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在香港書展期間，傳出高馬可教授(Jonh M. Carroll)的《香港簡史》遭中資的出版社刪改，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相關報導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不過論敏感，《香港簡史》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篇的Edge of Empires。此書雖然只紀錄至香港淪陷前夕，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

此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not)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

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一直都住著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穆黛安(Dian Murray)及安樂博(Robert Antony)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閩粵沿海住著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他們有獨特的文化，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於是，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據陳偉群博士考據，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

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我們不要忘記，與非洲及印度的情況不同，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而中國這個帝國，當中也是充滿著暴力與壓迫。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他們憑著與英國人勾結合謀，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

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這種香港經驗，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與此同時，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篇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

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份，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而港府亦投桃報李，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替代的管治伙伴。

本書顛覆之處，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可是，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得到自己的生命力。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7月21日

一九七三年的網絡量化指標

這次，本人會透過量化指標，去看看各組織及界別在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中的相對影響力，以及各界別內部團結的程度。（按此瞭解量化指標是如何算出來的。）

我們先看看代表相對影響力的跨界別連結指數。一九七三年各組織的平均連結指數為24.86，與一九八三年的水平相若。政府委員會界別的相對影響力最高，其平均連結指數為39.16。商界的影響力次之，其平均連結指數為28.49。而非牟利界別的相對影響力明顯較弱，其平均連結指數為10.22。總體而言，一九七三年各界別的跨界別連結指數，與一九八三年相去不遠。

我們若比較歷年的平均跨界別連結指數，會發現各界別的平均連結指數要在一九八三年之後，才有比較明顯的轉變。這意味著精英交織網內的權力分佈，在八十年代後因香港前途問題而起的政經因素，而起了根本上的轉變。

而在界別內部團結方面，一九七三年各組織的平均界別內團結指數為6.80。商界是最團結的界別，其平均團結指數為9.70。`非牟利界別及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明顯較差，其平均團結指數分別為5.23及4.18。這個情況與一九八三年時大體相同。

比較過歷年平均界別內團結指數，我們會發現自一九七三年起，商界的團結度一直下降，而其跌幅在一九八三年加大。而非牟利界別及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到一九九七年前都一直上升。到了一九九七年，政府委員會界別的團結度超越了其他界別，而自此非牟利界別的團結度急挫。到了二零零八年，政府委員會界別變得異常團結，而其他界別則有如一盤散沙。

那麼，在精英交織網中，那些組織是最具影響力呢？我們可看看在一九七三年跨界別連結指數最高的十大組織：

一、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185分
二、匯豐銀行（主要商行） 114.67分
三、均益貨倉（主要商行） 96分
四、大酒店（主要商行） 79.30分
五、香港旅遊協會（政府委員會） 78.53分
六、電話公司（主要商行） 72.8分
七、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69.77分
八、怡和證券（主要商行） 69.77分
九、工商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65.80分
十、紅十字會（非牟利組織） 57.59分

十大組織中，有一半是主要商行、有四個政府委員會、只有一間非牟利組織。可說是由主要商行及政府委員會平分春色。

而在一九八三年，則有一半是政府委員會、有四間主要商行、而非牟利組織也只有一間。政商主導的情況未有改變：

一、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185.35分
二、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159.38分
三、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159.38分
四、香港飛機工程（商行） 122.64分
五、教育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100.4分
六、香港電話公司（商行） 91.43分
七、匯豐銀行（商行） 81.63分
八、社會福利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75.73分
九、海底隧道（商行） 68.4分
十、東華三院（非牟利組織） 64.06分

到了一九九七年，十大組織中有四個政府委員會及四間非牟利機構，而主要商行則只剩下兩間。這意味著主要商行的影響力急速下降：

一、立法局（政府委員會） 150.26分
二、貿易發展局（政府委員會） 92.26分
三、小童群益會（非牟利組織） 89.01分
四、香港青年協會（非牟利組織） 77.74分
五、恒生銀行（商行） 70.94分
六、香港善導會（非牟利組織） 65.01分
七、行政局（政府委員會） 65.01分
八、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56.97分
九、東亞銀行（商行） 56.09分
十、香港童軍總會（非牟利組織） 56分

