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共內戰後,港中邊境變得相對執閉。身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得以避過鄰國的政治動盪,走上自己的發展軌跡。到1970年代,在香港本土出生的一代已步入成年,而香港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取得可觀成就。以香港為家鄉的本土意識,原本只見於上層階級,如今已發展為庶民之集體意識。雖然香港未有民主化,但麥理浩時代的一連串改革,特別是新成立的廉政公署不斷鼓勵香港人要盡公民責任舉報貪官,令香港人意識到政府理應為民眾利益而服務。如此令部分香港人意識到要當家作主。香港人認受香港政府之管治,英國方面亦尊重香港政府之自主,令香港在實際運作上等同於一個類國族國家(Quasi-nation state)。香港人視港中分治之政治現實為常態,則令香港人成為一個自在的國族(Nation in itself)。

只是好景不常,英中兩國因新界租約而走上談判桌,香港人在其中卻無緣置喙。最終香港人淪為被賣的孤兒,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香港篤定要於1997年淪為稱作「特別行政區」的中國殖民地。中國在談判初期曾暗示可讓香港「民主回歸」,但在米已成炊後,卻又堅持採用由宗主國聯同權貴操盤的制度。香港人曾為民主抗爭過,但是八八直選、基本法起草、以至是與政制無關的大亞灣核電廠工程,中國這個新殖民霸權都要敵擋香港人的意願。

有能力的香港人,可以選擇移民他方,離開這個傷心地:事實上在1980年代末,這片五百萬人口的領域已走了十萬計的人。但走不了的,就只能寄望中國能於1997年前走向自由開放。事實上,當年中國的確值得令人期望: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知識青年紛紛思索前路,想像著更自由的未來。當年中國拍了一部叫《河殤》的紀錄片,反映出新一代對西方自由文明的期盼。而在1980年代末,爭取民主自由的學潮的風起雲湧。當他們於1989春為追悼身為改革派的胡耀邦,走到天安門廣場發起抗爭,那一鼓衝勁,令在低谷中的香港人得以充權,重拾對未來的寄望。

天安門學運最終悲劇收場,自由派的領袖,不是死就是被抓,沒被抓的又流亡海外。留在中國而又堅持下去的,則勢孤力弱。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並展開全面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而剛當選的美國總統克林頓則是新自由主義者,主張撤銷對中國的貿易壁壘,令中國經濟於1990年代開始高速增張。原先一窮二白中國民眾,於這十幾年紛紛添置了電視機、雪櫃、洗衣機以至是流動電話,他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就對北京政權心存感恩,而中國帝國復興的想像亦令他們覺得與有榮焉。中國於1989年後向新一代推行洗腦國民教育,在經濟增長的大勢下亦事半功倍。

香港民眾未有忘記自由的感動、中國民眾選擇遺忘並戀慕帝國,香港與中國,自此又再愈行愈遠。這場學運,一方面喚起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感,令部分人自覺有去開化、解放中國的責任。另一方面,這場學運又喚醒了香港人的公民意識,令他們意識到要參與香港這個家鄉的公共事務。與此同時,中國的政治迫壓,亦令香港人意識到港中兩地政治文化差天共地,使他們立志要以民主政治抵抗中國霸權的入侵。香港人直到今日,仍在跌跌碰碰,部份人逐漸意識到要靠自已雙手爭取自立自主,要令香港成為自為的國族(Nation for itself)。

在天安門血案28週年前夕,筆者特意分享拙著《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相關段落的修訂稿,讓大家能瞭解香港人當年在巨變前夜的心路歷程。

在1980年代,香港人屢遭中國強權欺壓,而且屢戰屢敗,但此時北京政權亦面臨內政上的壓力。中國開放改革於1980年代末碰上瓶頸,城市失業率增加至25.5%,通貨膨脹及貧富差距之再現亦激起社會矛盾。當時中國實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雙軌制,有官方聯繫者能透過貨品於兩個制度之間的差價牟利。這種官倒現象加劇了部分地方的物資短缺,令民生受損。 北京政權內部亦出現開明派與保守派之角力。開明派主張市場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為主張維持黨國體制及計劃經濟的保守派所猜忌。屬開明派的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因被指縱容大學生自由化傾向,而遭保守派於1987年逼迫下台。改革開放到1980年代末因經濟不景和政爭無以為繼。

