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嘲弄着我的
是自己這些孤獨的問題。
不論我究竟是誰
神啊,你知道:我是屬你。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獄中書簡》

我是誰?那可是神學家、哲學家問了幾千年的問題。

我老爸祖籍廣東香山,祖父母在中日戰爭爆發之際遷居香港。老媽則是潮汕澄海人與四邑鶴山人的女兒。但我是香山人嗎?我從未看過香山的祖屋,只知道那地方因着某位權慾熏心的蘿莉控,而被置換了名字。我是 Ka Ki Lâng 嗎?我的性格有點像潮州怒漢,也喜歡吃潮州滷味,但我既不懂潮州話、也無法想像韓江是甚麼樣子。對於四邑,本人更是完全沒有印象。我說的是粵語,每季都會到臺北故宮看華夏藝術,覺得文徵明比達文西更令人感動。可是我一家都信奉那源於中東的一神教,一直覺得耶穌比孔丘偉大。雖然本人已經離開教會,但至今仍然覺得自己是加爾文的傳人。

那我是甚麼人?我會說:徐承恩,籍貫香港島鰂魚涌。香港是我的家,更是我的國家。

然而,我是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呢?

朦朧的疑問

我是在1978年出生於鰂魚涌的一個中產家庭。我的家人對政治的事沒有甚麼興趣,取態偏向保守,覺得只要生活豐足、子女孝順就好。所以我的名字就如臺北北門一樣都叫「承恩」:這名字提醒臺北人他們正承受來自清帝國天子的恩典、也提醒本人要毋忘父母養育之恩。這樣,我的父母不會和我談政治、歷史的事,也不會灌輸甚麼國家意識。

第一次意識到國家認同的問題,是在幼稚園三年級的時候。那正值1984年末、1985年初,當時英國與中國,剛就香港前途問題簽訂了《聯合聲明》。有一天上課,老師問我們:「究竟香港是哪一個國家的呢?」喔,香港不就是香港嗎。同學舉手回答,有的說是香港、有的說是中國。答案隨即揭曉:「香港現在是英國的,但1997年後就會是中國的。」啥米?

在差不多的時間,電視播放美國對中國的籃球賽。有一隊隊員的樣子很古怪,另一隊隊員則看上去與香港人有幾分相似。比賽的過程已經記不清楚,只知道長相接近的那隊輸很慘。看不了多久,我哭了。此時我就像《KANO》中那位聽着甲子園直播的嘉義農民,聽到賽情對嘉義農林不利,就想要拍打那台收音機。而當時家中那部長方體、要扭掣轉台的電視機,也少不免要捱打。

之後小學二年級,大約是1986年吧,父母假期帶我到東京迪士尼遊玩。而其中一個環節,叫小小世界。老媽告訴我,場內會播放各國版本的《世界真細小》,以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那我冷不防的問了一句:「有香港語言的版本嗎?」老媽則回答說:「不就是中文版啦!」不過事後考證,當年東京迪士尼,該沒有唱黃霑填詞的粵語版《世界真細小》、亦似乎未有臺灣國語版本。老媽的回答,該是要敷衍我那奇怪的提問吧。

但總的而言,童年時代我對國家、身份之意識,是極為朦朧的。在上幼稚園前,我以為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就是世界的全部。是後來到過啟德機場看飛機,才知道世界很大,大得要坐大半天飛機才能去到世界的另一端。不論如何,深圳河以南之大好河山,始終才是與我個人有關的領域。在美國的表哥偶然到香港放暑假,要與他分享玩具,那時才會想起香港並不是個孤島。

只是對於中國,我的腦海就如當時的政府地圖那樣,一片空白。要到小學五年級的那樁歷史大事,中國才正式進入本人之視野。

新奇的未來世界

在1989年四月,北京大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改革派官員胡耀邦。結果越來越多的學生留守天安門廣場,而北京市民亦遊行示威聲援。當老師告知北京局勢之發展,我卻有種好學生、乖孩子的保守心態:「學生要早點回家才乖,中國已經很民主嘛!」回想當日那天真無知的話,真是令人汗顏。

四月廿六日後,形勢急轉直下。北京學生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感動了大部份香港人,整個殖民地都動起來了。而課室中,老師們亦經常提及北京之局勢、告訴我們學生無私的追求、也告訴我們中國近代史的苦難。那幾個月在學校、在傳媒、以至是某些原本政治冷感的家人面前,我好像上了個密集式「認識中國」課程。在此以前,我與中國毫無瓜葛。但耳濡目染下,我學會自豪地唱起《龍的傳人》或《做個勇敢中國人》了。

就連我那些政治冷感的家人,也忽然變成民主派了。那幾個月謠言滿天飛,有一天坊間盛傳李鵬將會下台,老爸興奮的衝回家,大喊:「中國有民主了!」。

但天安門學運最終於六月三日晚遭血腥鎮壓,悲劇收場。那時父母嚴格規定我要在十時前就寢(但長大後還得了嚴重的睡眠相位後移症,唉),所以我未能看到那令人斷腸的電視直播。我只記得六月四日是星期天,那天早上家人如常帶我去銅鑼灣飲茶,但原本熱鬧非常的購物區,卻是鴉雀無聲,行人都是目無表情的低着頭走,氣氛異常詭異。

