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牟利界別的結構演變

在近幾十年,除了商界以外,非牟利界別也是逐漸走向分化。而事實上,非牟利界別分化的情況比起商界更為嚴重。在主權移交後十一年,香港的非牟利界別可謂是土崩瓦解。

在一九八三年的同心圓圖中,只有兩個弧島組織,而其餘的組織都處於一巨型虛線圓之中。在此虛線圓中,有三個小型粗線圓和一個大型粗線圓。有約三分之一的非牟利組織是處於這大型粗線圓之中,而這粗線圓可謂是非牟利界別交織網的核心。一些重要的傘式組織(Umbrella Organizations),比如是社會服務聯會以及基督教服務處,都是核心的成員。相較於同一時期的商界與政府委員會界別,非牟利界別並不是那麼團結,但總算能維持一個相對緊密的網絡結構。

而一九九七年的非牟利界別交織網,比一九八三年略為鬆散。孤島組織的數量仍然不多,而巨型的虛線圓仍然存在。不過在虛線圓中的核心卻消失了,只剩下四個小型的粗線圓。而社會服務聯會和基督教服務處這兩個傘式組織,都處於同一個粗線圓之中。

而二零零八年的非牟利界別則可謂是全線崩潰。孤島組織的數量急增至七個,約佔主要非牟利組織的五分之一。其餘的組織則分別分佈於一個小型的虛線圓,以及一個巨型虛線圓之中。巨型虛線圓中,只剩下一個小型的粗線圓,當中包括了社會服務聯會和基督教服務處這兩個傘式組織。

我們亦可以透過量化分析,去量度非牟利界別分化的程度。以下幾幅圖記錄了歷年界別內團結指數最高的十大機構之量化評分。我們會發現在主權移交後,這些應該是把非牟利界別團結起來的組織,其界別內團結指數以及跨界別連結指數都是異常低迷。社會服務聯會和聖雅各福群會的跨界別連結指數是特別地高,但其界別內團結指數評分都是極低。

香港大學管治及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在二零一零年的研究,仔細地分析了非牟利界別鬆散的網絡結構。只可惜該研究未能比較非牟利界別隨時間的演變,因而未能直接指出非牟利界別分化的原因。本人著作的研究相對上比較簡單,但其跨時段的比較分析,也許可以算是一種補充。

進深閱讀:
Lee, Eliza W.Y., Joseph C.W. Chan, Danny W.F. Lam, Elaine Y.M. Chan. Helen K.H. Liu, Rikkie L.K. Yeung, Yuki H.T. Chan, Kay C.Y. Lam and Norbert K.N. Chan. 2010. “Serving Alone”: The Social Service Sector in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on the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2009.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e for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eb.hku.hk/~ccsg/files/Serving_Alone_final.pdf)

悲公共空間之狹窄:明報被評不雅後之感想

在2007年5月23日,淫褻物品審裁處作了一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決定。明報的星期日生活因探討中大學生報事件,被淫審處裁定為二級不雅刊物。筆者看罷這個報導,感到異常憤怒。

筆者的倫理觀談不上是前衛,對於衝擊主流道德的社會運動亦沒有甚麼興趣,本無意去淌這一渾水。學生報事件的發展,卻愈演愈烈。為回應一群大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小錯誤,中大校方急不及待的與之劃清界線,而淫審處則作出了一連串荒謬的裁決。為了一個應在校內解決的小錯誤而鬧得滿城風雨,值得嗎?

學生報被淫審處裁為不雅,我們尚且可以說是因為學生報情色版的討論不夠嚴謹。可是星期日生活的遭遇,卻令筆者摸不著頭腦。明報是刊載了情色版問卷的部份內容,可是出事的文章分明是用了多個角度去討論該問卷的問題,而問卷最易引起反感的回應部份亦已被裁掉。該文的行文縱採用了較輕鬆的手法,卻完全沒有挑逗或誨淫的用語。除了該文章以外,星期日生活亦刊登了多篇以不同角度探討學生報事件的文章,明報是以亦盡了平衡報導的責任。除此之外,我們亦不要忘記明報對學生報事件持保守的立場,曾批評過學生報「風流不成變下流」。沒有證據,沒有動機,何苦稱之為不雅?