13174088_444073585802351_3499349469897511696_n

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與世長辭,共產黨只肯為胡設立規格較低的「治喪辦公室」,而未有按國家領導人規格設立「治喪委員會」,令開明派支持者大失所望。北京大學生自發悼念胡耀邦,並逐漸凝聚為一場爭取改革的學生運動。4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外集會的北京大學學生提出了七點要求: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
2. 徹底否定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3. 允許民間辦報和言論自由。
4. 公佈領導人及其家屬的收入及財產。
5. 取消北京市的遊行十條。
6. 增加教育經費,改善知識分子待遇。
7. 如實報導此次悼念活動。

學生代表於21日晚跪在人民大會堂外,要求總理李鵬接收其請願書,但北京政權明顯無意向學生示好。學生隨後發起罷課,並獲知識分子聲援。抗爭者無意要挑戰共產黨的統治,但北京政權無視他們平和而合理之訴求,還將事件定性為動。《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誣衊學生: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北京學生的抗爭,感動了情緒低落的香港人,使他們重燃對自由的渴望。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們都在聽崔健的〈一無所有〉。這首歌道出了學運人士的時代精神(Zeitgeist):他們為自由而付出的熱情,使他們可以放棄一切,直到一無所有:

我曾經問個不休 妳何時跟我走?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我要給妳我的追求 還有我的自由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喔~妳何時跟我走? 喔~妳何時跟我走?

腳下這地在走 身邊那水在流
可妳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為何妳總笑個沒夠? 為何我總要追求?
難道在妳面前我永遠 是一無所有?
喔~妳何時跟我走? 喔~妳何時跟我走?

告訴妳我等了很久 告訴妳我最後的要求
我要抓起妳的雙手 妳這就跟我走!
這時妳的手在顫抖 這時妳的淚在流
莫非妳是正在告訴我 妳愛我一無所有?
喔~妳這就跟我走! 喔~妳這就跟我走!

北京學生生於極權國度,尚且堅持要爭取自由,那香港人的挫折,又何足掛齒?他們覺得自己與北京的抗爭者一樣,都在面對着仇視民意的北京政權。這種同病相憐的感覺,使香港人深信自己亦是參與北京學運之一員,大家都在追求同一個自由夢。民謠歌手盧冠廷此時與身為詞人的妻子唐書琛合撰〈為自由〉一曲,並邀請到香港演藝界人士大合唱:

騰騰昂懷存大志
凜凜正氣滿心間
奮勇創出新領域
拚命踏前路

茫茫長途憑浩氣
你我永遠兩手牽
奮勇創出新領域
濺熱汗 卻未累
濺熱血 卻未懼

愛自由 為自由
你我齊奮鬥進取 手牽手
揮不去 擋不了
壯志澎湃滿世間 繞千山

對這種渴求自由的感動,香港人一直未能忘懷,成為他們於未來幾年爭取政治改革和社會公義的原動力。後來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經常唱頌的〈自由花〉,於1993年由詞人周禮茂撰詞,寄調臺灣歌手鄭智化〈水手〉一曲,描述的亦是1989年那跨越國界對自由的感動:

忘不了的 年月也不會蠶蝕
心中深處始終也記憶那年那夕
曾經痛惜 年月裏轉化為力
一點真理 一個理想永遠地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
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無論雨怎麼打 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 記著吧

忘不了的 留下了不死意識
深深相信始終會變真某年某夕
如此訊息 仍賴你跟我全力
加一把勁 將這理想繼續在尋覓
悠悠長長繼續前航不懂去驚怕
荊荊棘棘通通斬去不必多看它
浮浮沉沉昨日人群雖不說一話
不想清楚分析太多真心抑意假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無論雨怎麼打 自由仍是會開花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著吧
來自你我的心 記著吧

與此同時,他們亦寄望北京學生能成功推動中國的自由化和民主化,這樣便可以扭轉香港民主運動近年之頹勢,或至少讓香港人可以面對一個較珍惜民意的中國政府。這種港中兩地同仇敵愾的共鳴,原為渴求自由的感動,但因身陷大中華文化主義迷思而缺乏詞彙的香港人,卻將這種戀慕自由的激情註釋為「愛國」。這樣香港人就將一場為普世自由價值吶喊的社會運動,描述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