而在二零零八年，十大組織中有七個政府委員會，只有兩間主要商行及一間非牟利組織。而排第一位的策發會，其跨界別連結指數遠商於其他組織。這是政府委員會界別獨大的年代：

一、策略發展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630.17分
二、立法會（政府委員會） 162.17分
三、行政會議（政府委員會） 128.34分
四、銀行業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105.01分
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非牟利組織） 91.01分
六、香港工業總會理事會（政府委員會） 78.17分
七、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政府委員會） 71.66分
八、醫院管理局（政府委員會） 66.68分
九、香港交易所（商行） 55.83分
十、恒生銀行（商行） 54.24分

總括而言，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三年之間，精英交織網是由政商兩個界別所主導。但隨此之後這個平衡給打破了，而精英交織網中的權力關係起了根本上的改變。

一九七三年各組織董事名單
一九七三年 Gould-Fernandez Brokerage Analysis評分
UCINET檔案（含DL檔，2-mode Data，1-mode Data及Attribuite Data）

一九七三年的同心圓圖

早前用了《精英惡鬥》中的方法，分析了一九七三年的香港精英網絡。因年代久遠，當年的資料並不如一九八三年、一九九七年或二零零八年那麼齊全。在一九七三年的樣本中，有三十間主要商行、二十五間非牟利組織、以及十八個政府委員會。由下圖中可見，主要商行與非牟利組織在樣本中的數目，比其他年份略少。但政府委員會的數目，與其他的年份的差別較明顯。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不少主要政府委員會皆於七十年代中之後成立。一九七三年的《各公務委員及其他名表》(Civil and Miscellaneous List)，厚度不足一厘米。一九八三年版的厚度約有三、四厘米，一九九七年的像一本黃頁電話簿。到了二零零八年，已不見有印刷版的名表。亦因如此，一九七三年樣本中各界別的比例較不平均，因政府委員會的比例比其他年份為少。

一九七三年的主要商行，皆是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其董事資料收錄於股票新聞社出版的《香港初買股票入門參考資料：致富與保值》。主要非牟利組織，則包括了在多於一個地區開設社會服務中心的機構。本人於社會服務聯會的社會福利服務總覽中辨認出那些機構，並在社聯圖書館收藏的一九七三年年報中找出這些機構的董事名單。主要政府委員會則包括了擔當下列重要功能的委員會：一、政策制訂及立法、二、調控重要產業發展，三、調控社會福利政策，四、協調階級關係，五、管理主要公共資源，六、決定憲制及法律改革事宜，七、監察政府運作。如前所述，其成員名單來自一九七三年的《各公務委員及其他名表》。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的同心圓圖（按此看同心圓圖的製作方法）。除了保良局及童軍，其餘所有組織皆處於巨型虛線圓之內，這些組織都與其他組織有一定的董事交織連繫。在虛線圓之內，有七個孤島組織，以及一個包含六十四個組織（佔樣本87.7﹪）的巨型粗線圓。在巨型粗線圓中，有二十三個孤島組織（佔樣本31.5﹪）、一個包括二十五個組織的大型中線圓（佔樣本34.2﹪）、一個包含和記系公司及中華煤氣的中型中線圓、一個包括社會服務聯會以及社會福利咨詢委員會的中型中線圓，以及三個由非牟利組織組成的小型中線圓。

