組織） 64.06分

到了一九九七年，十大組織中有四個政府委員會及四間非牟利機構，而主要商行則只剩下兩間。這意味著主要商行的影響力急速下降：

一、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150.26分
二、貿易發展局（政府委員會） 92.26分
三、小童群益會（非牟利組織） 89.01分
四、香港青年協會（非牟利組織） 77.74分
五、恒生銀行（商行） 70.94分
六、香港善導會（非牟利組織） 65.01分
七、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65.01分
八、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56.97分
九、東亞銀行（商行） 56.09分
十、香港童軍總會（非牟利組織） 56分

而在二零零八年，十大組織中有七個政府委員會，只有兩間主要商行及一間非牟利組織。而排第一位的策發會，其跨界別連結指數遠商於其他組織。這是政府委員會界別獨大的年代：

一、策略發展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630.17分
二、立法會（政府委員會） 162.17分
三、行政會議（政府委員會） 128.34分
四、銀行業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105.01分
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非牟利組織） 91.01分
六、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78.17分
七、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71.66分
八、醫院管理局（政府委員會） 66.68分
九、香港交易所（商行） 55.83分
十、恒生銀行（商行） 54.24分

總括而言，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三年之間，精英交織網是由政商兩個界別所主導。但隨此之後這個平衡給打破了，而精英交織網中的權力關係起了根本上的改變。

一九七三年各組織董事名單
一九七三年 Gould-Fernandez Brokerage Analysis評分
UCINET檔案（含DL檔，2-mode Data，1-mode Data及Attribuite Data）

一九七三年的同心圓圖

早前用了《精英惡鬥》中的方法，分析了一九七三年的香港精英網絡。因年代久遠，當年的資料並不如一九八三年、一九九七年或二零零八年那麼齊全。在一九七三年的樣本中，有三十間主要商行、二十五間非牟利組織、以及十八個政府委員會。由下圖中可見，主要商行與非牟利組織在樣本中的數目，比其他年份略少。但政府委員會的數目，與其他的年份的差別較明顯。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不少主要政府委員會皆於七十年代中之後成立。一九七三年的《各公務委員及其他名表》(Civil and Miscellaneous List)，厚度不足一厘米。一九八三年版的厚度約有三、四厘米，一九九七年的像一本黃頁電話簿。到了二零零八年，已不見有印刷版的名表。亦因如此，一九七三年樣本中各界別的比例較不平均，因政府委員會的比例比其他年份為少。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商行，皆是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其董事資料收錄於股票新聞社出版的《香港初買股票入門參考資料：致富與保值》。主要非牟利組織，則包括了在多於一個地區開設社會服務中心的機構。本人於社會服務聯會的社會福利服務總覽中辨認出那些機構，並在社聯圖書館收藏的一九七三年年報中找出這些機構的董事名單。主要政府委員會則包括了擔當下列重要功能的委員會：一、政策制訂及立法、二、調控重要產業發展，三、調控社會福利政策，四、協調階級關係，五、管理主要公共資源，六、決定憲制及法律改革事宜，七、監察政府運作。如前所述，其成員名單來自一九七三年的《各公務委員及其他名表》。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的同心圓圖（按此看同心圓圖的製作方法）。除了保良局及童軍，其餘所有組織皆處於巨型虛線圓之內，這些組織都與其他組織有一定的董事交織連繫。在虛線圓之內，有七個孤島組織，以及一個包含六十四個組織（佔樣本87.7﹪）的巨型粗線圓。在巨型粗線圓中，有二十三個孤島組織（佔樣本31.5﹪）、一個包括二十五個組織的大型中線圓（佔樣本34.2﹪）、一個包含和記系公司及中華煤氣的中型中線圓、一個包括社會服務聯會以及社會福利咨詢委員會的中型中線圓，以及三個由非牟利組織組成的小型中線圓。

而大型中線圓，可算是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的核心。在此核心中，有七間孤島組織、一個包括行政立法兩局的中型幼線圓、一個包括會德豐系公司以及與其關係密切的亞洲航業之中型幼線圓、一個包括匯豐銀行及香港電燈的小型幼線圓、以及一個包含政府委員會的小型幼線圓。值得留意的是，四大洋行中，太古系與和記系均不見於核心之中、怡和系則只見香港電燈及海港企業而不見其母公司。會德豐系公司連母公司卻能出現在核心，原因在於其主席約翰．馬登(John L. Marden)熱心擔任公職。在核心中，亦見僅次於四大洋行的嘉道理系公司（中華電力及大酒店），以及中立於四大洋行外的準中央銀行：匯豐銀行。

