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著對民粹政治的抗拒，以及與中國藕斷絲連的矛盾心結，一些在野人士會條件反射地把本土思潮斥之為「偽議題」。本文會討論對比較常見的三種批評。有論者認為香港歷史不長，與中國又只有一河之隔，只是個住滿中國移民的城市，挪用臺灣獨立運動的經驗發起本土運動是只對歷史無知。比較左傾的朋友，則認為香港社會最大的問題，是貧富不均的分配正義問題，本土與否則是無關宏旨的。此外，亦有意見認為民主與獨立和自決等本土主張無涉，是以應該只談爭取民主、迴避爭議。但這三種質疑，都未有考慮到當代香港在中國帝國主義宰制下的殖民處境。釐清這三種質疑的盲點，能令我們看清楚香港殖民體系之構成，而本土思潮就是不可或缺的回應。
標籤彙整： 中港矛盾
中港矛盾﹕《香港簡史》未算敏感
在香港書展期間，傳出高馬可教授(Jonh M. Carroll)的《香港簡史》遭中資的出版社刪改，成為了讀書人圈子的熱門話題。相關報導列出了遭刪去的敏感章節，不過論敏感，《香港簡史》其實比不上由高教授博士論文改篇的Edge of Empires。此書雖然只紀錄至香港淪陷前夕，沒有對現代政治的評論，但其史觀卻與政治正確的愛國主旋律大相逕庭。
此書在第一章便開宗明義，批判了建基於非洲和印度經驗的殖民理論。殖民帝國對殖民地的政策，在不同地方不同地點會有不同的表現。殖民統治並不只是有壓迫，而前殖民的社會更不是偉大光明正確。如書中結尾引述德國殖民地歷史學家Jurgen Osterhammel所言，"(not) every domination by foreigners has been perceived by its subjects as illegitimate foreign domination"。
香港處於中華帝國的邊緣，一直都住著不為中國主流接納的一群。穆黛安(Dian Murray)及安樂博(Robert Antony)的華南海盜研究指出，閩粵沿海住著一群與主流中國格格不入的蜑家人和水上人。他們有獨特的文化，亦有一套有別於大陸農耕經濟的社會體系。他們乃中國的化外之民，比如說蜑家人要直到雍正年間才能夠獲得平權，之後他們亦被陸上人及官府岐視，令他們難以透過科舉等制度作上向流動。於是，他們有的像鄭成功那樣割據自立，有的介入了南洋諸國的政治，有的像張保仔那樣成為雄霸一方的海盜，亦有為數不少的沿岸居民參與了與西方的走私貿易。據陳偉群博士考據，當年怡和在簽訂南京條約前向英國國會游說保留香港，其中一個原因是怡和早已與珠江口附近居民成為緊密的合作伙伴。
是以西方的殖民統治，對他們而言其實是一種解放。我們不要忘記，與非洲及印度的情況不同，香港不單要面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旁邊的中國縱是積弱也是不容忽視的帝國強權。而中國這個帝國，當中也是充滿著暴力與壓迫。兩股帝國勢力的對衡，使香港成為了一個可讓沿海平民喘息的空間。他們憑著與英國人勾結合謀，得到了名譽金錢地位。他們巧妙地利用了兩個帝國之間的狹縫：他們用在香港賺得的錢買中國的官位，或是用洋商買辦的身分避開官府的敲詐做自己的生意；之後他們用中國的名銜爭取英國人的尊重，身穿官服參與東華醫院的會議，扮演中國的駐港代表。透過雙重的角色扮演，香港的華人精英逐漸興起，並成為了不中不英的獨特族群。
這一群精英縱然對中國未能忘懷，但他們對理想中國的想像，卻是香港殖民地經驗的產物。這種香港經驗，造就了具香港特色的愛國主義。香港精英相信愛中國，就要移植香港的殖民經驗，他們以香港殖民地體系的標準去檢視中國當代的制度。一些精英甚至會像何啟那樣，主張愛國就要促進英國殖民主義的在華利益。何啟是革命黨的支持者，但在義和團之亂期間，他與韋玉卻與香港政府密謀推動廣東獨立。與此同時，何啟亦是首位提倡香港人優先的立法局議員。他於局中多次反對政府提供更多福利，這一方面是基於其資產階級的立場，亦因為何啟主張政府應優先照顧本土華人。何啟認為無差別的福利政策，只會招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最終損害到本土人的利益。香港精英或許覺得自己是愛國的中國人，但他們更覺得自己是有別於其餘四萬萬人的特級中國人。羅永生由博士論文改篇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對此亦有精闢的討論。