而大型中線圓，可算是一九七三年精英交織網的核心。在此核心中，有七間孤島組織、一個包括行政立法兩局的中型幼線圓、一個包括會德豐系公司以及與其關係密切的亞洲航業之中型幼線圓、一個包括匯豐銀行及香港電燈的小型幼線圓、以及一個包含政府委員會的小型幼線圓。值得留意的是，四大洋行中，太古系與和記系均不見於核心之中、怡和系則只見香港電燈及海港企業而不見其母公司。會德豐系公司連母公司卻能出現在核心，原因在於其主席約翰．馬登(John L. Marden)熱心擔任公職。在核心中，亦見僅次於四大洋行的嘉道理系公司（中華電力及大酒店），以及中立於四大洋行外的準中央銀行：匯豐銀行。

一九七三年的同心圓圖

我們也可以將一九七三年的同心圓圖，拿去與其他年份的去比較。如果手頭上沒有《精英惡鬥》，大家可只比較各年同心圓圖的粗線圓。在一九八三年的同心圓圖中，有一包含六十五個組織的巨型粗線圓（佔樣本77.4﹪），以及兩個小粗線圓。圓外有十五個組織（佔樣本17.9﹪）。即是說一九八三年的精英交織網結構，與一九七三年大同小異，只是略為鬆散一點。

一九八三年的同心圓圖

但到了一九九七年，網絡卻只分散為十五個中小型的粗線圓。最大的那一個只有廿二個成員（僅佔樣本25.3﹪）。圓外有二十七個組織（佔樣本31.0﹪）。

一九九七年的同心圓圖

到了二零零八年，則有三個小型粗線圓，以及一個包括四十四間組織的巨型粗線圓（佔樣本46.3﹪）。圓外則有四十四個組織（佔樣本46.3﹪）。在結構上看，精英交織網在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三年之間維持穩定，內部關係保持緊密。到了一九九七年精英交織網呈泡沫化之兆。到了二零零八年，部分組織重新建立密切關係，但其餘組織卻繼續泡沫化，組織之間的差異愈來愈懸殊。這些轉變，似是與在八十年代起發生的事情有關。

二零零八年的同心圓圖

在下一篇文，我們會用量化評份看七十年代香港精英交織網與之後各年代之分別。(按此瞭解何謂量化評分)

一九七三年各組織董事名單
一九七三年 Gould-Fernandez Brokerage Analysis評分
UCINET檔案（含DL檔，2-mode Data，1-mode Data及Attribuite Data）

香港的精英交織網絡研究

之前的討論中所提及的研究，都是來自外國的。那麼又有沒有關乎香港的精英交織網絡研究呢？這次本人會向大家介紹一些香港的精英網絡研究。

戴維斯(Stephen N.G. Davis)在一九七七年一篇關於香港政治精英的研究，可算是香港第一篇關於精英交織網的研究。戴維斯分析了政府委員會成員的個人背景，發現這些委員會都是由高級公務員及主要洋行(Major Hongs)的代表所壟斷。在核心的委員會中(行政局及立法局)，壟斷的情況亦較為嚴重。研究亦探討了主要洋行之間的董事交織，並嘗試指出主導香港政治和經濟的，是一群關係密切的小圈子。不過，當時社會網絡分析仍在草創階段，而香港學界亦非處於相關領域的尖端。在今天的標準看，戴維斯的研究看起來也許是過於簡單(Davis 1977)。

而何榮宗等人近年的一篇論文，則可稱得上是關於香港精英交織網最詳盡的一份研究。本人即將出版的著作，亦是受到此文的啟發，而何教授亦給予本人不少寶貴的建議。這份研究探討了在二零零七年，主要商行、非牟利組織、大專院校以及政府委員會之間的交織關係。研究發現這幾個界別是由一小群代表主要商行利益的權力精英所主導，而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則在交織網絡中擔當重要的樞紐角色(Ho et al 2010)。

戴維斯與何榮宗團隊的研究，卻都有一個問題：兩者都是只牽涉一個時間點的橫斷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是以，它們只能告訴我們一時一地政治精英的狀況，卻不能顯示政治精英歷年的演變。比如說我們如果想知道在主權移交後，官商勾結的情況有否隨之而惡化，這些研究就不能告訴我們足夠的資訊了。

