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牟利界別的結構演變

在近幾十年，除了商界以外，非牟利界別也是逐漸走向分化。而事實上，非牟利界別分化的情況比起商界更為嚴重。在主權移交後十一年，香港的非牟利界別可謂是土崩瓦解。

在一九八三年的同心圓圖中，只有兩個弧島組織，而其餘的組織都處於一巨型虛線圓之中。在此虛線圓中，有三個小型粗線圓和一個大型粗線圓。有約三分之一的非牟利組織是處於這大型粗線圓之中，而這粗線圓可謂是非牟利界別交織網的核心。一些重要的傘式組織(Umbrella Organizations)，比如是社會服務聯會以及基督教服務處，都是核心的成員。相較於同一時期的商界與政府委員會界別，非牟利界別並不是那麼團結，但總算能維持一個相對緊密的網絡結構。

而一九九七年的非牟利界別交織網，比一九八三年略為鬆散。孤島組織的數量仍然不多，而巨型的虛線圓仍然存在。不過在虛線圓中的核心卻消失了，只剩下四個小型的粗線圓。而社會服務聯會和基督教服務處這兩個傘式組織，都處於同一個粗線圓之中。

而二零零八年的非牟利界別則可謂是全線崩潰。孤島組織的數量急增至七個，約佔主要非牟利組織的五分之一。其餘的組織則分別分佈於一個小型的虛線圓，以及一個巨型虛線圓之中。巨型虛線圓中，只剩下一個小型的粗線圓，當中包括了社會服務聯會和基督教服務處這兩個傘式組織。

我們亦可以透過量化分析，去量度非牟利界別分化的程度。以下幾幅圖記錄了歷年界別內團結指數最高的十大機構之量化評分。我們會發現在主權移交後，這些應該是把非牟利界別團結起來的組織，其界別內團結指數以及跨界別連結指數都是異常低迷。社會服務聯會和聖雅各福群會的跨界別連結指數是特別地高，但其界別內團結指數評分都是極低。

香港大學管治及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在二零一零年的研究，仔細地分析了非牟利界別鬆散的網絡結構。只可惜該研究未能比較非牟利界別隨時間的演變，因而未能直接指出非牟利界別分化的原因。本人著作的研究相對上比較簡單，但其跨時段的比較分析，也許可以算是一種補充。

進深閱讀：
Lee, Eliza W.Y., Joseph C.W. Chan, Danny W.F. Lam, Elaine Y.M. Chan. Helen K.H. Liu, Rikkie L.K. Yeung, Yuki H.T. Chan, Kay C.Y. Lam and Norbert K.N. Chan. 2010. “Serving Alone”: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i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on the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2009.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eb.hku.hk/~ccsg/files/Serving_Alone_final.pdf)

庫斯克的序

本人的中學師兄庫斯克近日希望休息一段時間，會暫停更新面書和網頁。

早前他為本人即將出版的著作寫了編序。就容讓我把這篇序貼上來，讓大家在庫大出山前，可以看看他的文字過一過癮。

寄望庫大早日重新得力，再戰江湖。

在這裡告訴大家一個秘密。

我人生第一次與政治有關的公開發言是就是給了徐兄。話說當年我們還是初中生，徐兄參選學生會的級代表。在全校問答大會中，我不知哪裡來的勇氣，舉手質詢徐兄的政綱。畢業之後，不時在報紙看到徐兄發表政論，我覺得很奇怪，徐兄明明是個專業人士，為什麼會讀跟其專業無關的社會學碩士，政論文章還常常見報呢？我想，這大概就是性格決定命運了。

我唸碩士時所受的訓練是教育學，但也是不安於室，由在blog上發表政治、公共政策、教育評論，到後來在報紙和書刊上撰文月旦時事，這點跟徐兄有點相似。

徐兄和另外兩位作者，以系統化的研究方法分析香港的政商圈子關係（在圖表中真的是以圈子表達），所謂的行政吸納政治，在港英年代就是不同的公共組織和諮詢委員會，裡頭的人物與不同派系的政界和商界有多大的重疊？裡面的人脈關係如何？這種模式在港英年代(一九八三)、主權移交的時候(一九九七)、後七一年代(二零零八)有何演變？主權移交後流行所謂的「官商勾結」、「小圈子」、「利益集團」的說法，通常只是個案式的描述，少有系統化的分析。這次三位作者以量化數據給大家描繪這個不同背景的政商權力圈子圖畫。

近年香港的政治氣候有如冷鋒來襲，所謂的冷鋒，就是本來天氣還暖和的，突然南下的寒冷氣團和原來的暖氣團碰撞，帶來持續一段時間的風雨，接著就是刺骨的寒冬。在這突如其來的冷鋒之中，很多本來以為一切依舊的人，連冬衣也來不及拿。在寒風之中感覺茫然是正常的，不過也應該對社會上看似無傷大雅的變化更加儆醒。