這種與中國有所區別的意識，到了省港大罷工時更上一層樓。香港華人精英意識到左翼廣州政府的敵意，覺得北方的搗亂者要向他們土生土長的香港宣戰。他們積極的協助香港政府平息風波，他們有些成為了與廣州政府談判的代表、有些組織了義工填補罷工者留下的空缺、有些成立報刊發動輿論戰、有些甚至支援由落難軍閥組織的反罷工特務組織。在過程中確立了他們的香港人身份，亦向香港政府證明自己為對本土對政府忠誠的香港人。自此他們視香港政府為代表自己的政權，而港府亦投桃報李，於1926委任周壽臣入行政局，並視華人精英為不可替代的管治伙伴。
本書顛覆之處，在於指出殖民主義在香港的獨特處境中，有時可以是一股促進本土興起解放力量。而香港的本土意識，其實在遠早於七十年代已見雛形。批評者或會說這種本土意識，不過是屬於那群高等華人，與普羅香港市民無關。可是，如國族主義大師Benedict Anderson所言，當年南美洲的第一波國族主義思潮，也不過是局限於奴隸主階層的共同體想像而已。而之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其實初期亦只是源於知識精英的共同經歷。但共同體意識只要成型，很快便能夠突破階級的藩籬，得到自己的生命力。
《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7月21日
本土論戰與世代之爭
在近幾年，在香港民主派的支持者中，出現了一場因本土論述而引起的論爭。本土派認為，香港是一個與中國大陸有異的城邦，在過去六十年兩地長期分隔，走上了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是以，兩地的文化差距越來越遠，而中港的利益亦不再一致。因此民主派需要做到中港分隔，以香港的利益為優先，而不會動不動就以民族主義衡量中港關係。對於大陸的事，他們則認為香港應獨善其身，主力要放在防止大陸介入香港人的政治社會生活。而比較愛國的老一輩民主派，則堅持香港的民主，無可避免要建基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成功。他們亦有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感情，認為爭取民主是愛國的表現。
在近幾個星期，民主支持者的內部就是否參加六四燭光晚會，意見分歧。支聯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為口號，令不少本土意識較為強烈的朋友嘩然。一些本土派的中堅分子，亦於面書或網上媒體中呼籲民主支持者不要再參與六四晚會。
這可能是民主運動發展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撕裂。不過細心觀察，我們可以發現這也可能是一場世代之爭。這是嬰兒潮一代的民主派，與在麥理浩時代之後長大那代熱血青年的首度交鋒。
嬰兒潮一代的民主歷程
在戰後至六十年代出生的嬰兒潮一代，生來就註定是矛盾的一代。他們一方面是第一批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他們不像上一代的香港人那樣，只視香港為臨時謀生之地，期望賺夠一筆之後便可以衣錦還鄉。在中國赤化後，中港兩地之間的人口已不能再像之前那樣自由流通。嬰兒潮一代既斷了回鄉的路，其人生經歷亦與同期的中國人大相逕庭，如此令他們產生了以香港為家的本土意識。而然，這一代人亦親眼目睹殖民統治壓制及腐化的一面。到他們踏入青春期以至是上了大學時，中國國力漸強，令他們印象深刻。而同時左傾思潮席捲全球，令關心社會的新一代對赤色中國產生了憧憬。他們亦因此投入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學運，比如是七十年代的釣魚台運動，並以批判香港政府的殖民統治為己任。