而另一些涉及多個橫斷面的香港精英交織網研究，則為局限於商界的交織網絡的研究。黃祐怡教授在一九九六年的一篇研究，探討了香港商界交織網在七、八十年代之間的演變。研究發現在八十年代，本土華人資本取代了英資，開始在商界交織網中擔當主導的角色。與此同時，香港商界交織網絡的整體結構，卻愈來愈鬆散(Wong 1996)。呂大樂教授與趙永佳教授後來採用了類似的研究方法，比較主權移交前後香港商界交織網絡演變。研究發現香港商界在主權移交後進一步分化，而呂趙二人認為此現象阻礙了政商之間的合作，令董建華的商人治港淪為政治失序的鬧劇(Lui and Chiu 2007)。

這些研究雖然研究了多過橫斷面，可惜其視野卻只局限於商界之中。比如說我們想知道政商關係於主權移交前後的轉變，那麼這些研究極其量也只能提供簡接的證據。

那麼，又有沒有一些多橫斷面、多界別的香港精英交織網絡研究？如無意外，本人即將出版的著作，將會是第一份這樣的研究。

參考書目：
Davis, Stephen N.G. 1977. “One Brand of Politics Rekindled," Hong Kong Law Journal 7(1): 44-77.
Ho, Wing-chung, Wan-lung Lee, Chun-man Chan, Yat-nam Ng and Yee-hung Choy. “Hong Kong’s Elite Structure, Legislature and the Bleak Future of Democracy under Chinese Sovereign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0(3):466-86.
Lui, Tai-lok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2007. “Governance Crisis in Post-1997 Hong Kong: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China Review 7(2):1-34.
Wong, Gilbert. 1996. “Business Group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Hong Kong 1976-1986," in Gary G. Hamilton (ed.),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p. 87-114.

研究交織網絡

之前論及社會網絡分析的發展，令學者可以突破在研究政治精英時遇到的困局。然而，我們要怎樣才可以量度到政治精英的社會網絡？最直接的方法，是去訪問政治精英，詢問他們有那些政治上的盟友。但很多時政治精英都不會答應去接受訪談。這樣我們又該怎麼辦？

亦因如此，不少關於政治精英的研究，都以精英交織網絡為研究的對象。政治精英往往都會在不同的機構中擔任公職，很多時侯亦會參與多於一間機構的事務，這個現象我們稱之為董事交織(Interlocking Directorship)。不同的精英在各機構之間的董事交織，加起來就成為一個環環相扣的網絡，就像下圖所示那樣：

如果有與趣的話，各位可以在上They Rule自已動手，看看美國主要企業、智庫、政府機構之間的精英交織網絡。（早前南華早報亦有一個類似的網頁，記錄了香港主要商行、政府委員會以及大家族之間的交織關係。但網頁的運作似乎不太穩定。）

關於董事交織的資料，其實就是各大機構的董事或委員會名單，大都會對外公開。然而，這些交織網絡又是否真的反映著一些社會現象？

董事交織網絡又可以細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要董事會或委員會之間的人事交織，另一類是涉及政治參與或政治任命的交織關係。早期的研究大都牽涉第一類的交織網絡，而不少學者一度假設交織網絡的出現，是因為企業有策略地聘請已於其他公司的董事，或是為了增加盈利、或是為了促進企業之間的合作、或是為了避免競爭。研究卻發現這些假設並不一定成立。又有一些研究發現在交織董事離職後，企業在聘任郭董事時，很多時都不會去修補失去了的交織關係。這意味著交織關係的建立，不大可能是建基於企業自利的計算之上(Palmer 1983)。