一九七三年的同心圓圖

我們也可以將一九七三年的同心圓圖，拿去與其他年份的去比較。如果手頭上沒有《精英惡鬥》，大家可只比較各年同心圓圖的粗線圓。在一九八三年的同心圓圖中，有一包含六十五個組織的巨型粗線圓（佔樣本77.4﹪），以及兩個小粗線圓。圓外有十五個組織（佔樣本17.9﹪）。即是說一九八三年的精英交織網結構，與一九七三年大同小異，只是略為鬆散一點。

一九八三年的同心圓圖

但到了一九九七年，網絡卻只分散為十五個中小型的粗線圓。最大的那一個只有廿二個成員（僅佔樣本25.3﹪）。圓外有二十七個組織（佔樣本31.0﹪）。

一九九七年的同心圓圖

到了二零零八年，則有三個小型粗線圓，以及一個包括四十四間組織的巨型粗線圓（佔樣本46.3﹪）。圓外則有四十四個組織（佔樣本46.3﹪）。在結構上看，精英交織網在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年之間維持穩定，內部關係保持緊密。到了一九九七年精英交織網呈泡沫化之兆。到了二零零八年，部分組織重新建立密切關係，但其餘組織卻繼續泡沫化，組織之間的差異愈來愈懸殊。這些轉變，似是與在八十年代起發生的事情有關。

二零零八年的同心圓圖

在下一篇文，我們會用量化評份看七十年代香港精英交織網與之後各年代之分別。(按此瞭解何謂量化評分)

一九七三年各組織董事名單
一九七三年 Gould-Fernandez Brokerage Analysis評分
UCINET檔案（含DL檔，2-mode Data，1-mode Data及Attribuite Data）

非牟利界別的結構演變

在近幾十年，除了商界以外，非牟利界別也是逐漸走向分化。而事實上，非牟利界別分化的情況比起商界更為嚴重。在主權移交後十一年，香港的非牟利界別可謂是土崩瓦解。

在一九八三年的同心圓圖中，只有兩個弧島組織，而其餘的組織都處於一巨型虛線圓之中。在此虛線圓中，有三個小型粗線圓和一個大型粗線圓。有約三分之一的非牟利組織是處於這大型粗線圓之中，而這粗線圓可謂是非牟利界別交織網的核心。一些重要的傘式組織(Umbrella Organizations)，比如是社會服務聯會以及基督教服務處，都是核心的成員。相較於同一時期的商界與政府委員會界別，非牟利界別並不是那麼團結，但總算能維持一個相對緊密的網絡結構。

而一九九七年的非牟利界別交織網，比一九八三年略為鬆散。孤島組織的數量仍然不多，而巨型的虛線圓仍然存在。不過在虛線圓中的核心卻消失了，只剩下四個小型的粗線圓。而社會服務聯會和基督教服務處這兩個傘式組織，都處於同一個粗線圓之中。

而二零零八年的非牟利界別則可謂是全線崩潰。孤島組織的數量急增至七個，約佔主要非牟利組織的五分之一。其餘的組織則分別分佈於一個小型的虛線圓，以及一個巨型虛線圓之中。巨型虛線圓中，只剩下一個小型的粗線圓，當中包括了社會服務聯會和基督教服務處這兩個傘式組織。

我們亦可以透過量化分析，去量度非牟利界別分化的程度。以下幾幅圖記錄了歷年界別內團結指數最高的十大機構之量化評分。我們會發現在主權移交後，這些應該是把非牟利界別團結起來的組織，其界別內團結指數以及跨界別連結指數都是異常低迷。社會服務聯會和聖雅各福群會的跨界別連結指數是特別地高，但其界別內團結指數評分都是極低。

香港大學管治及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在二零一零年的研究，仔細地分析了非牟利界別鬆散的網絡結構。只可惜該研究未能比較非牟利界別隨時間的演變，因而未能直接指出非牟利界別分化的原因。本人著作的研究相對上比較簡單，但其跨時段的比較分析，也許可以算是一種補充。