在學運分子中，國粹派將焦點放在認識祖國，主張關心中國的問題，認為只有先解決中國的問題，才有望解決香港的問題。與他們相對的，是主張關心香港社會問題的社會派。兩派於學運中爭持激烈，但他們同樣的主張中國民族主義，都反對香港的殖民制度，亦對左傾思潮有好感。他們與國粹派的分歧，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不如說是策略上的分歧：國粹派認為愛國反殖要由中國開始，而社會派則認為是要由本土開始。
當時麥理浩大幅擴充政府功能，社會上出現了大量與政府服務或社會福利有關的職位空缺。不少社會派的同學，都修讀了與社會服務有關的學科。他們在畢業後，投身於社工、醫療、法律等專業。他們逐漸形成了一個能與商界及工商專業分庭抗禮的服務專業階層。他們在工作崗位上，與社區上的基層多了接觸，了解到社區居民日常遇到的問題。於是他們利用在搞學運期間得到的經驗及人脈，組織居民搞社區抗爭。在抗爭過程中，他們意識到要解決社區問題，最終需要令居民有份參與制定與社區有關的政策。社區運動最終成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雛形。
在民族意識及民族意識的驅使下，嬰兒潮的民主派在中英談判期間，公開支持香港民主回歸中國的方案。根據羅永生等人的口述歷史，當時學運及社運人士在提出民主回歸方案前，一直都有接觸中國的統戰人員。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方面利用了嬰兒潮民主派的愛國熱誠，誘使他們提出支持回歸的方案，增加中方於香港前途談判中的籌碼。就這樣，嬰兒潮民主派與中方短暫結盟，與堅持香港要維持現狀的商界抗衡。可是事與願違，中國在香港回歸已成定局之後，認為民主化發展會損害其對香港的控制、並深信英國會籍民主化延續對香港的影響，因而反對香港政府推行憲政改革。為了對抗民主化的潮流，中國與早前仍然親英的商界結盟，決定於回歸後延續官商共治的格局。民主派力爭一九八八年引入立法局直選，但英國方面終決定向中國屈服，令民主派的期望全部落空。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了八十年代末陷入了低潮。
六四事件令香港的政治局面扭轉過來。香港市民先是因為民族情緒同情北京的學生運動，並產生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到了北京血腥鎮壓後，香港人驚恐慌張，意識到北京的殺人獨裁政權將會是七年後的宗主國。這時候民主派期望能加快香港的民主步伐，而香港的代議政制，抗衡中國未來對香港的干預。為挽回香港人的信心，英國決定加快政制發展的步伐。由於商界及土共在六四的衝擊下一度與中共關係疏離，中國需要英國幫助令香港平穩過渡，逐與英國進行秘密談判並稍作讓步，容許香港立法局於一九九一及一九九五年引入更多的直選議席。
在六四效應的影響下，民主派在十八個直選議席中贏得了十六席。社會上的悲情與選舉上的勝利，令民主運動重新得力。代議政制的發展令香港民主派有了政治發展的空間，他們利用了在議會上的新的空間向政府施加了前所未見的壓力，以爭取改善社區及社會上的問題。這樣令他們產生了香港人治理香港事的本土意識。然而，由於六四正是所有事情的轉機，香港民主派又覺得他們與中國民主運動分享著共同的命運，甚至產生了倖存者的罪疚感，這又進一步加強了其大中華情意結。
本土為先的年青一代
而將要從嬰兒潮民主派手中接棒的年青一代，包括了呂大樂教授所指的第三及第四代人，卻有著不同的人生經歷。他們一出生，即經歷了由麥理浩改革所帶來的好生活。那時候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走上與中國不同的軌跡，亦已經發展出一套與別不同的本土流行文化。他們或縱然曾與家人回鄉探親，但卻只會視香港為自己的家鄉，反倒與所謂的故鄉格格不入。在他們的眼中，香港是一個獨特的東亞社會，是傲視同群的東亞四小龍之一。在香港與中國之間，存在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除非他們是活躍於政界或社運界的一群，因而受到了學運及民主運動傳統的薰陶，否則他們比較難產生大中華的民族認同。