關注北京學運的不只有民主派,連香港親共分子亦因相信中國變天在即而「忽然民主」起來。民促會於5月20日在維多利亞公園發起集會,抗議中共當局頒佈戒嚴令,有5萬人參加。當日風雨交加,天文台亦於下午懸掛八號風球,但市民仍無懼風雨,遊行往新華社外示威。次日有逾百萬人上街遊行,而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亦於同日成立,由司徒華出任主席。支聯會在24日於維園集會,十萬名參加市民齊呼「李鵬下台」。而在27日為支聯會籌款的民主歌聲獻中華音樂會,香港大部分藝人均響應梅艷芳之號召而出力,象徵着支援北京學運之運動已成為全民參與的運動。到28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則有150萬人上街呼應,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多人參與的政治集會。連串的大型動員,使香港人告別政治冷感。雖然這些集會所爭取的是鄰國的自由民主,但亦是香港人首次為自己的共同命運團結發聲,透過反抗北京政權之抗爭自力救濟。是以這場運動可謂是香港公民國族主義的標誌事件。

13161864_444075382468838_2883389676294809791_o

可惜北京局勢之發展並不如香港人之期望。北京宣佈戒嚴後,軍隊逐漸在北京集結,到6月3日包圍北京城。軍隊於晚上十時開槍屠殺平民,除了抗爭者外,連路過的民眾亦未能倖免於難,死傷者數以千計。在木樨地,復興門和西單的情況尤其慘烈。軍隊出動坦克車與裝甲車駛過長安大街,走避不及者被這些重型武器撞傷,部分受害者甚至被活生生輾成肉醬。軍隊於6月4日凌晨進攻天安門廣場,劉曉波和侯德健等人與軍方談判,希望軍隊能向學生手下留情。到凌晨四點半,軍隊血洗天安門廣場,倖存的學生只得應劉曉波等人之呼籲撤退。之後北京仍有零星衝突,軍隊於街上巡邏,偶然開槍震懾民眾。軍隊於6月8日撤走後,中共隨即秋後算賬,大舉搜捕參與抗爭的學生、知識分子和工運領袖。

香港及西方各國傳媒目睹中國軍隊殘暴的鎮壓,並將種種暴行透過電視直播。香港人徹夜未眠,於螢幕上看到赤裸裸而殘酷的現實:香港人早已淪為亞細亞的孤兒,他們已被英國所遺棄,還有八年零二十六日香港人就要獨自面對這個草菅人命的暴虐強鄰。香港人與北京學生因共同面對北京政權而產生共鳴,但他們亦清楚明白因為香港仍非中國之地,才能保住性命與自由。一些香港人因而產生了倖存者的罪咎感,一方面強調香港人有異於中國的特殊身分,但同時又覺得特殊身分意味着對中國民主的特殊責任。如此塑造了一種有點自我矛盾的政治論述:香港人既要抗拒中共入侵捍衛本土,但要捍衛本土卻要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前提。

2009candlevigil1

不論如何,六四慘案還是促成香港公民意識之覺醒。北京屠城,迫使香港人而對赤裸裸的中國帝國主義威權。但在肅殺的氣氛下,不少尋覓自由夢的香港人仍然會為著自己的尊嚴,像后羿射日、嫦娥竊丹那般挑戰霸權。詞人周耀輝在〈天問〉如此描述香港人當年的心境:

抑鬱於天空的火焰下
大地靜默無說話
風吹起紫色的煙和霞
百姓瑟縮於惶恐下

誰挽起弓箭? 
射天空的火舌
誰偷仙丹飛天? 
月宮安守青天

縱怨天 天不容問!
歎眾生 生不容問!

瘋顛的 漆黑的火焰下
沙啞的叫喊是烏鴉
洶湧起一天丹緋雪花
千秋的咒詛何時作罷?
誰斗膽挽起弓與箭?
射天空囂張的火舌
誰不惜偷仙丹飛天?
月宮孤單安守青天

縱怨天 天不容問!
歎眾生 生不容問!

眾生 天不容問!
眾生 生不容問!
眾生 天不能問!
眾生 終不能問!