六四慘案使我首次認識到何謂自由與民主,有一兩年的時間,我常將爭取自由、推翻暴政掛在咀邊。那時我將那位推翻帝制的戀童癖同鄉奉為英雄,剛巧我於1990年入讀那位孫某人讀過的中學,令我倍感自豪。有不少香港人受天安門學運自由精神的感召,投身香港的民主運動。但也許有更多的香港人對自由心死,覺得既然那血腥暴政是未來的宗主國,那我們只得迴避牠的逆麟,默默掙扎求存。

老媽那幾年就不斷和本人講,要小心說話、珍惜前途、明哲保身。很多人為不再堅持爭取自由民主找藉口,就是沒有人坦白講自己是怕死。比較高層次的,會辯解說中國太大、太窮,要先發展經濟,富起來才容易有民主。有更多人則像老爸那樣,放大民主派的人格缺陷,以肯定自己離棄民主的決定。老爸常說李柱銘經常為「壞人」擔任辯護律師,是貪圖財利的小人。他可不理會甚麼是無罪假定,亦不知道訟師是不能拒絕客戶的。這些自辯的歪理講得多,也會日漸內化,連自己也欺騙了,淪落為親中媚共之徒。老爸與我的性格有點像,有些牛脾氣,可以說都是亞氏保加症吧。長大後我們的政見與世界觀的鴻溝越來越大,大家都固執己見(我會說本人是擇善固執),大家都不願被對方說服,到現時大家就不想見面、見到面也沒有甚麼好說了。(老媽好言相勸,說做兒子的,就讓讓老爸吧。但剛巧本人是位不講儒家孝義的世俗加爾文主義者,也就完全無法說服本人)。

六四慘案後兩年多,我漸漸忘掉1989年時的激情,升上中二,真正的害「中二病」了。那時候我是科幻迷,整天的想着未來該如何作星際漫遊,讓人類征服外太空,就像十多年後伍佰〈太空彈〉的歌詞的描述那樣:

現在已經西元2406
藍色星球煩惱超出太多
移民任務我就是前鋒
新的世界重新來過
不要問我過去究竟怎麼
人類迫切需要解脫
解脫解脫解脫解脫
邪惡異形不要阻撓我

我加入了天文學會,卻沒有認真學看星座、未有仔細做天文觀察,只是想着該如何通過蟲洞超越光速的限制,就像《星際啟示錄》描述那樣。這樣我便想盡早學會各種理科知識,但那時要到中三才開始教物理、化學課,到中四才正式文理分科。我等不及了,就在中學師兄那邊弄了幾本中國的科學課本。雖然那是科學課本,編纂者卻明顯背負政治任務,每本書的開首都必然會提及中國在中共統治下取得的科技成就。這些描述吸引了我這位科幻迷。也許這未來的宗主國,能帶領我們步向未來的美好新世界?

我當時還記得在1990年初,中國的長征三號火箭順利將亞洲衛星一號送上太空。由於這顆人造衛星是由香港公司擁有,發射後又會播送李嘉誠旗下的衛星電視頻道,故此這次發射是香港的大新聞。就在中二的下學年,鄧小平到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巡視,當然吸引了香港傳媒的目光。自此中國經濟改革擺脫「姓社姓資」的爭論,之後就是持續的急速增長。也許中國的未來,並不如1989年時所想的那麼悲觀?

於是我就開始閱讀中國的書刊,看中國的衛星電視頻道,偶然會央求父母帶我去中國旅行。我觀察到的中國,與課本上、報章上以及老師口中的中國很不一樣。中國的一切,都變得很快。很多東西都很像能看得懂,但又很陌生,於我而言都是新奇的事物。那時看到中國如何規劃城市的發展,又不時會看到中國物業發展的廣告,那些規劃圖、想像圖,和我在科幻讀物上的圖片有幾分相似。我很快就能習慣閱讀簡體字。簡體字的字型很怪,其實都將漢字的結構破壞了。但看上去像外星文字,就很似來自未來世界的事物,正合我這位科幻迷的心意。科幻迷的心態就是:因為怪誕,所以美麗。而社會主義美學,本來就很着重科幻感。

那樣直到我中六之前,我對中共治下的中國有着幾分嚮往。我就像中國歌手艾敬那般,整天喊着「1997快些到吧」。當時我未有欣賞港督彭定康的新政,未有留意當日民主派的抗爭,回想起來覺得很可惜。我只想着可以快些在香港掛上五星紅旗,讓香港能早日走向那科幻的未來世界。

我有那種想法,很大程度是因為「中二病」的特徵:標新立異。那些年為了裝酷,一些同學發起在上某位受歡迎的老師之課堂前,向他行羅馬式敬禮。我竟然有樣學樣,在與家人到北京旅遊時,在各大名勝前都行禮拍照。如今得知該手勢之歷史含意,深敢歉疚。而我當時嚮往共產中國,除了科幻感的原因外,也許還有標新立異的欲望。當時我的同學,幾乎沒有人對中國有好感(同屆有三、四位同學後來成為了親中媚共的藍絲帶,但那是後來的事了)。同學們多覺得英國人的管治做得不錯,一些同學很欣賞彭定康的政治家風範,此外還有一些同學準備隨家人移民海外。我若支持中國,就會顯得鶴立雞群。偶然有同學告別,我常會不顧場合,力陳留港迎接1997才是真真正正的中國人!有一位同學是常被取笑的對象,在往加拿大前也被我「訓話」一番。後來發覺他已經完全適應加拿大的生活,是位專業人士、肌肉型男,又常與一位穩定的同性伴侶遊遍北美州。還好他們過得幸福,不然那可是罪過罪過。