對於新一代來說，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是開明而進步的。他們沒有見過四大探長的腐敗，亦未見過威利警司的警棍。他們一開始就見到廉潔而有效率的法治，很早就見過因此而帶來的社會及經濟發展。當他們開始留意社會及政治議題時，香港的代議政制發展已開始踏上軌道，還有幸見識到彭定康親民的風采。而與此相對的，中國則代表落後、腐敗、老套，新一代很早就看到中國對香港的民主進程諸多阻攔。對他們來說，中國就如一位陌生而兇惡的後母。主權移交後的種種政治亂象，更印證了他們對中國的壞印象。是以他們會懷念前朝，或會舉起殖民地時代的旗幟。這不代表他們視自己為英國人，他們擁抱的亦不是殖民主義。他們只是想做個完完整整的香港人，能夠繼續因他們自小已接觸到的文化、見得到的成就而自豪。偏偏這一切，在主權移交後卻一點一點地流失。
他們對六四也有感覺，不過觸到他們深處的不是愛國熱情，而是天安門學生挑戰權威爭取民主的勇氣。新一代在那一個星期日的凌晨，看見大人悲愴的表情，認識到香港正式成為了亞細亞的孤兒，被英國遺棄予一個殺人如麻的獨裁國家。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是香港人的成人禮，自那一天起香港人就只能靠自己。在這一代到了能夠作公民參與的年紀時，正好要面對主權移交後種種的問題。新一代的香港自主實踐意識，使他們比上一代人更容易投入與公民社會的運動之中。他們記念六四，不是因為愛國，而是因為欣賞鄰近地區昔日那群學生的道德勇氣，也是在紀念他們自主實踐意識誕生的那一個傷心星期天。
民主運動本土化，大勢所趨
兩代人在人生經歷上的分別，令他們在身份認同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嬰兒潮民主派也認同本土，但他們始終認為香港人也必然是中國人，縱然那只是一種與其他中國人格格不入的中國人。他們相信只要堅持民主自由的價值，會有機會感動到其他仍然接受專制的中國人。新一代則對中國人身份沒有概念，他們看到自己珍惜的香港文化及制度在中國統治下漸漸被侵蝕，因而感到中國是掠奪殖民者而非祖國。他們相信若要爭取自由民主，就必須要與中國抗衡，爭取香港的自主空間。
本土派的新一代固然有值得令人憂慮的地方。畢竟身份認同難以強求，以咄咄逼人的態度質問他人的本土認同，只會引起反感及反彈，反倒對本土運動的長遠發展不利。而舞弄族群情緒，亦容易擦槍走火。然而，嬰兒潮一代的大中華情結，其實亦不是真的建基於與其他中國人的共同經歷。他們置身於香港，與身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人的人生軌跡截然不同。他們接受自由流通的資訊，與資訊封閉的大陸人，其實並未一同建立過同時同地的概念。嬰兒潮一代的中國想像，其實也不過與西方人對古希臘或羅馬帝國的憧憬屬同一性質。他們在看《讓子彈飛》是能否不加思索就開懷大笑？他們看《非誠勿擾》時又能否完全投入？我想他們大多寧願不用腦的去看《雙星報喜》或《逃學威龍》，又或者對王家衛電影中的金句琅琅上口吧。在骨子裡，嬰兒潮一代始終是香港人，那是無容置疑的。
如是者，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其實終究也是兩代香港人的最大公約數。六四慘劇對於嬰兒潮民主派及本土新生代來說，均是刻骨銘心的經歷。六四經驗乃是本土意識不容抹煞的一頁，而每年的悼念活動，亦凝聚了全城堅守自由民主價值的力量。因此，紀念六四的活動無可避免會本土化，而六四的記憶要承傳下去，整個運動也必須要本土化。與其與年青一代鬥氣而高呼愛國不愛黨，倒不如把大中華情結藏在心中，默默堅守。畢竟，在身分認同的形成過程中，總容得下曖昧的空間。求同存異去為本土的自由、民主及福祉而奮鬥，方為正經。
參考資料：
So, Alvin.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國族史觀、本土危機