這十年間社會運動由四五十人行動變成動輒四五千人、二十和三十世代對建制的愈來愈大的反彈、網絡動員力量和去權威化現象愈來愈明顯、社會上開始出現種種因為對於政治改革停滯不前和中港意識形態衝突而出現的激烈抗爭傾向，甚至是因為政改一役而出現的泛民陣營分裂，都令香港的政治環境出現無限的變數。在這種氛圍之下，管治集團除非建制使用中國模式的強硬維穩手段，把香港的公民社會、社運界，甚至是對社會不滿的二三十世代完全消音，否則矛盾激化只會日益加劇。

如果不進行真正的政治制度改革理順階級矛盾，我看不到香港不會出現更多激烈抗爭的理由。況且，就算再密不透風、手段兇狠的維穩，也有其臨界點。觀乎北方的局勢，這種臨界點愈來愈接近。覆巢之下無完卵，如果有某個集團希望在香港建立殖民地式的管治制度，必須記得帝國不可能永遠日不落，而今時今日的世界，已經是網絡普及的世界，而不是港英時代那個還有大東電報局的世界。

庫斯克
Blogger、自由撰稿人

公民社會需要怎樣的家庭

麥沛泉先生在〈維護家庭價值聲音應獲尊重〉一文中，指出家庭是公民社會的基礎。誠然，家庭仍是構成現代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生活的不協調，比如是家庭暴力，往往會衍生出一些社會問題。可是 即使如此，麥先生對家庭及公民社會的見解，卻是流於簡化。

家庭不一定促進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需要家庭的參與，可是這卻不代表重視家庭的價值觀必然有利於公民社會的建立。劉兆佳曾指出幾十年前 香港社會的功利家庭主義，正是港人政治冷感的成因。當時香港市民的生活，以他們所屬的家庭為中心，而家庭成 員都以促進家庭福祉為目標。可是這種把家庭放在首位的價值觀，卻令港人忽視在家庭以外的社會生活。他們只視 社會為一個謀取家庭收入的地方，對社會事務提不起興趣。當他們生活遇到困難，亦只會求助於家人，而不會透過 社區力量在政治領域解決問題。縱然後來有學者質疑劉氏低估了香港的社會參與，香港公民社會確是在1970年 代始逐漸興起。

中國的傳統文化亦是以家庭為中心，可是傳統中國卻沒有興盛的公民社會。縱然儒家思想主張透過修身齊家，可以 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可是在實踐上中國人的關懷卻未能超出家庭的層次。正如金耀基教授所指出，中國人在家 庭之內是群體主義者，走出家門卻會成為不折不扣的個人主義者。建設公民社會，需要家庭的力量，卻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家庭之上。

不能為維護家庭不惜一切

穩定的家庭生活，可以令家庭成員免於飄泊，令他們更容易參與社區的結社活動。家人間的緊密關係，亦能成為凝 聚社團的力量。若要基於這個理由去維護一夫一妻的家庭，當然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我們需否為此而 不惜代價。

畢竟社區的動員，並不是公民社會茁壯成長的充足條件。一個能夠有效地進行社區動員的公民社會，最終亦有可能 成為一個泯滅人性的暴民社會。以研究公民社會著稱的畢南(Robert Putnam)曾指出，在結社生活較蓬勃的意大利社區，其民主管治比別的社區更佳。可是後來的一些研究(如 Wellhofer 2003)卻指出，這些地區同時也是昔日法西斯黨興起得最快的地區。有效的社區動員能夠促進民主，也同時可 以為專制勢力所利用。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除了需要進行社區動員，還需要有建立一個尊重民主過程的公共文化。 以寬容與互信就社會的問題進行理性對話，則是這種文化的核心價值。

優良的公共文化與較保守的家庭倫理，並不一定互相排斥。可是在《同志．戀人》及中大學生報的風波中，他們用 盡建制中的投訴機制，把一些較前衛的意見壓下來，收窄了香港的言論空間。他們與聲稱自己關懷家庭的政黨合作 ，卻從不過問該黨關於民主價值及公民參與方面的表現及立場。他們對內把自己裝扮成備受欺壓的少數派，對外又 動用龐大的資源登廣告營造道德恐慌，削弱了不同立場人士之間的互信。也許保守的家庭價值有利於公民社會中的 結社生活，但維護家庭人士歇斯底里的態度，則已對公共文化造成損害。