回到人間

但轉眼之間,我已考完會考,勉勉強強可於原校升讀中六。預科兩年,與初中、高中是兩回事。在我就讀的百年老校,學風自由。那時我們的想法是:先在中六全情投入課外活動,再在中七努力為考進心儀學系而奮鬥。要考大學,那就無法可堅持昔日的科幻奇想。身為男校學生,也渴望能趁校外活動,能結識女生,看看能否來一場初戀。而科幻奇想,從來都不受女生歡迎的。

那兩年的同班好友,有不少都是學生會的人。他們對社會事務極為關注,偶爾也會和同學討論人生哲理的問題。我記得有一次,有位當了眼科醫生的同學辦聯署運動,要求政府停止再在維多利亞港填海。那對我這位科幻迷是一種衝擊:那個把九龍灣填掉的「都會計劃」,不就是要將香港變身為未來世界嗎?我那位同學顧着搞活動,上課都在睡覺,但考試考得不錯、成就比我好得多。而且事實證明了他的遠見。這幾年都會到海濱健步,天氣好時能隔着九龍灣遠眺獅子山、或是我看來堪稱「維港富士」的飛鵝山。幸虧當年成功爭取立例保護海港!

當年預科必修「中國語文及文化科」。那個課程有點奇怪,有自由主義者殷海光寫人生的意義、有新儒家的唐君毅與青年談中國文化、有金耀基教授寫中國社會、也有一篇只有鄉愁而沒有論據的〈情與中國文化〉。幾篇課文立場主張不一,評核標準則是「言之成理則可」,教一眾預科生叫苦連連。不過搞學生會那幾位同學,卻喜歡聚在一起講理想、談人生、論哲理,亦不時會挑戰我的基督教教條。聽他們分析社會大事,也是獲益良多。我的好同學助我重拾1989年的那種感動,讓我再次憧憬自由與民主。科幻的未來世界,終究只是「中二病」的狂想。但我們身處的世界,卻有可能令它變得更好:我們可努力的追尋世界的公義、爭取港中兩地的民主。在同學的鼓勵下,我第一次在校園旁邊的維多利亞公園舉起燭光,悼念六四慘案的遇難者,追憶那消逝的自由夢。

然而,我並未因擁抱了自由,就立即放棄中國。1996年的保釣運動,曾令我血脈沸騰。我仍然在等待1997年7月1日凌晨的交接儀式,甚至還在書房掛了一支五星紅旗。那時我未察覺五星旗設計的媚共特質,只是想着自己雖是自由人,但也該是位「建設民主中國」的中國人吧。

在1998年的暑假,我參加了教會組織的服務團,到清遠一座貧困鄉村探訪。那村子雖然有點破落,村民還是很純樸熱情的,與我後來遇到的中國人不太一樣。當時教會以世俗機構的名義,向農村的「五保戶」提供資助,而訪問那些貧困戶時,發現有心人的努力能為貧苦農民帶來實質的生活改善。回程的時候,旅遊巴路過廣深高速公路,兩篇都完全都市化,與初中時看到的景色不同。當時我感受到中國的不完善,但又覺得這個國家已經踏上進步的軌道。也許我們的努力,真能使中國成為自由而豐足的國度呢。當然事後回想,雖然該教會機構應該沒有甚麼政治機心,但一個星期的服務團本質上其實與旅遊團相若,從中看到的中國自然是比較美好的了。

香港人的尊嚴

那時候的中國,不完美得來又令人充滿盼望。但回望香港,卻是大事不妙。

在主權移交後才幾個月,香港就遇上了亞太金融風暴,再不能以「明天會更好」的咒語自我安慰了。那時香港連續幾年不景氣,行政長官董建華想了很多振興經濟的方案。但這種倚靠長官意志的計劃經濟根本不適合香港,反倒突顯董君志大才疏。他提出的方案,有些像數碼港那樣有利益輸送的嫌疑,有些則像中藥港那般胎死腹中。而新機場開幕後的混亂、禽流感疫症時防疫不力,都在說明香港主權移交予中國後,管治迅速崩壞。

董建華的背後,拖着中國中央政權的身影。他與時任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及軍委主席的江澤民關係密切,他本人亦有獨攬權力的取向。董建華一直都想清除政府中的「前朝餘孽」,上任不久就與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貌合神離。二人不時透過傳媒的咪高峰,不點名的互相批評。最終陳於2001年宣佈提早退休,似是受到港中兩地的政治壓力。隨後董建華推出了高官問責制,以問責官員取代既有高級公務員的權責,其實只是以問責為名於政府中設立私兵,讓治權盡歸行政長官一人。

這位行政長官相貌似好好先生,實質上卻是專制政治的擁護者。他心目中只為中國政府及自己的權欲謀算,從來沒有把民眾的權利放在心上。因為中國不高興,這位董先生可以妄顧香港人的集會權,要求司徒華解散支聯會。他視傳媒自主為無物,屢次向曾批評港中兩地政府的香港電台施壓。為了中央集權,他解散了民選的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卻忘記市政局自1950年代起就是有民意代表議政的自治機制。在香港經濟不景、民眾生活最艱難的日子,他竟削減公共服務開支,縱容下屬抹黑倚靠公共資源過活的民眾。這位所謂的執政者,只會說「中國好、香港好」的空廢話,眼中就只有中國、權貴及自己的利益。他的心目中沒有香港,也沒有民眾。受這個傀儡政權統治的香港人,活得完全沒有尊嚴!