據主場新聞在十一月五日之報導，曾在國民教育爭議中推出《中國模式》手冊的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獲得親共商人的大筆捐款，計劃編寫《香港通史》。對於這個計劃，我們絕對不要等閒視之。當代中國研究所想怎樣撰寫香港的歷史，那是他們的「學術自由」。但香港人必須要編寫出建基於本土觀點的香港史。若我們坐視不理，任由中國國族主義的觀點壟斷香港史的論述，那我們所認識的香港，很可能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永不超生。
來自中國大陸的國族史觀要壟斷對香港史的話語權，非始於今天。在主權移交前後，中國大陸的史家為求論證中國在港主權的合理性，大量撰寫關於香港歷史的材料。王宏志教授在其《歷史的沉重》中，剖析了大陸國族史觀如何詮釋香港的歷史。總括而言，他們的招數包括：
一）略過戰後至七十年代之近代史：大陸史家所寫的香港歷史，很多時都會輕輕帶過戰後的一段歷史，在寫到光復香港後，便跳到一九八四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事關那段時間的發展，會令中國國族主義者尷尬。在那幾十年，香港社會經濟各方面均急速進步，而中國在那段時期卻政局動盪，社會屢受大躍進文革等折騰。這樣大陸史家便難以將香港的發展歸功於中國，亦不能否定殖民地政府對社會進步的貢獻。
六七年的暴動，乃源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中的暴力嚴重妨礙市民的生活，令民心背離中國政府。香港政府在暴動後大事革新，加強了官民溝通、推出了多項便利民生的制度、更成功解決了貪污腐化的問題。到了七十年代末，香港政府的殖民主義氣燄收歛了不少，社會氣氛自由開放，經濟發展欣欣向榮。這樣，香港人傾向認同殖民地政府為自己的政府。香港走上了與中國不同的道路，亦使本土身份認趨向普及。這些都是國族史觀討厭的事實。
二）強調英國統治為非法佔領：大陸史家亦經常強調英國在香港之主權，乃建基於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因而認為英國在香港的主權缺乏法理基礎。誠然，香港之所以能開埠，是因為英國戰勝了中國，然後簽訂南京條約。之後香港的拓展，一次是英法侵略的結果、另一次是強權之下不平等條約的結果。中國確是受害的一方，但是世上又豈有完全平等之條約？因戰敗而簽訂的條約，因形勢不如人而勉強簽訂的條約，仍是有法定地位的。中國與盟國要求日本接受波茨坦公約、無條件投降，其結果也是不平等條件。分別在於中國這次是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倘若中國認為英國非法佔領香港，為何它一直都不收回香港，默許英國在港施展主權？為何戰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會放棄接收香港？為何中共兵臨深圳河，隨時驅逐英國人之際，卻因要「充份利用、長期打算」而按兵不動，要到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才強調英國主權不合法？既是不合法、既是有違國族原則，那就為何要為自己政權之延續，將香港問問擱置多年？
三）強調殖民主義的不公：大陸史家特別喜歡強調殖民制度對華人之不公平對待，亦很喜歡拿十九世紀的政策做文章。假如我們看過Christopher Munn的Anglo-China，也會同意開埠初期華人所面對的，可謂是嚴刑峻法。當時香港政府管治華人的方式不符人道，亦充斥著種族偏見。老一輩的香港人還會記得在六、七十年代，他們仍要面對殖民者不可一世的氣燄。
但是這只是英國殖民統治的其中一個面向。誠然，在殖民地時代初期，香港的華人受到了不人道而又不平等的對待。但同一時期的中國人生活又如何？香港的政制並不民主，華民受到的待遇比西人差，但至少香港一直都有基本的法治，市民有基本的言論人身自由。在香港做二等公民，遠比在中國做臣民有尊嚴。在英國統治期間，一直都有大量移民湧港，他們都是用卻投票的：商人來港，因為英式法律能有效保障他們的產權；異見者來港，因為他們在此能暢所欲言；平民來港，只因惟有此地能讓他們安居樂業。
華人在香港被岐視，但在港華人到中國也會被歧視。香港素來為中國邊緣之地，其民被視為化外之民。南來文人，在香港享受創作自由，卻鮮會為香港人說好話，自王韜以來，都從心底裡鄙視香港人。擁抱中國，並不會使香港人免受歧視。