然而，這並不代表董事交織此一現象沒有實質的意義。精英交織仍然在某程度上反映著精英之間的社交聯繫。而之後的研究，則多認同交織網絡為機構間訊息流通的渠道。在商界交織網絡的研究中，學者發現處於網絡核心的位置的企業，會採用相近的企業管治策略，亦會較早採用新發展的策略(Mizruchi 1996)。而在政治參與上，處於核心的企業會有更多的政治捐獻(Bond et al 2006)，而網絡位置相近的企業亦多持相近的政治立場(Burris 2005)。這些研究與社會學中嵌入(Embeddedness)此一概念相呼應(Granovetter 1985)，這即是說政治參與者於交織網絡的位置，與其政治行為會有強烈的相聯關係。

至於涉及政治參與或政治任命的交織關係，則與政治參與者的理性計算和政治策略有比較大的關聯。研究發現商界與政治組織的交織關係之結構，與商界精英的政治影響力有相連關係，而國家的政治發展亦因而與精英交織網的結構演變相關(Burris 2005, Mizruchi 2007)。近期亦有一些研究開始關注在野的政治運動，並指出在野政治團體交織網絡的結構，與政治運動的成敗起伏相關(Osa 2003)。

總結而言，量度精英交織網是量度政治精英社會網絡的簡接方法。誠然，簡接方法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點，其背後需要建基於一些並非不證自明的假定。然而，綜合已有社會研究的發現，研究精英交織網是在資訊不公開的情況下，去探討政治精英發展的可行方法。

參考書目：
Bond, Matthew, Siana Glouharova and Nicholas Harrigan, 2006. “The Effects of Intercorporate Networks on Corporate Social and Political Behaviour,”Report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 award ref. RES-000-22-0872).
Burris, Val. 2005.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d Political Cohesion among Corporate Eli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1):249-83.
Burris, Val. 2008. “The Interlock Structure of the Policy-Planning Network and the Right Turn in U.S. State Policy,”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17:3-42.
Granovetter, Mark.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481-510.
Mizruchi, Mark S. 1996. “What Do Interlocks Do? An Analysis, Critique, and Assessment of Research on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271-98.
Mizruchi, Mark. S. 2007. “Power Without Efficacy: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TBA, New York, New York City.
Osa, Maryjane. 2003. “Networks in Opposition: Linking Organizations through Activists in the Polish People’s Republic,” in Diani, Mario and Doug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mer, Donald. 1983. “Broken Ties: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s and Intercorporate Coordin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1):40-55.

庫斯克的序

本人的中學師兄庫斯克近日希望休息一段時間，會暫停更新面書和網頁。

早前他為本人即將出版的著作寫了編序。就容讓我把這篇序貼上來，讓大家在庫大出山前，可以看看他的文字過一過癮。

寄望庫大早日重新得力，再戰江湖。

在這裡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我人生第一次與政治有關的公開發言是就是給了徐兄。話說當年我們還是初中生，徐兄參選學生會的級代表。在全校問答大會中，我不知哪裡來的勇氣，舉手質詢徐兄的政綱。畢業之後，不時在報紙看到徐兄發表政論，我覺得很奇怪，徐兄明明是個專業人士，為什麼會讀跟其專業無關的社會學碩士，政論文章還常常見報呢？我想，這大概就是性格決定命運了。

我唸碩士時所受的訓練是教育學，但也是不安於室，由在blog上發表政治、公共政策、教育評論，到後來在報紙和書刊上撰文月旦時事，這點跟徐兄有點相似。

徐兄和另外兩位作者，以系統化的研究方法分析香港的政商圈子關係（在圖表中真的是以圈子表達），所謂的行政吸納政治，在港英年代就是不同的公共組織和諮詢委員會，裡頭的人物與不同派系的政界和商界有多大的重疊？裡面的人脈關係如何？這種模式在港英年代(一九八三)、主權移交的時候(一九九七)、後七一年代(二零零八)有何演變？主權移交後流行所謂的「官商勾結」、「小圈子」、「利益集團」的說法，通常只是個案式的描述，少有系統化的分析。這次三位作者以量化數據給大家描繪這個不同背景的政商權力圈子圖畫。