令人髮指的是,這個無德無能的董政權,想要把香港人僅剩的自由也奪去。他們打算訂立《國家安全法》,卻無視該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侵害,硬是要民眾認同在北京那個專制政權。到2003年初,因着中國的隱瞞、因着官員們的辦事不力,SARS在香港大規模爆發,有1,755名香港人因而染病,當中有299人不幸病故,康復者隨後亦要面對各種如骨枯的後遺症,其中一位是我的同屆大學同學兼教友。民怨沸騰,但官員們仍堅持強推《國家安全法》。此刻我深覺昔日那「科幻強國」的迷夢是多麼的幼稚。國家是否有科幻感、是否國力強盛,對民眾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要緊的,是民眾能否自由地過幸福而有尊嚴的生活。科技與國力,都只應是達成這個目標的手段,迷戀科幻和國力是沒有意義的。

那時我對香港的前途極為悲觀。但即使如此,我還是滿腔怒火,覺得非要竭力呼喊不可。也許任何的反抗都是徒勞的,但若默不作聲,那我心裏覺得不舒服,好像對不起自己。

自主意識的探索

2003年7月1日本為主權移交六週年紀念日,民主派及社運人士卻於此日打對台,發起反《國家安全法》的遊行示威。我很期待那一天的示威,連標語也準備好了。但六月最後幾天,我才發現那天要值班。那時我才是剛畢業的實習生,也不敢要求放太多假。那天我留在柴灣的工作地點,幸而那天工作不多,就跑到員工休息室看電視。一看就不得了,整個港島北岸,都擠滿了黑衣的示威民眾。黃昏時收到女朋友(即現時的老婆)的短訊:「有五十萬人上街,好犀利啊!」那日我雖因工而未有在場,卻感受到與五十萬香港人同氣連枝的力量。我們這一群為共同的自由與尊嚴抗爭的香港人,就成為想像中的「公民共同體」。在隨後幾天,自由黨收回對《國安法》的支持,政府只得無限期擱置方案。而民望欠佳的幾位問責官員,也先後呈辭。董建華自此變得低調,下台是早晚的事,最終也在2005年初以健康理由辭職。

香港人本已預期失敗,如今事態卻出乎意料,令集體想像中的「公民共同體」士氣大振,準備好要奪回香港人久違的尊嚴。他們相信香港人有能力且有權利自決香港各種公共事務。香港的民主運動重拾活力,發展為爭取雙普選的大型社會運動。這種自主意識一起,在其他各領域的新興社運亦如雨後春筍。這包括關注舊區重建、文化保育、環境保護、性取向平權等林林總總的運動。七月一日,不是甚麼主權移交紀念日,而是香港的公民社會日。

這種自主公民意識,令我思考起個人的事業問題。我的專業收入不錯,但與我的本性不太相合。那時我很渴望能讀一些社會、政治的東西。為了志向問題,和老爸吵了幾回,他就是那些只看重金錢地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我沒有理會他,在母校社會學系修習碩士課程,先讀修課式的文學碩士、再報讀研究型的哲學碩士。後來找了和平佔中的陳健民做論文導師。作為導師他的人很不錯,至今偶而還會見面吃飯。我們師徒二人之政治判斷,卻是有點差別:老師的想法比較謹慎,對前衛的政治論述有點戒心。在社會民主連線剛成立時,我們曾為激烈抗爭是否可取鬧過意見。不過雨傘革命前後,卻感受到老師對香港的溫情。雖然有時還是覺得老師有點天真,但人事見得多了,又覺得老師的天真背後,又有點智慧。

在2006年,我因緣際會,參加了選舉委員會基督教界的教內選舉。那年民主派積極參加選委會選舉,希望能為200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引入競爭。當然,民主派是沒法勝出行政長官選舉的,但也許這樣能給爭取連任的曾蔭權一點壓力。基督教界的民主派名單,有一位是我以前的團契導師、也有陳健民教授的大學同房。那一次選舉,民主派達成了目的,但在基督教界卻全軍盡墨。那一次的票王,是一為宣揚權力與醫治的教會長老。那教會相信權力與財富是上帝賜福的印記,是以教友多巴結權貴、崇尚權威。而即使是一般教會,教友的政治立場也是保守居多。至少投票的結果令人失望,我當然是陪跑份子,但沒有理由整隊人也選不上。

香港教會的世界觀狹窄,他們沒有韓國教會反抗獨裁的民眾神學,更沒有臺灣長老教會主張屬民自決的草根神學。基督徒喜愛嘲笑民間信仰的善信拜人手所雕刻的偶像,說那樣的神毫不真實。然而,車大元帥也曾經有幾段對應時弊的簽文,可是在香港代表耶穌行事的那伙人,其行事為人又何曾證明過耶穌的真實?香港的教會只關心床第之間的事,只敢欺負性小眾,卻對香港政治不公噤若寒蟬。但是我與誰做愛,不論是與同性做愛、還是與性工作者做愛,是我的身體自由,只要是在權力對等的情況下你情我願、過程又歡愉就好。為甚麼尋求性高潮就是犯罪、就要下地獄?為甚麼那些侵害自由、踐踏民眾尊嚴、殘民以自肥的高官,因為懂得背《四個屬靈的原則》,就是「虔誠基督徒」、就可以上天堂?我想為天國守門的聖彼得也不會同意。自此我離開了教會,縱然也許仍對基督宗教有遙遠的興趣。要本人與那些信奉權能神學的保守派為伍,我實在辦不到。