維護家庭人士的價值與信念，當然應該被多元社會所尊重。但是他們又能否學懂寬容與互信，在不損害公民社會發 展的情況下，以說理的方式宣揚自己的信念？

參考
1. Lau, S.K. 1984. Th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 Wellhofer, E.S. 2003. “Democracy and Fascism: Class, Civil Society and Rational Choice in Ital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1):91-106
3. 呂大樂，陳健民，2001。〈在家庭及政治社會之間：香港公民社會的構成〉，收錄於陳祖為及梁文韜編，《政治理論在中國》

明報．2008年8月19日

與伊雲斯論民主發展

2005年底的世貿會議，至今已將快一年。當時市民目不暇給的見識過世界各地民間團體的抗爭方式，可是不消幾個月，市民的記憶卻早已煙消雲散。這個城市的輿論，彷似已不再與全球化及反全球化有任何關係。

在這個無人紀念的一週年，來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發展社會學權威伊雲斯(Peter B.Evans)卻低調赴港，於週前中央政策組的會議中發表演說。在會議前夕，伊氏撥冗親赴中文大學與研究生對談，而筆者亦有幸能於席間問了一些問題。

伊氏認為，像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一類反全球化的論述，往往會忽略了人的自主性(Agency)：因為這些理論似乎假設了一個人身處於邊陲或核心的地區，其命運便會被篤定。伊雲斯認為，即使是身為依附者，亦有可能去透過種種策略去改變自己的命運。

可是，伊氏也不是全面擁抱全球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者。他不迷信市場，並指出國家政策在全球化紛圍下的經濟發展中擔當了重要角色。伊氏指出不少東亞國家能在二十世紀末由貧轉富，並不全是自由市場之功勞，而東亞國家在經濟起飛期間作了不少扶助國家經濟的努力。即使在被視為自由經濟模範的香港，政府亦做了不少功富去維持香港的營商環境：透過興建公屋解決居住問題、藉教會及非牟利團體等代理人搞福利、辦教育，而教育及考試制度則為市民提供了相對公平的上向社會流動機會。日前辭世的佛利民視香港故事為自由放任市場成功的證據，似乎只是個美麗的誤會。

而資訊在近代全球化經濟中愈來愈重的角色，令國家的介入顯得更為重要：因為政府是唯一一個能夠提供全民教育的團體。而資訊的交流、思潮的激盪，是這種知識型經濟能夠發展的關鍵。經濟的發展，再也不能依靠少數人對資本的壟斷。比如說東亞的成功，並不是基於對各別行業的補助，而是建基在政府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而在政治的層面上，這亦代表了單單拉攏富人、「行政吸納政治」的制度已經變得落伍。既然交流資訊、激盪思維在社會的經濟發展中會愈來愈重要，政府亦需要吸收來自社會各界的訊息及意見，而唯有民主制度能做到這一點。這樣，民主政治便成了新時代的致勝之道。

全球化的公民社會與民主發展
新時代的發展需要民主，同時也為爭取民主的運動提供了空間。伊雲斯指出，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霸權並不能混為一談。縱然後者於全球化過程中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可是全球化也同時為反霸權的運動提供了空間。隨著資訊的流通，公民社會團體可以與世界各國的相似團體串連，並以此作為與本土精英對抗的本錢，為促進民主發展添加了力量。比如說巴西的地方組織就曾透過與國際環保組織結盟，抗衡侵占他們土地並砍伐樹林的地主。而墨西哥的查巴達(Zapatista)民族解放軍，亦靠在國際媒體上曝光，令他們能以較少的暴力達到現有的影響力。

不過，伊雲斯並不認為民主必然會於新時代降臨。全球反霸權運動的空間，是有可能被親精英或反民主的力量所利用。伊氏在柏克萊的同僚曾在泰國發現，一些地主也同樣會與國際環保組織合作，以保護生態環境的名義驅逐在土地上的佃農。全球化已經為公民社會的抗爭提供了空間，但抗爭之成敗又要視乎公民社會團體如何把握機會。

伊雲斯的理論，或會叫香港的朋友感到陌生。我們或能理解伊氏前半部的結論：香港的政商主導寡頭政治，早已是不合時宜。可是，既然當權者不會因而自動下放權力，我們便需要問：香港的公民社會還能幹些甚麼？

對於大部份香港人來說，去年世貿會議會場外的抗爭，只是一場觀看異國風情的獵奇體驗。可是，若伊雲斯所言非虛，那麼異國人陌生的抗爭，對我們絕不是無關痛癢。香港公民社會的國際視野，也許決定了香港民主發展的成敗。在去年12月21日的一場民主晚會，有韓國農民上台講話。筆者那時有點時空錯置的感覺，但回想起來，這也許象徵了新一代全球化民主運動的開始。

RISK‧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