筆者不會否定道德倫理的重要。可是沒有公共的討論,就沒有公共的倫理。在一個理想的公共討論,社會各界均應有權參與、有權提問,並以真誠的態度討論、按理據去作出決定。不以這個理想為目標,公共討論也就沒有可能。若然沒有傳媒的忠實報導,那公眾便沒有知情的渠道,更惶論參與或提問了。若傳媒不把學生報的所作所為作全面的報導、若傳媒不刊載社會各界對事件的評論,那社會人仕怎可能徒公共討論中認識到學生報的孰是孰非?筆者認為,明報星期日生活對學生報事件的詳細討論,滿足了真誠討論的要求,亦捍衛了公眾的參與權及提問權。而星期日生活的討論態度,亦沒有違背以理服人的原則。淫審處的愚行,嚴重侵害了香港人的言論自由。筆者尤其不解評審委員蔡志森的強硬態度:他好歹是資深傳媒人,可是在明光社混了幾年,就把新聞自由的重要性忘得一乾二淨。以道德之名壓制異議,只會扼殺社會公共討論的空間,令公共倫理無法建立。這不是捍衛道德,而是徹頭徹尾的不道德。

一些朋友或會強調言論自由並不是沒有界限的。可是,究竟這個界限該如何去定、由誰去定?究竟淫審處的評審委員是按著甚麼準則進行裁決?究竟這些評審委員,又是否真的能代表社會的倫理觀?為何參與評審的,大多是淫審會中一小撮的評審委員?淫審會的評審了無章法,其裁決過程欠缺透明度,我們怎能不懷疑淫審處被少數人公器私用,成為了他們壓制異見的工具?我們放心把言論自由的界限交由這爛透的制度去定奪嗎?

社會人仕或不能接受學生報的性倫理立場,一些朋友或會覺得明報受罰乃是自討苦吃。可是筆者希望大家可以明白,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已不再只是學生報或明報的問題。為了香港的公共討論空間,是時候站起來了!

獨立媒體‧2007年6月

哀文人辦報之終結

近日《信報》的大股東終於證實,這份老牌財經報章很可能會成為李澤楷的囊中物,如今只餘細節的磋商。有學者認為,《信報》被收購意味文人辦報之終結。

香港的傳媒,至此已為財團所壟斷,傳媒也許還不忘其文化使命,但它已主要是一盤生意。

財團壟斷不利傳媒監察
上一代的多元主義者相信,不同傳媒在市場上的競爭,既可促進信息流動,亦能使傳媒成為對有權勢者的監察者。不同傳媒為取悅讀者,便會爭相以更快的速度報道更豐富、更準確的資訊,以免在激烈競爭下被淘汰。最終大眾便可憑得到的資訊,得悉社會的重要事件,從而監察負責者的言行,令市民得以實踐社會參與的公民權利。

可是,按著生意邏輯運作的傳媒,卻與多元主義者的理想有段距離。豐富及準確的資訊,卻不一定是賺錢的資訊。傳媒能否賺錢,並不視乎報道能否為社會帶來進步、能否為文化帶來提升。最重要的,卻是媒體的收看率。複雜的討論,或是挑戰常識的思想,在長遠來說或會成為社會的珍貴資產,在短期內卻往往不受歡迎,傳媒若要在短期內翻本,它的報道需盡可能地顯淺,並避免太多的批判。這樣縱然迎合了讀者的口味,卻有損市民的知情權。

再者讀者並不是傳媒收入的唯一來源,廣告收益若非更為重要,也是舉足輕重。傳媒若只是一門生意,那它便需討好廣告客戶、避免對他們作出太多的批判﹕可是,這些客戶又往往是位高權重的顯赫人物。而在香港,亦曾有財團因某傳媒的不利報道而抽起在該傳媒的所有廣告。在這種經濟壓力下,會令傳媒不敢成為替市民監察的機制。

除此以外,若傳媒都成為財團的屬下機構,將會令傳媒的取向趨向單一化。縱然其報道方針不盡相同,但至少它們都會過濾與財團意見相左的報道。符合中環價值的聲音將會佔據傳媒大部分空間。比如在去年世貿會議,大部分傳媒都採用了較親建制以至是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較中肯的傳媒會視反世貿示威者為好心做壞事,另一些傳媒則將他們塑造為異徒。大部分的本地主流傳媒都不會採用如依附理論一類的左翼觀點作為分析的主調,以財團為老闆的傳媒亦可因政治上的需要,限制某些社會議題的出現,美國政治學家沙奇奈德爾 (Elmer Eric Schattschneider)稱之為「偏見的總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