而英國管治香港，並非只有一味歧視壓制華人。香港政府亦對社會建設有不少建設，施政上亦使不少華民受惠。訪港的中國政治人物，不論是康有為還是孫中山，都對香港的管治嘖嘖稱奇、讚不絕口。英國亦多番嘗試改革，令施政更能尊重華人。楊慕琦政改計劃在現代角度看來也許算是保守，但其建議成立之市議會，直選成份高於今日之立法會。在六、七十年代，政府在未能改革政制的情況下，用盡咨詢制度探求民意，在施政上積極回應民意，其後發展已不能與十九世紀時同日而語。不過國族史觀偏偏要對這段關鍵時刻，選擇性失明。
四）強調中港自古一家親：大陸史家愛將香港出土的文物，與中國的文物進行比較，強調兩者相似之處，並以此確定香港自古已為中國一部份。但是，縱有出土文物，有物件也不代表有真相。問題在於文物不會說話，文物所代表的意義，是由考古學家所賦與的。文物在埋藏在遺蹟內，亦會與外面的世界相對隔絕，即是說文物不能反映隨之而來的社會發展。
大陸史家強調英國在香港開埠前，香港已經有人長期居住。這一點的確是事實，但這不必然是對國族史觀有利的事實。歸根究底，嶺南一帶原為百越族聚居之地，到了秦代才納入中國領土。在香港島、九龍及離島所住的，大多是蛋家水上人，他們為百越族的後人。我們難以從他們身上得出中港一家親的結論，事關他們一直都被視為化外之南蠻。嶺南一帶的中國史，也就是百越族及蛋家人受欺壓的血淚史。蛋民一直受到排擠，既不能上陸居住、亦不能參加科舉，到了南宋廣元三年，即一一九七年，官兵甚至屠殺大嶼山的蛋民。到了雍正年間，蛋民才得到平權，但他們在社會經濟各方面已無可逆轉地走向邊緣化。他們有不少靠參與沿海走私貿易幫補家計，甚至成為割據一方之海盜。香港開埠後，不少華南蛋民移居香港，並成為初期華人精英之主要來源。他們正正就是最早出現香港本土意識的一群。
新界之四大家族，在宋元年間遷居香港，與中國其他地方保持緊密連繫。國族史觀自然會多加書寫其歷史，並以此確定香港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實際上，新界是到一八九八年才成為英國的租界，那時候香港已經是一個有規模的港口城市。而事實上，香港政府一直將新界分開治理，允許新界原居民以舊有風俗處理其社區事務。新界融入位於市區的香港社會，始於七十年代新市鎮的發展。
值得留意的是，本土意識之中的香港，並不是作為地理概念的香港。香港人著緊的，是在英國在港開埠後，作為社會政治制度的那個香港。英人開埠，最終選擇在人口稀少的港島北岸建維多利亞城。香港作為一個制度，其空間乃是由英國人所創，而華南地區邊緣民眾之後充份利用了這個在中國以外的空間，大放異彩。
五）強調香港在中國國族建構的角色：大陸史家亦愛強調，香港是中國國族主義是搖籃，是中國革命及反殖運動的重要基地。此立論有其事實基礎，畢竟香港確是興中會的革命基地，在十九世紀末起又發起了多次反殖社會運動。但香港人對中國、對反殖的態度，事實上並非完全一面倒。
首先，英國進駐香港時，少見有組織的武裝反抗。香港開埠，九龍割讓，兩者都沒引起反抗。在租借新界時，的確有不少原居民勇武抵抗，發生過如吉慶圍血戰之事。但那不是反殖民運動，純粹是新界人保衛地權之舉動。當英國方面同意尊重新界人之地權，新界居民即放下武器，以後還把英國的理民官當是父母官般看待。
此外，國族史觀又只著眼於革命黨推翻滿清的運動，事關這段歷史，較易為香港人所認同。但之後香港也發生過一些反殖的國族主義運動，但大陸史家多含糊其辭。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不論其政治立場，也算是愛國反殖運動。但事件涉及文革，異常敏感，運動又不為香港人所接受，國族史觀也只好閃爍其詞。而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的省港大罷工，則是香港史上聲勢最浩大的反殖運動。當時香港人口才七十餘萬，有廿五萬華民響應運動北上廣州，這就是所謂的「行路上廣州」。期間香港經濟活動停頓，香港政府承受了龐大的政治壓力。但事件最終功敗垂成，廣州國民政府決定北伐，決定與英國修好，單方面宣佈結束罷工。香港工人最終爭取不到任何的成果，部分領袖的晚景淒涼。