進深閱讀：
Lee, Eliza W.Y., Joseph C.W. Chan, Danny W.F. Lam, Elaine Y.M. Chan. Helen K.H. Liu, Rikkie L.K. Yeung, Yuki H.T. Chan, Kay C.Y. Lam and Norbert K.N. Chan. 2010. “Serving Alone”: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i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on the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2009.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eb.hku.hk/~ccsg/files/Serving_Alone_final.pdf)

各種資本的網絡表現

在這一篇文章，我們會討論不同的資本，在精英交織網中的表現之差別。

究竟是那一種資本的企業，把香港的商界連在一起？在一九八三年，本土華資與英資的平均界別內團結指數相差不遠，代表著它們同樣也能夠將香港的主要商行團結在一起。但在一九九七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本土華資的界別內團結指數急速下滑，而英資的平均評分仍然維持高企。而二零零八年的情況也是相彷，本土華資的界別內團結指數繼續急速下滑，英資的評分卻只是略為回落。

這反映了在這幾十年存在著若干因素，促成了本土華資企業之間的分化，而英資企業卻不受這些因素所影響。這或許亦能夠解釋為何英資在主權移交後十一年，仍然能夠在香港商界交織網的擔當一定的角色。而商界之所以愈來愈不團結，一方面是因為本土華資的分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英資在商界交織網的比重下降了。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資本的平均界別內團結指數一直偏低。隨著中資在商界交織網中的比重愈來愈高，商界整體的團結度亦因而被拉低。觀乎天下大勢，中資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將會在香港經濟擔當更重要的角色。究竟這會對香港商界的團結度產生甚麼影響？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在跨界別的連結上，各種資本的表現卻都是每下愈況。在一九八三年，英資的平均跨界別連結指數比本土華資高逾一倍。到了一九九七年，英資的跨界別連結指數下降了逾三分之一，本土華資的平均評分也下降了近一倍。這意味著當英資企業逐漸撤出其於精英交織網的主要角色時，本土華資並未能填補這個空間。而在二零零八年，英資的跨界別連結指數再減少了一半，而本土華資的平均分亦維持低迷，兩者之間的差別亦不再明顯。英資本土華資此消彼不長，是令商界的平均跨界別連結指數急速下滑的原因。

中資的平均跨界別連結指數一直都比別的界別低，代表著他們在香港的精英交織網中，仍未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過，中資企業一直都與中國政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如果我們在梁振英的第一屆任期完結前再嵬集數據，中資企業的評分又會否急速上升？又是那一句：拭目以待。

後記：社會網絡分析縱然可幫助我們看到不少蛛絲馬跡，但其分析的對象終究是公開資料。中資財團的背景，素來神秘，是以我們的方法很可能低估了中資財團之間的聯繫。要起包括中資要人在內的大陸人的底、瞭解他們之間的人脈關係，需要特務級的專業調查、亦有可能觸犯某國莫須有的法律。網上有位Auntie寫了不少相關文章（比如這篇）。

誰將香港商界連在一起

除了以同心圓圖描繪香港商界交織網，我們亦可以透過量化分析，用數字來量度香港商界精英結構的演變。在這一篇文章，我們會討論究竟是那些企業將香港的商界連在一起。那些在界別中把各企業團結起來的，很可能就是界別內團結指數最高的一群。

在一九八三年，界別內團結指數最高的十大企業中，有六間是本土華資，另有四間是英資公司。這十大企業的界別內團結指數的評分都比較高，而分佈亦比較平均。十大企業中，有五間的評分高於20分，其評分介乎32.49至22.95之間。而評分低於15的企業，則少於兩間。

界別內團結指數較高的企業，其跨界別連結指數卻不一定也是比較高。縱然十大企業的平均跨界別連結指數是比整個界別的平均為高，但那主要是因為十大企業中有幾間的跨界別連結指數是異常地高，把平均數扯高而已。這個現象也許反映了一些主要商行的董事決意專心從商，並不打算直接參與公共事務。在一九八三年的十大企業中，有四間企業的跨界別連結指數是特別高：它們包括了電話公司、匯豐銀行、海底隧道和油麻地小輪。而前兩者在包含三個界別的精英交織網中，也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在一九九七年，十大企業中有七間的本土華資，餘下三間則為英資。這些企業的界別內團結指數的評分，比起之前的水平為低。而評分的分佈亦不像以往那麼平均，即是說企業的評分要麼是高、要麼是很低。有三間企業的界別內團結指數評分高於20分，介乎於48.53至25.57之間。而評分低於15的企業則有六間，它們得到的評分介乎19.83至5.47之間。