請珍惜文人辦報的遺產
有論者或會指出,世界上傳媒信息最豐富、傳媒監察力量最大的地區,都是由財團主導傳媒的。筆者的擔憂,純屬杞人憂天。

傳媒最能替市民充權的地方,大多是財團辦傳媒的地方,這事實筆者不會否定。可是,這些地方的傳媒亦受著新聞界專業傳統的倫理規範。它們的新聞從業員實力雄厚,一方面能夠監察同業的操守,另一方面亦能頂老闆的壓力堅持編輯自主。傳媒要為市民發掘真相、監察權貴,早已內化為新聞從業者的共同價值。在這種背景下,外國的傳媒才可能有像莫魯(Edward R Murrow)這種無視市場、不畏權貴的敢言者。

可是香港卻沒有這樣的深厚傳統,而新聞從業員在老闆面前亦手無縛雞之力。多年前的亞視六君子事件,以及較近期的商台封咪事件,都在告訴我們若得罪了傳媒的老闆,前線員工就會落得丟飯碗的下場。在此地特殊的處境下,財團對傳媒的壟斷,值得我們擔憂。

文人辦報的時代已成過去,可是香港仍有幾份報紙保留著文人辦報時代留下的遺產。這可謂是香港傳媒最後的曙光。可是這些遺產會否因財團的一念之差化為烏有﹖而持有這些遺產的報紙又能否在現有的競爭中生存下去﹖對於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這些問題遠比某周刊有否露點,或是某報用詞是否粗鄙更為重要。

明報‧2006年7月31日

意識形態治國的千年國度:從《冰點》事件談起

在2006年一月廿四日,《中國青年報》宣布停止出版其《冰點》週刊1,使中國政府對新聞自由的箝制再度成為傳媒報導的焦點。根據報導,《冰點》敢言的作風,早已令政府感到不滿2。在2006年一月十一日,袁偉時教授在《冰點》刊登〈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批評中學歷史教科書不尊重史實,令中國的青少年「吃狼奶長大」3。共青團中央宣傳部批評〈現〉文才是歪曲史實、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並藉此令《冰點》停刊整頓4。在各方施壓下,當局讓《冰點》在三月復刊,可是《冰點》的正副編輯同遭撒換5、而《冰點》的復刊號亦需刊登一篇批判袁偉時的文章6

新聞自由備受壓制,在中國早已不算是甚麼新聞。我們或可將此事看為一個別事件,然後痛斥當局卑鄙無良。可是關注我們卻不得不問一個問題:為甚麼像《冰點》事件這類的悲劇,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神州大地上發生?是不是有一些結構性因素,令中國難以走出禁制言論的鐵籠?

意識形態與傳統中國

也許,這與中國看重意識形態的千年傳統,不無關係。

如何令國民團結一致,乃是古今中外的領導人均要面對的治國難題7。在資訊及管理技術均不發達的古代,領導人會採用簡接管治的方法減輕管理的成本8。這難題卻突顯了我國文化早熟的一面:在秦代中國已經實行郡縣制,成為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9

可是事實上,中國的統一在初期並不成功。秦歷時十五年而亡,到了漢初部分偏遠地區亦重新實行了封建制度10。根據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對權力的分析,中國若要再次行使中央集權,必須解決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的問題11。可是如何可以在幅員廣大的帝國建立合法性?答案是四個字:意識形態。孔子奠基的儒家學說,強調從個人道德教化作為建立社會秩序的手段12。他們透過將民間倫理理論化13,最終在漢武帝期間成為中國的國家意識型態14。這套意識形態的精要,在於「內聖外王」的理想,在於將政治與道德合而為一。君王被期望成為一有道德的聖王,從而令他可以作眾人的師長及領袖15、也就是一位有非凡道德品質的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16。而孔子所提出「正名」觀念,在此發揮了作用:所謂「正名」乃是指人的義務與其地位不可分割,君主有君主的義務,臣民有臣民的義務17。而不論君主是好是壞,臣民也有義務盡忠。