事件顯示中國政權會為一己之私，對香港的「愛國同胞」用完即棄。你愛國，但國家會愛你嗎？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之所以可以成為中國愛國革命的基地，正正就是因為香港是中國以外的政治實體。革命份子可以香港逃避中國政府的迫害，受到香港英式法律的保障。他們在香港享受著在中國沒有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可以出版革命書刊、引發輿論。他們只有有限的結社自由，但他們始終有人身自由，總是能保住頭顱東山再起。要不是香港殖民政府照顧他們，中國革命早完蛋了。
六）資料轟炸：這一點是王宏志沒有提及的。大陸史家擅長於資料搜集，不論其史觀有沒有見地，總是能夠提供一大堆的資料。觀乎其作品，其撰寫方法似是將一大堆資料，不論是一手史料、二手分析還是報章報導，都分類放在一個大資料夾中。到寫書時，再將資料的內容覆述一次。比如說坊間幾本有關香港財團之史書，都是如此的格式。多讀史的朋友會對這種寫作方法感到煩厭，但海量的資料會對大部分讀者產生震懾的效果。這些書資料甚多，往往令讀史之人難以完全迴避。國族史觀便可躲在令人目眩的資訊背後，潛移默化。
順帶一提，浸大當代中國研究所計劃編撰的香港通史，共一書十四冊，也是大堆頭之作。
我們該忽麼辦？
大陸史家的大陸史觀，已滲入香港多年，亦常見於香港人之主流論述。在書店中能買到的香港歷史中文書，大都是大陸史家按國族史觀寫成。香港博物館的論述，亦礙於政治正確，往往跟隨這一套國族史觀。比如說甘棠弟，原為怡和買辦何甘棠之故居。買辦之所作所為，於國族史觀看來政治不正確，然而他們卻是最地道的本土精英，他們的歷史也塑造了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但我們不能在甘棠第中，得知買辦是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參與香港社會事務。反而因為孫中山是何甘棠的朋友，令甘棠弟成為紀載中國革命歷史的孫中山紀念館。如此喧賓奪主，確是大煞風景。
長遠而言，我們必須以本土的觀點，書寫自己的歷史以作抗衡。這可能會是個艱巨的過程。不過，其實現存已有一些以本土史觀落筆的研究。牛津出版社及香港大學出版社都有香港歷史的系列，當中有不少都是以本土觀點落筆。與意同時，通面上亦有一兩本以本土立場寫成的香港通史，這包括了曾銳生教授的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以及John Carroll教授的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個人認為，Ian Scott教授那本介乎本土觀點與殖民觀點之間的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Hong Kong，再加一篇評盡的後記後便可以重印。）而透過縱觀香港歷史以探討香港獨特性的，還包括Carroll教授的Edges of Empires以及羅永生助理教授的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可惜這些香港史的著作，內容修辭偏向學術，亦都未有中文譯本。我們是否去考慮翻譯這些著作，然後再整理著作中的資料去寫幾本香港史入門呢？現時普羅大眾沒有閱讀這些書本的意欲，學生要做通識教育專題研習，亦會避開這些看上去艱深難明的書本。這樣，國族史觀的香港史依舊熱賣，大陸史家的作品會成為我們下一代的參考讀物。誠然，香港人不會熱衷於國族史觀，但那終究會令香港人，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對本土的認識日趨模糊。當我們對本土之歷史不甚了了，那又如何捍衛我們珍重的本土核心價值？
參考資料：梁文道評王宏志《歷史的沉重》
徐承恩 Eric S.Y. Ts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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