十大企業的跨界別連結指數，亦比一九八三年的水平為低。跨界別連結指數特別高的，包括了恒生銀行、東亞銀行以及香港電訊。

而在二零零八年，十大企業中有五間是本土華資，三間是英資，餘下兩間則為中國資本。這些企業界別內團結指數的評分，比一九九七年的水平更低。而高分者愈高分、低分者愈低分的情況，亦比以往嚴重。恒生銀行是唯一一間評分高於20的企業，其界別內團結指數為36.33。其餘九間企業，界別內團結指數都低於15分，其評分介乎12.67與2之間。十大企業也是如此，亦難怪整個商界的界別內團結指數也是每下愈況了。

十大企業的跨界別連結指數亦比一九九七年為低，部份企業的評分甚至低至零。跨界別連結指數特別高的，包括了恒生銀行、香港交易所與地鐵公司。前兩者同時是界別內團結指數最高的兩間公司。這代表了只有少數公司，能夠壟斷界別內外的影響力，而大部份主要商行不論是在精英交織網、還是在商界內部，都未能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至於地鐵公司，其大股東為香港特區政府，其界別內團結指數亦不高。在某程度上，我們可視地鐵公司為處於商界之中的「政府委員會」。地鐵公司的跨界別連結指數評分，也許反映了政府委員會界別在二零零八年精英交織網的主導角色。

香港商界結構演變：同心圓圖

在本人最近的著作中，分析了由主要商行、非牟利組織和政府委員會三個界別所組成的精英交織網，並討論香港權力精英在過去近三十年的演變。在跟著下來的幾篇文章，筆者會運用嵬集得來的資料，分析個別界別內部的結構演變。我們首先會探討香港商界的結構演變。

我們可以運用書中所的同心圓圖，去顯示商界交織網絡的結構。同心圓圖的製作原理，己於網頁中另一篇文章提及過，而商界的同心圓圖和書中的圖表看上去沒有太大差別。不過，在這幾幅圖中，各大商行名字的顏色所代表的，就不是界別(畢竟都是商界)，而是代表這些商行所屬的資本：綠色的是本土華資企業、藍色的是英資企業、而紅色的則是中資企業。

一九八三年的商界交織網中，英資仍是一個主要的勢力。在三十一間主要商行(董事資料可尋的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中，有逾四成是英資，而餘下的都是本土華資。主要商行之間關係算是比較緊密，網絡中只有一個孤島組織，而有逾八成的商行是處於一個巨型的粗線圓之中。在這個粗線圓中，有五個內部關係更密切的中線圓。最大的中線圓中有九間商行，當中有八間是英資，包括了怡和系的怡和洋行、怡和證券、置地、香港電燈(港燈在一九八五年售予李嘉誠)，太古系的太古洋行及香港飛機工程，以及匯豐系的匯豐銀行及恒生銀行。餘下的一間，則是華資的的美麗華酒店：

在一九九七年的商界交織網中，英資的勢力明顯地消減了。在三十三間主要商行(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中，只有七間英資企業。此外，有三間中資企業亦廁身於主要商行之列。餘下近七成的，都是本土華資。香港的商界交織網的結構，則已呈分化之兆。除了一間弧島組織外，其他的主要商行都處於一個巨型的虛線圓之中。不過之前那巨型的粗線圓卻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則是七個小型粗線圓以及一個有七間企業的中型粗線圓。後者可姑且稱之為網絡的核心，當中則清一色是本土的華資企業。當中包括了四間長和系的公司，兩間恒基系的公司，以及新鴻基地產：