6 月 4 日,有 150 萬人於跑馬地出席黑色大會。支聯會原定於 6 月 7 日舉行罷市、罷課和大遊行,但該日清晨油麻地和旺角爆發可疑的騷亂。暴徒破壞中資銀行及國貨公司,最終警方要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司徒華恐有變故,決定取消當日的遊行集會。倘若當日之遊行集會如常舉行,其聲勢也許會比以前的政治集會都來得浩大,可惜騷亂之幕後黑手破壞抗爭的陰謀能夠得逞。

六四慘案嚴重打擊了香港人對前途之信心。相信《基本法》能保障一國兩制的受訪者,由 1988 年 9 月的 44% 急跌至 1989 年 10 月的 25%,而不信者則由 36% 急增至 69%。與此同時,香港人亦對民主更為渴求。在參與 5 月 21 日百萬人大遊行的市民中,有 92.1% 希望《基本法》能更加民主,有 74% 要求要在1997 年直選行政長官。而香港人之本土意識亦得以鞏固,於 1990 年有 56.6% 受訪者自稱為香港人,只有 25% 自稱為中國人。既然黨國分家於六四慘案後已不再可能,那麼抗拒北京政權,就無可避免地意味着抗拒中國。

不過,計劃移民的專業人士亦比以往增加,有 60% 的律師、75% 的藥劑師、80%的會計師及 90% 的公立醫院醫生考慮在 1997 年前離開香港。當時香港人的想法是:他們會參與建立民主而高度自治的香港,但北京政權若要強行將香港中國化,那他們會希望逃走,並在海外重建新香港。

在6月19日,46位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士發起港人救港運動,參與者包括民主派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以及親商界的李鵬飛和張鑑泉。他們一方面爭取政制民主化及制訂人權法,另一方面又要求英國賦予香港英籍華人居英權。部分爭取居英權人士曾高呼「建設民主中國」,這樣我們便不能將香港人對北京學運的關注,歸類為中國國族主義的社會運動。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由始至終都是以香港人為主體,他們爭取中國民主化,為的也是香港人的民主自由。若然中國無法民主化,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幫助香港人脫離中國:或是以高度自治阻擋中共之介入,或是乾脆讓香港人到海外重建新香港。愛中國,既是策略需要,亦是出於文化中國主義的情意結,但港人自救才是所有運動的真正主題。

原先抗拒民主化的商界,於此時暫時對政制改革採取開明態度。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於7月達成兩局共識,主張在1991年引入20個立法局直選議席,到1995年增至30席,並於2003年實施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而以羅康瑞為首的商界則提出四四二方案,建議在1997年將立法會直選比例增至四成,到2001年增至六成,並於2005年在特區政府同意下實行雙普選。民促會認同四四二方案是可行且可接受的折衷方案,而這亦是大部分市民之想法。根據民意調查,四四二方案贊成率減去反對率的淨值為62%,而兩局方案的民意淨值則為58%。

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為挽回香港人之信心,於10月11日發表施政報告時公佈要實行玫瑰園計劃,興建赤鱲角新機場、青嶼幹線、三號幹線等大型建設。香港政府亦擴展專上教育學額,並準備將理工學院、城市理工學院和浸會學院升格為大學。為了令香港人安心,政府決定按《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標準制訂《香港人權法案》,於1990年提交立法局首讀,並於次年6月通過。英國方面亦於1990年通過《英國國籍(香港)法案》,但此法案只肯將居英權頒予不多於5萬個家庭,而其評分準則亦明顯偏袒商人及工商專業人士。港督亦親自邀請五百名企業家申請,並以酌情權使他們不用像其他申請人那樣參與評分,使他們更易申請成功。最終工商專業人士的家庭得到26,486個名額,公務員家庭得到13,300個名額,而包括醫生、律師、教師在內的其他專業人士則合共只能得到5,814個名額。輿論批評居英權計劃之執行過於精英主義,造成社會分化。