那時候亦被逼思考公民民主參與和「愛國」的關係。在七一大遊行後,中國的御用學者接連批評香港的民主運動,掀起了所謂的「愛國論爭」。那些為虎作倀之徒批評民主派不夠「愛國」,而他們所講的「愛國」,不是愛中華文化、愛大地山河,而是對中央政權的順服。在他們眼中,香港人可以批評中共,但只能小罵大幫忙,不能反對中共之統治。其實當時已經說得很清楚,中國標準的「愛國」,必然是黨國合一地愛。如當時的商務部副部長所言:「中國共產黨就是中國人民的代表,以就是香港同胞的代表……誰要想破壞香港的穩定、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穩定,都是休想!」不論香港的民主派的大中華情結有多濃,因為他們反對中共對香港的操控,其實早已被歸類為港獨份子!

初時我還認為爭取香港民主與愛中國是沒有衝突的。香港之所以要民主自治,是因為香港人乃中華民族的先鋒,將香港建設為向中國引進民主政治的試驗場,是香港人的責任。但經一輪思索,又覺得這種論點不太有力。中國政權總是反覆重提清末民初的「國恥」,從而激起中國人仇外的悲情,讓他們拒絕民主與自由這類源於海外的善良價值。這時候我讀過 Benedict Anderson 的《想像的共同體》,但未有完全讀通此書,誤以為想像等於虛構。但那至少把我從「自古以來都是中華民族」的迷思解放出來。既然中華民族是虛構的,那麼實現民主自由,自然就比「愛國」重要。在2007年的暑假,我便運用了這略為原始的新見解,幫陳健民老師合撰一本叫《一國兩制》的小書。那時我天真地以出謀獻策的心態,提出完善一國兩制的提議。在書中我們向中國政府建議,若要防止分離主義出現,就必須讓香港有民主自治的權利,並讓香港民眾有機會參與中國的政治。回想起來,雖然當時確是為了香港人的民主而寫作,但思想上的大中華觀念餘毒未清,令人慚愧。

在修讀哲學碩士時,有一半的同學都是來自中國,有時在課堂之後,我們會一起到飯堂用膳。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與來自中國的人相處。他們當中有些是迷信中共意識形態的憤青。有次上課,一位韓國教授提到在比較社會調查數據時,臺灣會被視為有別於中國的國家,有一位同學就憤怒地站起身抗議。但亦有另一位自由派的同學,很興奮的和我講在七一遊行與利東街抗爭的見聞。但我發覺不論中國同學的政治立場如何,他們與香港同學之間有着無形的隔閡。飯吃了一半,他們就會圍在一角興高采烈的高談闊論,我們香港同學與他們沒有太多共同經歷,談話時也難找到話題。就算是自由派的中國同學,雖然大家都認同中共是彼此的共同對手,但當我們談到各自的抗共經歷,又很難完全代入對方的角度。

在畢業後,我越來越感受到這種港中之間在集體經歷上的區隔。在畢業後兩年,我打探到中國的自由派都熱烈地探討《讓子彈飛》這部電影,並從中看到很多有趣的政治隱喻。我特意走去看,卻幾乎睡着:香港人就是不能一邊猜啞謎一邊大笑。畢業那年冬天,《非誠勿擾》在中國票房大賣,有次老婆租來看,我看了一會就悶得受不了,不明白這電影有何感人之處。「大家都是中國人」,有大中華情結的人都是這樣說的。無疑香港與中國都是東亞文明圈的一員,但若然大家看看同一部喜劇、同一部悲劇,也未必能有同樣的感受時,那大家還算是休戚與共的同胞、大家還算是有着共同的文化嗎?此刻我開始覺得懷疑。

由於我覺得不太想從事既有的專業,我儲了點錢,在2009年秋天便到英國雪菲爾(Sheffield),準備攻讀政治學博士。到埗後卻發現自己恐怕跟不上全職做學術的步伐,人在海外每一天都要燒錢,焦慮症就發作了。之後返回香港,與原有的僱主簽了長期合約,之後第一次參加公司春茗,就抽中了最大的現金獎。這可就是天命乎?學術夢碎,心裏也有點不高興,只好做個業餘的研究者,聊以自娛好了。不過後來看羅友枝(Evelyn Rawski)寫東亞史,談到本居宣長這一號人物。本居先生也未能全職投身學術,曾慨嘆行醫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職業,他到71歲臨終前幾天,還是要替人看病。但他還是做了日本的國學宗師,用今日香港的語言講,他就是日本的本土派國師了。我的成就遠不能和本居先生相比,但我今日若是學術界中人,反倒不能自由地撰寫那幾篇本土史論著。在先人的腳步中,我尋得一點安慰。