近年香港的政治氣候有如冷鋒來襲，所謂的冷鋒，就是本來天氣還暖和的，突然南下的寒冷氣團和原來的暖氣團碰撞，帶來持續一段時間的風雨，接著就是刺骨的寒冬。在這突如其來的冷鋒之中，很多本來以為一切依舊的人，連冬衣也來不及拿。在寒風之中感覺茫然是正常的，不過也應該對社會上看似無傷大雅的變化更加儆醒。

這十年間社會運動由四五十人行動變成動輒四五千人、二十和三十世代對建制的愈來愈大的反彈、網絡動員力量和去權威化現象愈來愈明顯、社會上開始出現種種因為對於政治改革停滯不前和中港意識形態衝突而出現的激烈抗爭傾向，甚至是因為政改一役而出現的泛民陣營分裂，都令香港的政治環境出現無限的變數。在這種氛圍之下，管治集團除非建制使用中國模式的強硬維穩手段，把香港的公民社會、社運界，甚至是對社會不滿的二三十世代完全消音，否則矛盾激化只會日益加劇。

如果不進行真正的政治制度改革理順階級矛盾，我看不到香港不會出現更多激烈抗爭的理由。況且，就算再密不透風、手段兇狠的維穩，也有其臨界點。觀乎北方的局勢，這種臨界點愈來愈接近。覆巢之下無完卵，如果有某個集團希望在香港建立殖民地式的管治制度，必須記得帝國不可能永遠日不落，而今時今日的世界，已經是網絡普及的世界，而不是港英時代那個還有大東電報局的世界。

庫斯克
Blogger、自由撰稿人

社會科學看政治精英

在近年的討論中，那一小撮政治精英的動向，往往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身處政商要職的那幾百個精英，對這片住著七百萬人的土地有著不成比例的重大影響。曾幾何時，政治精英不單是社會討論中的熱門話題，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議題。事實上，政治精英一直都受到社會科學學者的關注。直到近幾十年，學界才逐漸失去對宏觀精英結構的興趣，將目光轉移到微觀政治及文化議題之上。

社會科學中的精英理論(Elite Theory)，一度帶動學界對政治精英的討論，推動了不少支持或反駁此理論的研究。精英理論的主張，包括了：

一、政治精英的存在，是無可避免的。由於精英理論的學者用了不少篇幅，引用當代及歷史上的例證去闡述這一點，不少人將之視為精英理論的主要論點。其實單單提及就這一點，也會有點「阿媽是女人」的感覺。不過，精英理論其實還有另外的主張。

二、政治精英的結構是可變的。政治精英不一定團結，其成員亦可能有著自各種不同的背景。政治精英不同的結構，可以帶來不同的政治後果。而政治精英結構上的演變，亦可以引致政治上的轉變。

三、雖然精英理論傾向關注政治精英對政治的影響，精英理論並不必然忽視群眾政治。精英與非精英之間互相依賴、互有影響，它們之間的互動亦會有政治的後果。然而，支持精英理論的研究，卻傾向忽略這方面的討論。(Burton and Higley 1987)

精英理論自被學者提出，即備受爭議。早期的精英理論學者，包括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莫斯卡(Gaetano Mosca)，都沒有太多實證研究。二次大戰後，美國的社會學家則嘗試以實證社會研究，用證據說明當時的美國政治其實是由一小撮精英所主導。不過，這些研究卻遇上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原來社會科學一直都未能就政治精英的定義達成共識。