13071994_444074242468952_2925239471643872347_o

中國卻無視香港政府正面臨認受性危機之現實,將這一切的政策皆視為英國的陰謀。北京政權明知啟德機場容量飽和亦無法再擴展,卻誣指新機場是英國欲榨乾庫房的圖謀。而支聯會在香港之活動更使北京政權感到如芒刺背,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指支聯會意欲顛覆國家,要香港人注意「井水不犯河水」。當時支聯會在政府默許下,與西方外交人員合作營救被北京政權追捕之民運人士。藝人梅艷芳出錢出力支援這個叫黃雀行動的秘密營救行動,而在澳門人脈廣的前藝人、人稱「學生王子」的鄧光榮亦無條件義助。北京政權因而對香港改取強硬政策。1989年10月31日,司徒華及李柱銘因高調支持天安門學運,而被逐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但六四慘案令不少親共分子信心動搖,北京政權便在1989年11月至1990年1月與港督、英國外相韓達德(Douglas Hurd)和前任駐華大使柯利達(Percy Cradock)秘密談判。北京政權容許1991年立法局直選議席由10席增至18席,而功能組別則由14席增至21席。北京亦准許1995年立法局不設委任議席,並由20直選議席、10選舉團議席及30功能組別議席組成。在1997年7月1日則會有「直通車安排」,讓1995年立法局自動成為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而英國則禮尚往來,默許《基本法》增設關乎國家安全的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中國人大於1990年4月4日通過《基本法》,並收緊對香港政制發展的限制,《基本法》四十五條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但政制改革的具體執行,卻是由附件一規定。在1997年後,由四大組別800人選委會負責提名及選出行政長官。在2007年後,則要按雙查方案的建議,在三分二立法會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及「人大常委會」皆同意之情況下才能啟動改革。最終仍必須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但《基本法》並沒有說明何謂「有廣泛代表性」和「民主程序」。

而《基本法》六十八條則指立法會可按實際情況循序漸進達成全會普選。在附件二中規定,2000年第二屆立法會中,有30功能組別議席、24直選議席、另有6席由選委會選出。在2004年的第三屆立法會,則功能組別及直選議席各佔一半。理論上在2007年可開啟立法會改革,但像行政長官選舉改革一樣,同樣要過三分二立法會、行政長官和人大常委會三關。事實上「循序漸進」不過是個虛詞:功能組別令親商人士能取得超過三分一立法會議席,而人大常委會亦是改革之把關者,也就是說,商界及北京政權均有辦法無限期推延政制改革。

除此以外,基本法七十四條亦規定立法會議員若提出涉及特區政府政制之動議,必須得到行政長官書面同意。一般議案只須立法會過半數支持便可通過,但議員動議卻要由功能組別議員和直選加選舉團議員分組表決,在每組均能過半數的情況下才能通過。這樣立法會議員便只能被動地決定是否支持特區政府的議案,令立法會淪為偶然可拒絕蓋印的橡皮圖章。

儘管直選議席只佔1991年立法局的少數,但18席直選已算是零的突破,民主派亦因而積極備戰。他們於1990年4月2日成立香港民主同盟,以民主抗共論爭取支持。當時香港人因六四慘案而對中國反感,在本土意識情緒高漲下,民主派以本土福利民生議題贏得支持。經過六四慘案洗禮後,民主與自由已成為香港核心價值,令親共及親商政團都要冠以民主、自由之名以圖蒙混過關。

13173135_444074749135568_4083876083266639032_o

雖然親共派能透過保守街坊組織動員,但六四慘案之血跡未乾,亦只得被反共的選民懲戒。親商派長期慣於被政府行政吸納,脫離群眾的親商派政客亦只得借用親共派的地區據點,其選情更是慘不忍睹。最終民主派於1991年9月12日的立法局選舉中大勝,取得16個直選議席。李柱銘得到74.6%的選票,司徒華亦能取得七成選票。民主派亦一躍而成立法局中的主要勢力。

為了與民主派抗衡,港督衛奕信委任了18名親商人士進入立法局。親商派的12位委任議員與8位功能組別議員於1991年11月組成後來發展為自由黨的啟聯資源中心。這時候親商派見北京政權重新鞏固,便故態復萌地反民主、保特權,再次與北京政權聯手打壓民主派。啟聯於1992年6月不惜打倒昨日的我,與媚共派聯手以24票對22票,否決重新確認兩局共識之議案。此時立法局內,呈民主派與保守派二元均勢對立之局。選情受挫的親共分子在中資公司的贊助下,於7月10日成立民主建港聯盟,為未來在選戰中敗部復活積極籌謀。

參考書目:
Roberti, Mark (1994).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Wiley.
Sing, Ming (2004). Hong Kong’s Tortuous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So, Alvin Y. (1999). Hong Kong’s Embattled Democracy: A Societal Analysi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Tsang, Steve (1997). Hong Kong: an Appointment with China. London: I.B. Tauris.
Wang, Zheng (2014).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ong, Pik-wan Helena (2000). “The Pro-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in Hong Kong,” in Tai-lok Lui and Stephen Wing-kai Chiu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記者協會(1989)。《人民不會忘記:八九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
司徒華(2011)。《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馬嶽(2012)。《香港80年代民主運動口述歷史》。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崔文華編(1988)。《河殤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廣告