知識分子在這制度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與政權及權貴建立了共生關係18。他們不單是政府官員的來源,也教育及指導大眾,提供人生價值的規範19。在某程度上,知識分子是國家意識形態的執行者,亦是官民之間的橋樑,而政府的角色,主要是對臣民作道德領導,對社會事務只會作低度的參與20

直到清代,縣官仍然是中國政府最低層的官員。一位縣官需要管近廿萬人口21,在古代的標準看,這已是一個小國的規模。地區的基層管理,必需仰賴如保甲制度這類由居民自我約束的制度22。地區上的知識分子,即士紳階級,成為了地方官與鄉民之間的中間人。他們為了縣官出謀獻策,亦主導了地區的基礎建設及慈善事業23。除此以外,他們亦設立私塾,一方面支持政府的科舉制度,另一方面則以儒家思想教化鄉民24。而在距中原較遠的華南地區,宗族主導了地區的事務,亦擔當了士紳承擔的角色25

簡要而言,中國在近幾千年來,在體制上仍然採用簡接管治的方法。可是儒家思想這強而有力的意識形態,加上知識分子的協調作用,令中國能夠成為世界首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

新中國與其國家意識形態

驟眼看來,上文所討論的現象,早已被歷史洪流所淹沒。馬克思主義取代了儒家思想的地位,而新中國亦不再與地區士紳分享權力,而成為了無所不在,無所不管的全能主義國家26。可是在轉變的背後,中國仍然仰賴大眾道德及領導人道德號召力進行魅力型管治,而仍然未能建立以制度及法律治國的合法型統治(Legal-rational Authority)27

在中國共產黨仍與國民黨進行鬥爭之際,已開始將馬克思主義本色化,令其受到儒家價值的影響。在戰禍連年、缺乏學術資源的年代,實際需要令中共以培養道德品格的方式培育黨員28。劉少奇在其膾炙人口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提出階級鬥爭不單要改造社會、也要改造個人29,他引用了孔子及孟子的教導,利用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主義倡導共產主義的理想30。劉氏將馬列主義的知識,轉化為道德理想的模範,使我國的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以倫理為中心的理論31。馬克思主義不再是一種知識,是以堅定純潔的道德理想成為了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必需32。而這樣,與道德自省相若的自我批判,成為了中共黨員的必修科。儒家企盼從道德教化改變社會的「內聖外王」理想,在中共以新的面貌、新的語語重新展現33

在新中國於一九四九年成立後,這道德要求不再只是共產黨員的事,而是對所有人的要求。而知識分子則是這「新倫理運動」的主要目標。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是一種可以為新政權利用的力量34,昔日君主如何靠士紳維繫維持「道統」,今日中共也要知識分子捍衛毛澤東思想。這樣,新中國便於五十年代開展了一連串的思想改造運動,當中又以知識份子為特別針對的對象,在這一連串的運動中,知識分子需要學習並接受馬克思、列寧及毛澤東思想,要接受群眾的批判,也要公開進行自我批判。要是在後來的總結報告中,發現其覺悟的程度不及水平,便需重新進行改造35

這種對意識形態的操控,在新中國的歷史中並不罕見。類似的思想改造在後期的反右運動再次出現36,對後來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亦十分深遠。在毛澤東掌權的年代,政策的辯論都是透過意識形態的原則來合理化37。在文革後上台鄧小平亦沒有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思想38。鄧氏只是以務實的態度重新詮釋毛氏的思想39,卻沒有與之割裂。在短暫的蜜月期後後,鄧氏收緊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對反對「四項基本原則」40的思想進行鬥爭、並開展了反精神污染的運動41。而在《冰點》批評袁偉時的文章,縱然努力地以理服人,卻仍然堅持毛澤東的唯物史觀不能動搖42

新中國與傳統中國社會,都是以國家意識形態治國的國度。縱然新中國採用了馬克思主義,其治國理想與儒家思想有天淵之別,可是它仍舊採納了昔日的治國方式。新中國仍然相信「內聖外王」。認為道德的人可建造更美好的社會,只是道德的定義給改變了。新中國仍對「士紳」有所期望,期望知識分子能服膺於國家意識形態,並為政權而服務。新中國仍然相信,政治領袖也就是道德領袖,不同的,主要是新中國採用了較急進、高壓的手段。