政治精英之定義，看似簡單：那不就是一群政治影響力比普羅大眾多的一小群。精英有權，百姓無權，不就是如此嗎？但當學者就精英理論展開爭論後，卻發現要界定何謂權力，要分辨誰有權、誰無權，原來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掀起連場論爭的，是兩個關於美國政治精英的研究。在一項關於亞特蘭大權力結構的研究中，亨特(Floyd Hunter)訪問了十四位來自中上階層的市民，要他們提出城中十位最具影響力人士的名字。亨特嘗試訪問所得名單中獲最多提名的四十位人士，並成功約見了當中的二十七位，然後問他們究竟誰是主導亞特蘭大政治的領袖。他們的答案，大都是來自同一個小圈子：這些被視為領袖的，大都出身自富裕階層、於某幾間名校畢業、並在大企業中擔任高層。亨特以此作出推論，認為這個小圈子就是主宰亞特蘭大的政治精英(Hunter 1953)。

之後，美國批判社會學大師米爾斯(C. Wright Mills)在其著作《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中，指出美國的政治是由一群社經背景雷同的小圈子所主導。他分析了於美國政商體系任高職者的個人背景，發現大企業的管理層、獲總統信任的參議員以及軍方的高層，都是來自同一個小圈子：他們大都來自中上階層、畢業於長春藤大學、有著相似的人生歷程、生活方式亦相近。米爾斯認為這個小圈子，就是主宰美國政治的權力精英。縱然美國是個聯邦制國家，於地方政府擔任要職的精英，卻是來自另一些地方上小圈子，而不能打入全國權力精英的圈子之中。米爾斯認為，這代表美國地方政治精英已失去影響力，而美國政治則有走向中央集權的傾向(Mills 1956)。

這兩項研究縱然帶來了不少迴響，其方法論卻為學界所詬病。亨特以公眾人物的風評來界定誰是政治精英，然以備受尊崇的人物很可能只是空心老倌，默默無名的人物卻有可能是幕後的操盤人。而將在建制中擔任要職的人仕定義為政治精英，則假定了職銜必然與政治影響力相稱，但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掌權者卻往往可以跨過正式的政治架構施行權力。

美國政治學家道爾(Robert A. Dahl)批評了精英理論的方法論，並主張在定義誰是政治精英前，必須要觀察政治決策的過程。要界定誰掌有權力，研究者需要先得知每位參與決策過程者之個人喜好，以及知道決策過程中的決定。根據道爾的定義，我們需要知甲方在違反乙方的意願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在決策過程中達到合乎甲方意願的決定，這樣我們才可以說甲方向乙方施展了權力(Dahl 1958)。

道爾提出的定義，卻在學界引來了更大的爭議。在現實社會中，參與政治者本身的喜好以及決策過程本身，都不一定會向外界公佈，社會研究亦因而不一定能夠採用道爾的定義。而一些同情精英理論的學者，亦就著學理批評道爾的定義。巴拉克(Peter Bachrach)與巴拉斯(Morton S. Baratz)指出，掌權者可以在決策過程開展之前，將某些議題排除在公共討論之外。這樣，當其他人仍然未知道他們在某些議題的喜好時，掌權者就已經得到他們想要的結果(Bachrach and Baratz 1962)。而盧克斯(Steven Lukes)則進一步指出，掌權者可以透過操控意識形態，令被管治者不知不覺地，自願去做一些對掌權者有利的事 (Lukes 1974)。

精英理論同情者的反擊，無疑豐富了社會科學對權力的討論。然而，批評道爾的學者所提出的定義，卻不一定能解決在社會研究中會遇到的問題。關於議題制訂的資料，不一定比決策過程公開，而且會更難清晰界定。而意識形態的操控，則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相關研究稍欠嚴謹，很容易會淪為誅心之論。最終，關於政治精英的爭論陷入膠著狀態，相關的研究則遇上了瓶頸，一度停滯不前。

政治精英的研究後來其中一條出路，是引入社會網絡的概念。在七十年代末，電腦運算的速度越來越快，社會網絡分析亦變得簡易，新的政治精英研究亦因而可以開展。本人會在下一篇博文討論相關的發展。