中資企業在二零零八年的商界交織網中，擔當了更重要的角色。在三十七間主要商行(市值最高的非H股上市公司)中，有十三間是中資企業，另有六間英資企業。餘下的一半則是本土華資企業。網絡的結構比起之前更加分化，有五間企業是孤島組織。在巨型的虛線圓之中，有五個小型粗線圓，以及一個有九間公司的中型粗線圓。後者勉強稱得上是網絡的核心，而本土華資與英資於當中平分春色。核心中包括了四間長和系的公司，匯豐系的匯豐控股和恒生銀行、太古系的太古公司和國泰航空，以及嘉道理家族的中華電力。值得留意的是，縱然中資企業在商界網絡中嶄露頭角，它們與其他公司的董事交織聯繫並不多。五間孤島組織都是中資企業，而中資企業亦未能成為核心之一員。而在主權移交後逾十年，英資企業的角色也尚未被完全取代：

香港的精英交織網絡研究

之前的討論中所提及的研究，都是來自外國的。那麼又有沒有關乎香港的精英交織網絡研究呢？這次本人會向大家介紹一些香港的精英網絡研究。

戴維斯(Stephen N.G. Davis)在一九七七年一篇關於香港政治精英的研究，可算是香港第一篇關於精英交織網的研究。戴維斯分析了政府委員會成員的個人背景，發現這些委員會都是由高級公務員及主要洋行(Major Hongs)的代表所壟斷。在核心的委員會中(行政局及立法局)，壟斷的情況亦較為嚴重。研究亦探討了主要洋行之間的董事交織，並嘗試指出主導香港政治和經濟的，是一群關係密切的小圈子。不過，當時社會網絡分析仍在草創階段，而香港學界亦非處於相關領域的尖端。在今天的標準看，戴維斯的研究看起來也許是過於簡單(Davis 1977)。

而何榮宗等人近年的一篇論文，則可稱得上是關於香港精英交織網最詳盡的一份研究。本人即將出版的著作，亦是受到此文的啟發，而何教授亦給予本人不少寶貴的建議。這份研究探討了在二零零七年，主要商行、非牟利組織、大專院校以及政府委員會之間的交織關係。研究發現這幾個界別是由一小群代表主要商行利益的權力精英所主導，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則在交織網絡中擔當重要的樞紐角色(Ho et al 2010)。

戴維斯與何榮宗團隊的研究，卻都有一個問題：兩者都是只牽涉一個時間點的橫斷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是以，它們只能告訴我們一時一地政治精英的狀況，卻不能顯示政治精英歷年的演變。比如說我們如果想知道在主權移交後，官商勾結的情況有否隨之而惡化，這些研究就不能告訴我們足夠的資訊了。

而另一些涉及多個橫斷面的香港精英交織網研究，則為局限於商界的交織網絡的研究。黃祐怡教授在一九九六年的一篇研究，探討了香港商界交織網在七、八十年代之間的演變。研究發現在八十年代，本土華人資本取代了英資，開始在商界交織網中擔當主導的角色。與此同時，香港商界交織網絡的整體結構，卻愈來愈鬆散(Wong 1996)。呂大樂教授與趙永佳教授後來採用了類似的研究方法，比較主權移交前後香港商界交織網絡演變。研究發現香港商界在主權移交後進一步分化，而呂趙二人認為此現象阻礙了政商之間的合作，令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淪為政治失序的鬧劇(Lui and Chiu 2007)。

這些研究雖然研究了多過橫斷面，可惜其視野卻只局限於商界之中。比如說我們想知道政商關係於主權移交前後的轉變，那麼這些研究極其量也只能提供簡接的證據。

那麼，又有沒有一些多橫斷面、多界別的香港精英交織網絡研究？如無意外，本人即將出版的著作，將會是第一份這樣的研究。

參考書目：
Davis, Stephen N.G. 1977. “One Brand of Politics Rekindled," Hong Kong Law Journal 7(1): 44-77.
Ho, Wing-chung, Wan-lung Lee, Chun-man Chan, Yat-nam Ng and Yee-hung Choy. “Hong Kong’s Elite Structure, Legislature and the Bleak Future of Democracy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0(3):466-86.
Lui, Tai-lok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2007. “Governance Crisis in Post-1997 Hong Kong: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China Review 7(2):1-34.
Wong, Gilbert. 1996. “Business Group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Hong Kong 1976-1986," in Gary G. Hamilton (ed.),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p. 8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