總結

在《冰點》事件中,我們看到當局對人的思想、價值觀及意識型態未敢放鬆。它仍然寄望透過壟斷正統的意識形態行魅力型的統治。可是魅力品質終有平凡化的一天43。在歷史中,中國的君主是會因施政的挫折而失去「內聖外王」的道德魅力,令他們失去支持而被推翻44,使歷史墜入治亂興衰的循環。而魅力型領袖的接班危機,最終會令統治需要改為傳統型(Traditional)或合法型45。而在國家要發展經濟的的情況下,反經濟、反體制的魅力型統治46亦不合時宜。

《冰點》事件的發生,意味著當權者仍然採用著古老的辦法去回應現代的問題。可是對意識形態的操控,能在資訊發達的當代維持多久?對思想的箝制,能配合當代的知識型經濟嗎47?我國必需改革法制,實施合法型的統治,讓以國家意識型態治國的時代成為過去。

1〈冰點遭停刊、斥當局卑鄙〉,《明報》,2006年1月26日
2〈冰點評擊時弊展犯禁〉,《明報》,2006年1月26日
3 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冰點周刊》,2006年1月11日
4《關於對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錯誤刊發〈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的處理決定》,共青團中央宣傳部,2006年1月24日
5 路透社:〈中國允許冰點3月起復刊,但兩編輯被調職〉,2006年2月17日
6〈冰點刊登長文批評、袁偉時讚理性討論〉,《明報》,2006年3月2日
7 Hechter, M., Containing National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38-9
8 Ibid, p.40-1
9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台北:聯經,1993),頁39-43
10 同上,頁51
11 Weber, M.著,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238-9
12 張德勝:《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中國思想的社會學詮釋》(台北:巨流,1989),頁82
13 同上,頁142
14 同上,頁147
15 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頁113
16《經濟與社會(上卷)》,頁269
17 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頁17
18 正面來說,這些關係令知識分子掌握權力。反面來說,則令他們喪失自主性。
19《中國文化要義》,頁154
20 同上,頁163-5
21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頁50
22 同上,頁52-3
23 同上,頁66-7
24 同上,頁69
25 同上,頁64-5
26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142-4
27《經濟與社會(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242-51
28 Fung Ho Yuen著:〈從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探討馬克思主義儒家化(四之二)〉香港青年政策研究所(ROUNDTABLE)E-Journal No.22,2004年 11月23日
29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九三九年在延安馬列學院的講演》(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一節
30 Fung Ho Yuen著:〈從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探討馬克思主義儒家化(四之一)〉,ROUNDTABLE E-Journal No.21,2004年 11月19日
31〈從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探討馬克思主義儒家化(四之二)〉
32《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四節
33 Fung Ho Yuen著:〈從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探討馬克思主義儒家化(四之三)〉ROUNDTABLE E-Journal No.23,2004年 11月26日
34 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第一節(摘自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網上中國研究論文庫,網址: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058
35 同上,第二節
36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頁671
37《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頁81
38 同上,頁115
39 同上,頁119
40 四項基本原則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41《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頁124-6
42 張海鵬:〈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冰點周刊》,2006年3月1日
43《經濟與社會(上卷)》,頁274
44 Gerth, H.H. & Mills C.W. Ed, Weber, M.,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248-9
45《經濟與社會(上卷)》,頁276
46 同上,頁271-3
47 梁文道:〈時代是會變的,春天不遠了〉,《明報》,2006年2月1日

時代論壇‧2006年2月

Sexuality in the Public Sphere: Reflections on the debate on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 Ordinance (SODO)

Sociologists often disagree each another for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Society. There are three main axis of debates throughout various Sociologists. The first among them is the debate between Scientific Sociology and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while the former stress on the importance of treating “Social facts as thing” and highlighted on the objectiveness of Social phenomenas, the latter stress on Verstehen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ive feeling of the social actors under study. The debate between Conflict theory and Consensus theory is the second axis, in which the former stress on the effect of conflict while the latter stress on the effect of consensus. For example, Conflict theorists would conclude that Social stratification is the result of Power and domination, while the Consensus theory would explain the same matter in terms of Social consensus on the importance of a particular function. Contin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