後記：在本人即將出版的著作中，將研究香港政界、商界、非牟利界別精英的結構，並引用社會科學政治精英研究的結論，探討香港政治的發展趨向。雖然書中沒有詳論精英與大眾的互動，本書卻會嘗試以非牟利界別作為起點，討論香港公民社會近年的發展。而為了避免假定職銜必然與政治影響力相稱所引起的問題，書中會利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去衡量究竟是那些精英能夠有較大的政治影響力。

參考書目：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S. Baratz.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4):947-52.
Burton, Michael G. and John Higley. 1987. “Invitation to Elite Theory: The Basic Contentions Reconsidered,” in Domhoff, G. William and Thomas R Dye (eds.), Power Elite and Organizations. Newbury Park: Sage, 1987.
Dahl, Robert A. 1958. “A Critique of the Ruling Elite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2):463-69.
Hunter, Floyd. 1953.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A Study of Decision Maker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Lukes, Steven. 1974.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Mills, C.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精英網絡與小圈子

本人在即將出版的著作中，將會探討香港權力精英網絡的歷年轉變。書中最矚目的地方，相信就是那幾張顯示主要商行、非牟利組織與政府委員會之間董事交織關係的圖表。

何謂董事交織？比如說有一位董事同時於兩間主要商行擔任董事，那麼這兩間商行便有一次董事交織關係；如果有兩位董事同時於兩間商行擔任董事，那兩間商行之間便會有兩次董事交織關係，如此類推。我們若將所有機構之間的董事交織放在一起看，便可以看到一個環環相扣的網絡。

很多時我們會採用一些貌似蜘蛛網的圖表，來表達不同機構或個人之間的關係網絡。我們會用點來代表機構或個人，以線代表他們之間的關係，如下圖那樣：

可是，在書中的董事交織網絡，往往都包括了八、九十間機構。我們若嘗試以蜘蛛網圖來表達它們之間董事交織關係，那只會看到一堆剪不斷、理還亂的點和線：

不過，在這幅混亂的圖表中，我們仍可以觀察到一些現象。大部份的機構都透過連環的董事交織關係，集結為一個巨型的板塊。在社會網絡分析的用語中，這樣的板塊被稱為一個component。此外，亦有兩間機構完全沒有與其他機構有董事交織關係。這些機構本身就是一個component，我們稱之為孤島組織，學術上則稱之為isolated components。

在下一步，我們會去看在巨型板塊中，有那些機構之間有更密切的關係。這些機構之間，往往會有多於一位的交織董事。我們可以更改軟件的設定，只顯示那些至少有兩位交織董事的關係：

之後我們會發現，原先那巨型板塊分裂為十六個中小型的板塊，孤島組織數目也增加了。這些新板塊在社會網絡分析中，被稱為2-components。在這些板塊中的機構，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比較密切：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 只顯示那些至少有三位交織董事的關係。原有的2-components，會再分為更小的3-components。在這些小板塊之中的機構，它們之間的關係更是親上加親了：

而在書中的分析，我們會再看看這些3-components，能否分為更小的4-components。

我們參考了以往的香港商界網絡研究(例子一)(例子二)，以同心圓的方式表達以上的發現。關係較密切的機構，會放在內圈之中；關係較疏離的的機構，則會放在較外的圈子中。與別人沒有任何交織關係的機構，則會放在所有圓圈之外：

當然，書中的圖表，當中的文字會被翻譯為中文、而我們亦略為改善了同心圓圖的表達方式。至於我們具體上做了那些改變，在此先行賣個關子。

參考書目：
Borgatti, Steve P., 2002. NetDraw Software for Network Visualization. Lexington: Analytic Technologies.
Lui, Tai-lok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2007. “Governance Crisis in Post-1997 Hong Kong: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China Review 7(2):1-34.
Wong, Gilbert. 1996. “Business Group in a Dynamic Environment: Hong Kong 1976-1986,” in Gary G. Hamilton (ed.), Asian Business Network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Pp.87-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