雖然在英國曾經有點不愉快經歷,我還是很喜歡英國,之後幾年還去了幾次旅行。看着香港在英國人撤退後日漸衰敗,令我對英國有點情意結,一度很希望能有遷居的機會。香港人初到英國,確實會有種 Déjà vu 的感覺。但若仔細遊歷,便會覺得英國只算是表兄弟的家,卻絕對不是我本人的家。英國適宜旅遊,也許適宜養老,卻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

和中國說再見

修讀碩士時與中國同學的相處,給我的只是一丁點的小疑惑,可是到快要提交論文時,中國就要舉辦奧運。那時候中國人及部份香港「愛國人士」的表現,卻令我看到當代中國的真面目。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衝擊。

在2008年5月2日,北京奧運的聖火到香港接力傳遞。當時中國自由派希望能在此舉世矚目的時機,呼籲世人關注中國的人權。丹麥藝術家高志浩(Jens Galschiøt)發起Project Orange,希望香港人能於那天穿上橙色上衣,藉此抗議中國差劣的人權狀況。可是那天穿着橙衣的,寥寥可數。在電視上看到有橙衣人,意欲在接力路線舉起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標語,卻遭到紅衣「愛國人士」指罵。那些紅衣人有些是專程來香港的中國人,但也有不少是愛中國的香港人。經此一役,我恍然大悟,在目前的語境下,愛中國就不能愛自由民主人權,愛自由民主人權就不是愛中國。愛自由與愛中國之間,再沒有灰色地帶。

而中國人於那幾個月集體亢奮,不斷的將「大國崛起」放在咀邊。當他們遇到外人對中國自由民權狀況的批評,就盡情發洩他們的怨恨,彷彿全世界都虧欠了他們。當時法國總統曾批評中國對西藏的高壓政策,而奧運聖火於4月在巴黎接力傳遞時,又與示威者有點碰撞,中國人視之為法國的侮辱,全國各地爆發針對法資超級市場家樂福的騷動,家樂福的中國員工亦遭群眾集體欺凌。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群體亦失去理智,當時有一位留學生出面調解學生群體與藏獨支持者的衝突,事後就打上「漢奸」的標籤,自此要面對無日無之的網路欺凌。

就在香港聖火傳遞後十天,中國四川汶川發生8.3級大地震,逾六萬人因而喪命。死傷者當中為數不少為在學校上課的學生,因校舍倒塌而遭壓死。震災過後,香港人很䥗就留意到這場天災,背後其實充斥着人禍。災區的學校,有不少因貪官污吏中飽私囊,淪為殺人無數的「豆腐渣工程」。有熱心人士追尋真相,或是發聲批評當局的腐敗,卻很快遭中國當局逼害和監禁。

在之後幾年,香港人多次為這些維權人士上街聲援。但中國人的反應,卻與香港人不一樣。在5月19日的全國哀悼日,在成都的民眾竟突兀地高呼「雄起」。隨後中國當局喪事當喜事辦,將國內的聖火傳遞與賑災活動結合一起,藉此宣示中國在中共帶領下「人定勝天」,克服困難而崛起為強國。這種宣傳確實奏效,中國人很快就再次陷入亢奮,將目光聚焦在八月的奧運。中國雖然還有像黃琦、譚作人那樣為民權奮鬥的忠義之士,但恐怕大部份的中國人,都只是戀慕帝國的榮光,覺得做新興強國的奴才很有面子。看重公民權益的香港人,與自甘為帝國臣民的中國人,真的能在同一個政治體系同負一軛嗎?若然香港人還是要愛中國,那可會像奧運時的紅衣人那樣,因戀慕帝國的榮光而喪失良知?

奧運剛落幕,中國就爆發三聚氰胺毒奶案。大批兒童因喝過受污染的奶粉而罹患腎結石,而售賣這些奶粉的公司又與官方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奧運舉行前,官方及相關公司一直都在掩飾,但到了九月還是因為奶商的紐西蘭股東向紐西蘭政府舉報而東窗事發。受害人家長趙連海聯絡其他家長,集體向有關方面索償,卻反遭當局關押。在中國為奧運舉國歡騰之際,國內就連續爆出先貪腐後鎮壓的醜事,在我眼中不啻是一個反高潮。但似乎大部份中國人,仍沉醉於「強國夢」中不能自拔。

香港人與中國人的差別,此刻是越來越明顯。但香港與中國的邊界,卻越來越模糊。在2003年後,中國政府為收買人心,便以CEPA與自由行為經濟誘因,但CEPA其實只能令全香港經濟更依賴中國,反倒失去以往的國際觀,而得益的又豈是普羅大眾?而自由行更令香港人不能對中國「以距離製造美感」,大批中國人現在活生生的走在你面前:他們自覺為帝國臣民,覺得他們到香港這個帝國屬地消費,是對香港的恩情。而事實上他們不只是公民觀有異於香港人,連公德心也有異於港人:在目睹中國人的慘狀之前,我還以為香港人是最缺公德心的族群。後來有次到海洋公園旅遊,剛巧遇上幾批中國旅客。之後幾乎是動彈不得,到那裏排隊都會有人插隊。到要做纜車離開時,又因為中國人插隊而久久未能上車。在人龍前後的中國同鄉,又開着嗓門熱烈交流。到離園回家時,幾乎快要聾掉了。

但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干預,才是真正要命的。在2009年,中國方面正修建廣深港高速鐵路,立法會則在審議該鐵路香港段的工程撥款。只是該鐵路的規劃,香港民眾沒有太多參與的機會,如今卻一下此要求669億港元的撥款(之後還要超支呢),而且還要逼遷沿線菜園村的居民。一些年輕抗爭者為此苦行抗爭,民主派的議員在會內採取拖延戰術,但撥款還是在2010年初通過了。之後又發現在中國的「十二五」規劃中,香港被包括在藍圖內,而整個方向是要香港與一河之隔的深圳同城化。按「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的規劃本應只是香港的責任:但香港人的意願顯然不是「十二五」規劃要考慮的事。香港的政治,早已由媚共權貴所把持,但中國似乎要繞過一國兩制的框架,要直接插手香港事。

其實在近幾十年,親共政團一直都有到各基層社區拓展勢力,民主派的人常會嘲笑資源充足的親共政團,只能以「蛇齋餅糉」收買人心。然而他們其實是在爭取地方人士信任,就像國共內戰時中共對國軍控制區的滲透工作那樣。到2011年區議會選舉時,有一位公民黨籍的律師幫助菲傭爭取居港權。對此我是沒有所謂的,畢竟菲傭為香港貢獻多年,比那些抱着恩主心態的中國人好太多。但歧視東南亞移工,卻是香港人的劣根性。那些潛伏地區多年的親共人士,就出來蠱惑愚夫愚婦,趁機一舉打殘公民黨。有碩士同學是公民黨的區議員,在選前幾個月,每天都有人組織「唱衰團」在社區大肆宣揚,在助選團拉票時形影不離。那一年選舉民主派慘敗,而公民黨幾乎全軍盡墨,我那位同學被逼離開服務多年的社區,至今還未能重奪議席。

而中國對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的介入,更是如入無人之境。當時香港人都以為,與現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友好的唐英年,將會打敗親共且不受歡迎的梁振英。到2012年2月,消息傳出唐於九龍塘約道七號有大規模僭建,吸引了不少傳媒借用吊車追訪。同時唐英年的一些私人通訊遭外洩,內部涉及其婚外情,洩蜜者似有心要對唐人格謀殺。而支持唐英年的行政長官曾蔭權,又被揭收受利益、並接受過富豪的款待。這些內幕,並不是一般傳媒狗仔隊能找出來的。我看到有無形之手,要用醜聞將唐英年及其盟友一個接一個打倒,令原為黑馬的梁振英登上大位。唐英年在電視辯論上絕地反擊,直指梁於七一大遊行時,主張出動防暴隊暴力鎮壓。只是大局已定,梁振英還是得到689位選委支持,成為主權移交後第三位行政長官。

這些事我都看在眼裏。香港人想要做公民,中國人只想做帝國臣民,如今中國政府還要介入香港自家事。下一步,他們就會叫香港人告別自由,強逼香港人像中國人那樣自甘為奴。這樣的國家,是我的「祖國」嗎?不,中國不是香港的祖國。中國是詭計多端的侵略國,就是不讓香港人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尋覓尊嚴。韃虜不除,香港就沒有指望。

我曾經支持社會民主主義,但看到這一切,便覺得香港最大的矛盾不是階級矛盾,而是中國與週邊的矛盾。香港以及一眾中國邊陲的地方,沒有資本家,只有為中國黨國服務的買辦。所有的香港權貴階層,其實都是中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而他們的業務也是與中國官員恩庇侍從關係的結果。那麼香港人要維護尊嚴,要對付的就不是身為嘍囉的香港「資本家」,而是背後操盤的中國帝國主義霸權。脫離中國帝國主義的桎梏,香港人才會有出頭天。

書寫香港故事

於我而言,香港人要重拾尊嚴,非得要脫離中國、成立獨立的主權國家不可。但一直以來這講法都是個禁忌:香港人不是沒有獨立的念頭,但他們怕觸怒中國,而歷來的大中華情意結又令香港人以為此乃非份之想。陳雲老師於2011年撰寫《香港城邦論》,打破了香港人的心理關口,那時我很歡迎陳雲老師打破大中華迷思的努力,但很快我就覺得老師的論述不太合自己脾胃。老師的面書活動一直為人詬病,但我倒理解老師的鬱燥:香港大難當前,有良知的都會義憤填膺。但比如「蝗蟲論」之類本質論的講法,還是可免則免吧。

陳雲老師認為香港自立的理據,在於這是世上唯一承傳華夏正統的地方。但我出身於基督教家庭,身邊的朋友有的是基督徒,有的是日本文化、西方文化的忠實支持者,都與華夏文化沒太多緣份。香港開埠以來就很國際化,無疑這地方曾從避秦南來的文人那邊吸收華夏文化,但這只是香港文化的其中一種思想資源。我想東亞文明之於香港,就如希臘、羅馬文明之於西方各國那樣。英國文化有其希羅根源,但亦有凱爾特、日耳曼及維京根源;德國文化則希羅與日耳曼根源皆重;而除此以外西方都曾信奉希伯來的基督教。西方人承傳希羅文化、亦使用羅馬人留下的字母,但如今已經沒人主張重建羅馬帝國。經典文明與本土及外來文化結合,蛻變為全新的文化,在西方是這樣,在東亞沒理由不是這樣。在帝國的時代,大陸帝國以正統之名將東亞綁在一起,但如葛兆光在《宅茲中國》所言,日本與朝鮮已於明清之交,與中土從「本是一家」蛻變為「互不相認」。日本、朝鮮與越南早已在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獨特文化。臺灣的去中華化也是這歷史趨勢的一部份,而且快要成功了。香港也必然要走這樣的道路。

於是我繼續努力思索香港應該有怎樣的本土論述,重新閱讀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學術研究。我重讀《想像的共同體》,發現 Anderson 並沒有指責國族主義是虛構:與之相反,他指出當一個地方的人看着一樣的新聞、有着相似的晉升階梯,很自然就會有獨特的集體經歷。由此以來的國族想像,是一種真切的社會現實(social fact)。按着這個推論,香港人與中國人發展為不同的國族,是很正常的現象,香港自立自主的訴求亦因此是正當的。後來我再看 Liah Greenfeld 及 Margaret Canovan 的書,知道國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其實是銀幣的兩面。中國以國族主義之名、行帝國主義之實,固然可恨,但香港還是必須有自己的國族主義。這樣香港人才能將其公民意識代代相傳下去,能守到帝國國勢轉弱那一天,而我們的後人仍記得要把握機會自立。

但中國就是要努力摧毀香港人的本土記憶。在2012年,教育局要在中學引入「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要引導學生的情感上認同北方的政權。浸會大學的媚共學者此時出版了名為《中國模式》的教材,更是印證香港人的憂慮。後來學民思潮發起了絕食抗爭,經過有一個星期每晚都有萬人集會,課程就暫時擱置了。但同年11月,出版《中國模式》的研究中心獲媚共商人捐款,打算撰寫香港通史,那就再次觸動我的神經:中國就是要改寫香港的歷史,要令我們的下一代誤認自己是中國人吧!這時我看書店的香港史中文著作,大部份都是由中國學者按大中華立場書寫的。香港人不寫自己的歷史,就不會有未來啊!

而以英文撰寫的香港史著作,則比較遵從學術規範,立場比較中肯。起初我打算與朋友一起翻譯這些著作,但研究過後,又發現翻譯書的出版過程異常繁複。洩氣的我後來想起研究院的香港研究課程,每一課都會閱讀一本書,並圍繞該書的內容講課。於是我依樣畫葫蘆,挑了十二本香港史及香港研究著作,寫了十二篇讀書筆記,這就是在2013年出版的《城邦舊事》。

此時我看過一些臺灣獨立運動的著述,知道史明與王育德都曾下筆寫過臺灣史,為臺灣國族想像奠定基礎。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是本鉅著,我既無法消化,更遑論是仿效了。之後看過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此書深入淺出而情感真摯,看罷我就決定要以王先生為榜樣,寫一本香港觀點的香港通史。這時候香港大學《學苑》正編撰《香港民族論》,想找我寫一篇文章,我就讓同學們刊登這本通史的大綱。我倒沒想到後來《香港民族論》會被梁振英盯上,鬧得滿城風雨。

在忙於寫作之際,雨傘革命就在2014年9月底爆發。因為已立志要寫好香港史,就沒有參與前線的抗爭,不斷看着手機乾着急。在週休的日子,我就背着旅行用的背包,不斷往返抗爭現場運送糧水。雖然參與雨傘革命的民眾不一定自認為本土派,尤其在金鐘抗爭的大多採用普世主義的社運語言,但幾十萬人在命運自決的旗幟下抵抗警察的鎮壓,那毫無疑問是一次國族覺醒的經歷。雨傘革命無疑是失敗了,中國及其傀儡政權未有讓步,但香港國族儘管是多麼的脆弱,它還是誕生了。我的使命,就是書寫香港的故事,引導這個新生的嬰兒茁壯成長。

這樣我再努力了半年,終於趕及在2015夏的香港書展前出版《鬱燥的城邦》(臺灣版名為《香港,鬱躁的家邦》)。但這只是個開始而已。目前香港的本土意識,有着太多焦躁不安的情緒,未有足夠的思想沉澱。那些執着於大中華情結的前輩,就拿年青人的暴躁和失儀大造文章,拒絕迎接新時代的來臨。而機會主義者,往往更能掌握時代的脈搏,可是其煽風點火的政治操作,就更令那些死守老黃曆的人振振有詞。在這個大時代面前,我只是個渺小的人。只是既然我以香港為安身立命之所,就只得廖化作先鋒,盡綿力寫好香港故事,希望更豐富的論述能令香港國族脫離目前混沌不明的境況。

在撰寫此文的日子,我正在閱讀東亞各國的歷史,期望有一日能撰寫日、韓、越、臺、港五國的歷史比較,藉此為香港國族於東亞史中定位。近日讀到越南李朝將軍李常傑的〈南國山河〉,反覆背誦,甚是喜歡:

南國山河南帝居
截然定分在天書
如何逆虜來侵犯
汝等行看取敗虛

這已不是帝國的年代,公民參與的政治體系,就是新時代的「南帝」:在國族之內,大家就是大家的皇帝。但亦因為這已不是帝國的年代,東亞的周邊地區,就不應再看着大陸帝國的面色做人。它們有權自決自治、截然定分,抗拒大陸帝國的侵犯。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下,建立沒有帝國陰影的新秩序,東亞才有可能有恆久的和平與榮景。做個堂堂正正、自由自主的香港人,是香港人尊嚴之所在,是香港人對世界的責任,當然也是我立志追尋的人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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